《混沌少年时》与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新西兰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法律草案，拟禁止16岁以下人群在新西兰使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总理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免受社交媒体的危害。据报道，这一法律草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需核实用户至少年满16岁，否则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目前该草案仍有待国会通过。

在此前的思想周报中，作者李斯扬聚焦社交媒体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列举了去年澳大利亚颁布的禁令——2024年秋，澳大利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使用。这些公司有十二个月的时间来制定执行方案，否则将面临可能超过三千万美元的罚款。这一大胆的举措在公众中广受欢迎。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的澳大利亚人支持这项法律。

可预见的是，此类禁令必然受到相关科技公司的反对。根据法国24新闻台的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澳大利亚政策主管凯蒂·马斯基尔（Katie Maskiell）表示，“年轻人需要在网上受到保护，但也需要融入数字世界。这项禁令有可能将儿童推向更加隐秘且不受监管的网络空间，也可能使孩子们无法享受到网络世界的好处。”

尽管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多数人认为，社交媒体确实影响了我们与家人及朋友的日常关系，而多数家长对此极为担心。据《卫报》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英国公众支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目前在英国合法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年龄是13岁。许多父母在努力保护孩子在网上的安全时已经绞尽脑汁。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说：“不应该让16岁以下的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它让孩子们接触到了大量不可接受的内容，包括色情、裸露、欺凌和骚扰，而孩子们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这些。”

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儿童与社交媒体领域专家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表示：“很明显，存在一个不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父母在家里与社交媒体作斗争，却感觉得不到支持。有少数父母的孩子受到了严重伤害，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些父母已经行动起来。还有一些政客担心他们选区民众的抱怨，同时也想在灰暗时期找到一个正面的故事。此外，大型科技公司在各个方面都超出了监管范围......世界上存在大量的冲突和不确定性，而社交媒体似乎成了那个看似可以解决的问题。”

《混沌少年时》剧照

无独有偶，今年大热的英剧《混沌少年时》聚焦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该剧讲述了一名 13 岁男孩因涉嫌杀害同校女生而被警方逮捕，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个他人眼中的“好”孩子，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极端的罪行？公众号“声动活泼”作了以下总结——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们发现：孩子们在社交媒体上看似热络的留言、可爱的表情包背后，往往隐藏着羞辱、霸凌甚至煽动性的内容。许多孩子每天手机不离身，而他们在手机上经历的这一切，父母和老师却全然不知。

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长期关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其新书《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发精神疾病的流行》中提出，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过度保护的育儿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当代儿童大脑的“重塑”，以及随后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公众号“利维坦”翻译了他与《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奥尔加·卡赞（Olga Khazan）针对《混沌少年时》，以及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对谈，海特在对谈中说道：我们曾以为，只要孩子在卧室里上网就是安全的。智能手机的出现让我们几乎一半的孩子可以一直在线。剂量决定毒性——在1990年代，坐在父母的电脑前适度上网没问题；但现在孩子的整个人生都被困在一个以最大化“黏性”为目标的高度活跃商业平台上，这就有问题了。这是剧中关键的一点：那个男孩总是在自己房间的电脑前，父母对此感到不安，但并不觉得这是需要干预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过度保护孩子，在网络世界中却保护不足，这两者并不矛盾。这是对现实的真实陈述。

一些声音认为，人们或许夸大了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即使没有社交媒体，孩子们也会欺负彼此” 的观点。对此，海特强调：“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霸凌者还是会欺负人。但如果他们能有某种工具，大大提高了霸凌的便捷性与频率，那就真的会改变童年的面貌。过去，孩子在周末不能被欺负，夜里也不会被欺负。但现在是24/7全天候的霸凌，这也是为什么网络霸凌与自杀之间有紧密联系的原因。冷酷与恶意仍然会存在，但当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和变成每天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日常，它们造成的童年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面对“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会让他们无法享受网络的好处”的质疑，海特区分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不同。海特表示：“那些社交媒体所谓的好处几乎总是互联网的好处，而不是社交媒体的好处。互联网让人们可以认识其他人并且免费聊天。但当我们的社交生活被三四个巨头平台所主宰，而这些平台使用算法向人们推送内容，并以广告驱动的模式来优先考虑‘黏性’时，这就不再是‘连接’，而是操控与成瘾。”海特表示家长应该允许孩子在家里使用FaceTIme或其他方式，建立一对一的直接交流。海特强调：区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非常重要。一对一的同步交流非常好。而不健康的是各种“一对多”的表演，因为那正是女孩们陷入完美主义、精心编辑、反复斟酌每个词语的地方。发布内容这件事，尤其对少女产生了不良影响。

海特提到在他撰写《焦虑的一代》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例如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对于女孩造成影响的研究数据，但关于男孩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那更多是关于上瘾、暴力、毒品使用和极端主义的问题。对此，英国已积极开展相关教育。“声动活泼”在文章中写道：英国在中小学开设了一门法定课程"关系、性和健康教育"（下称RSE）。许多网络中出现的问题都会被纳入这门课程，帮助学生学会正确看待这些问题。例如，《混沌少年时》播出后，剧中提到的厌女言论——即对女性带有恶意偏见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RSE课程计划增设“反厌女”教学内容。然而，要形成一门系统的课程需要很长时间。RSE课程从提出到试点再到正式实施，历时整整 3 年。在此期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成年人提供的教育似乎总是略显滞后。

尽管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社交媒体的讨论日益升温，但上述禁令在实际执行方面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质疑者认为，针对社交媒体的禁令只会让不良信息从平台转移到游戏或通讯服务，并不能从根源上杜绝此类问题。其次，目前尚未明确对社交媒体的定义。巴斯泉大学心理学教授皮特·埃切尔斯（Pete Etchells）说：“目前，我们对于立法者所说的社交媒体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两个朋友在软件上聊天，算使用社交媒体吗？当加入第三个人时呢？使用软件上的状态更新功能，能算社交媒体行为吗？最后，过于严苛的禁令往往难以保证效果。2011年，韩国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16岁以下儿童在午夜到早上6点之间玩电子游戏，试图解决人们对电子游戏成瘾的担忧。十年后，该国意识到这项法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孩子们找到了绕过禁令的方法，而且身份盗窃案件有所增加，于是废除了这项法律。尽管可以通过年龄验证来落实禁令，但该做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用何种年龄验证方式，这些信息如何收集以及由谁来收集。社交媒体公司仍坚持认为年龄验证应该是应用商店的工作，但政府认为科技平台应承担起这一责任。而在一些学校，YouTube、WhatsApp等软件已经是学生观看视频、教师布置作业的常用工具，如果允许青少年使用这些软件，在理论上同样可能使他们接触到潜在的不良信息。

澳大利亚总理曾表示，设置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和设置饮酒最低年龄是一个道理——先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环境，让他们健康成长，等到他们具备更强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后，再去面对这个复杂的数字生活空间。然而，或许与设置饮酒最低年龄不同，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将会需要更为细致的考量。

引用文章：

澎湃思想周报｜社交媒体与儿童心理健康；尼尔·盖曼性侵丑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036856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41129-social-media-companies-slam-australia-s-under-16-b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5/feb/22/social-media-bans-for-teens-australia-has-passed-one-should-other-countries-follow-suit

长大就懂了？不让中小学生用手机，大人们究竟在担心什么？｜Knock Knock 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vIGL1k4sOSGHHaVcMnAaaQ

焦虑的一代：与乔纳森·海特就《混沌少年时》的对谈：https://mp.weixin.qq.com/s/uwKkwuH_piYyGUgUzIcfGw

自雇陷阱：企业家工作伦理让美国疲惫不堪

近年来，“斜杠青年”、“自由职业者”、“副业达人”等概念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人公司”的工作方式成为无数人追逐的理想。在疫情推动下的全球化数字经济时代，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约工等平台从业者更是呈爆发式增长。看似多元自由的职业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与矛盾。

哈佛大学科学史讲师埃里克·贝克（Erik Baker）的新书《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工作伦理如何让美国疲惫不堪》（Make Your Own Job: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 Exhauste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5）试图解构这场看似解放实则充满控制的“一人公司”热潮。本书不仅剖析了数字平台经济与传统的多层次营销公司的惊人相似之处，更深入探讨了“企业家工作伦理”（Entrepreneurial work ethic）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的历史渊源，以及这种思想如何从一个激励性口号演变为将社会风险转嫁给个体的意识形态工具。与此同时，贝克指出，这种自我雇佣的工作模式正在引发全球性的“大疲惫”（Great Exhaustion），人们在追逐所谓自由与灵活的同时，实际上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与身体耗竭。

《创造你自己的工作：企业家工作伦理如何让美国疲惫不堪》书封

贝克在书中追溯了“企业家工作伦理”的历史脉络。这一概念并非近代产物，其核心理念可追溯至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民众被主流媒体鼓励“创造自己的工作”。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和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等自助成功学大师当时提出的理念，与今天硅谷科技公司的宣传口号如出一辙：做你自己的老板、赚取与你价值相符的收入、创造自己的安全感、实现真正的潜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曼·文森特·皮尔，这位1952年出版《积极思考的力量》一书的牧师，不仅是特朗普家族的好友，还从教堂讲坛上公开抨击新政、工会和世俗主义。据贝克所述，皮尔将神学和心理学模糊混合，宣称几乎所有人类困境都可通过“信仰态度和对神圣能量的接受性”得到改善。这种将结构性问题个人化的思路，成为后来企业家精神话语的重要基础。

随后，哈佛商学院等学术机构为这种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休息时间、薪酬体系等因素，并推崇领导力作为核心美德。贝克在书中指出，彼得·德鲁克和汤姆·彼得斯等管理学大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最终导致创业教育在美国大学校园遍地开花，并成功输出海外。企业也开始借用这一理念，称呼员工为“伙伴”或“团队成员”，暗示即使是普通工人也应当超越“齿轮”身份，将自己打造为“超级个体”。

贝克在书中认为，现代平台经济与传统多层次营销公司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优步、Lyft、DoorDash和Taskrabbit等平台公司采用的话术与雅芳、安利等公司几乎一模一样：摆脱朝九晚五、逃离坏老板、避免被裁员风险、获得更大自由。然而，“所有平台最终所做的，就是利用互联网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加剧劳动力的原子化，并利用算法反馈增强公司在没有直接管理监督的情况下约束工人的能力。”（260页）

书中揭示的核心洞见是，企业家工作伦理已从一种商业实践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将原本应由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个体工作者。

在传统就业模式下，雇主需要提供稳定薪资、医疗保险、退休金、失业保障等福利，同时承担市场波动风险。而在平台经济模式中，这些风险悉数转移给所谓的“自雇者”。贝克指出，平台公司巧妙地将工作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而非“员工”，从而规避了雇主责任。

更微妙的是，这种风险转移还被包装为“自由”和“机会”。平台工作者被告知他们获得了自主安排时间的权利，可以“想做就做，想停就停”。但实际上，许多人根本不能停，需要在多个平台之间疲于奔命，拼凑足够收入以维持生计。这种将三份零工拼凑在一起以获得曾经单一工作提供收入的状态，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一种新形式的桎梏。

“企业家工作伦理”的修辞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它将经济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个人，而非系统性问题。当一名优步司机收入不足或得不到医疗保障时，问题被框定为个人缺乏足够的“企业家精神”或“创新意识”，而非平台经济本身的结构性不公。正如贝克所写：“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梦想无阶级的方式”（18页）——这句话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如何掩盖真实的阶级分化。

这种企业家工作伦理与平台经济的结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是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彻底模糊。贝克认为，在企业家精神的驱使下，工作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热爱你的工作”不只是鼓励，而成为一种压在每个人身上的道德要求。

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崩解。美国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历来与全职雇佣绑定，而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越来越多人掉出了这一保障网。贝克隐含的批评是，这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特定政策选择和权力分配的产物。

第三是新型不平等的出现。贝克指出，生产力与薪酬的链接早已断裂，财富主要流向CEO和平台所有者，而非创造价值的工作者。平台经济不仅没有打破这种不平等，反而通过“算法黑箱”等机制强化了它。那些已经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如少数族裔、移民和低收入人群，往往更容易被迫接受平台工作的不平等条件。

企业家工作伦理在不同时代以不同面貌出现，但其核心功能始终如一：在资本主义制造的工作稀缺和不平等中，为个体提供一种看似可行的出路，同时巧妙地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责任。

贝克的反思在“大辞职”浪潮和“反工作”运动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及时。2021年，约4700万美国人辞职（270页），许多人转向所谓的“自主创业”模式。然而，这看似是对传统工作的反叛，实际上可能是“企业家工作伦理”的另一种体现。贝克写道，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工作伦理，也是一种反工作伦理——它批判现有的工作方式，同时推崇一种新的、同样要求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模式。

在寻求改变现状的同时，人们或许应当认真思考：真正的解决之道不是简单地从一种工作形式逃向另一种，而是重构整个劳动体系，使之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而非将工作——无论是受雇还是自雇——变成永无止境的自我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