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失陷，沦陷区的人民有的颠沛流离于内迁途中，更多的则留在故乡，不得不在伪政权统治之下，成为一个“良民”。本文介绍《良民日记》一书，通过一个身在沦陷区的“良民”的所见所闻，反映沦陷区伪政权的统治与人民的生活。

《良民日记》一书署名“未名”，由香港的申萱出版社出版于1940年。申萱出版社的具体背景不详，不过现存该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皆为抗日读物，如《汪日秘密协定》，此书自然也不例外。在这本单行本之前，《良民日记》最初连载于1939年的《自由谭》（《论语》因上海沦陷而停刊后，其主编邵洵美继而在上海租界创办此刊物）上，署名“念萱”，连载三期后随着《自由谭》的停刊而不了了之。

“念萱”是林达祖的笔名。林达祖，苏州人，抗战爆发前曾为《论语》撰稿，并一度担任编辑。抗战爆发后，林达祖在苏州为《自由谭》撰稿，由于苏沪两地因交通阻绝而互不知晓，故而林达祖为《自由谭》写了不少文章介绍日军统治下的苏州。文章写出后，不惟在上海受到欢迎，当期的《自由谭》亦在香港被抢购一空——因为在香港避难有很多江苏籍人士避难。

这类文字，林达祖自称是“据实而写，不需多加修饰”，《良民日记》即为其中之一。尽管这本书算是日记体小说，不过从苏州沦陷开始，林达祖即在苏州任教，故而目睹了苏州在日军占领下的社会实态，同时他是每天写作《良民日记》而非临时拼凑。

据《新闻报》报道，这本《良民日记》的单行本在香港出版后，亦被抢购一空。但是据林达祖所说，单行本的出版不惟他不知情，也不知是何人所为，甚而想与之交涉版权事宜而无果。而后，徐蔚南（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特派员，派驻上海，负责向上海租界各报馆传达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方策）送给林达祖50元加以奖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林达祖本人与国民党政权方面当无组织联系，亦非奉命作文，故而对这奖励感到“莫名其妙”。

抗战结束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回苏州老家的路上，即在看《良民日记》一书，大概是借此了解苏州沦陷期间的情况，由此可见此书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此书虽名为日记，但因为是公开刊行的，在内容与风格上都要应读者的需要——风格上一如《论语》的诙谐、讽刺文风，内容则集中描述伪政权的统治，而不像一般的日记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即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我这日记，名为‘日记’，实则‘杂记’。旧小说中每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之语，我则‘有话则写，无话不写’，盖取宁缺毋滥之意。”

《良民日记》从1938年10月2日记起，至1939年2月10日结束。书中所记，许多皆为教育领域的内容，的确应当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一开篇，该书论及在苏州，由伪政权举行的祀孔大典，作者行文带有鲜明的《论语》风格即显现出来。此次祀孔大典结束后，发行特刊，刊有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的《明礼篇》，作者称此文“洋洋千言，头头是道，对于孔圣学说，颇多阐发”，接着，笔锋一转，嘲讽道：“所缺然者：陈‘省长’对于孔子的‘夷夏之防’及‘攘夷狄’这类思想，似欠研究，所以文中并无说到。”

陈则民在施政计划的教育部分中称：“若因灌输科学知识而废弃礼教之熏习，不能成为吾中国人；若欲保存礼教，泥守古训而蔑视科学，亦不能成为现时代之中国人。读经亦然，若将五经一一遍读之，经生难多，何裨世用？必切于日用伦常者，躬行而实践之。”

对此，作者借社会上的人之口评论道：“陈‘省长’不废弃‘鞠躬如也’（暗指中国人对日军敬礼）这类礼教之熏习，同时也不泥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古训，读经也只读‘亲仁睦邻’诸句之切于日用伦常者，并不去读‘夷夏之防’及‘攘夷狄’这类无裨世用的话，所以陈‘省长’才是吾中国人，才是现时代之中国人。”

武汉沦陷后，苏州城内日军、伪政权四处张贴“庆祝汉口陷落”之标语。对此，作者嘲讽道：“‘庆祝汉口陷落’的六大字，用之于‘友邦’（指日本）人士，当然合理；中国人写这标语，在文义上总欠通顺。汉口是中国人的领土，汉口克复，才得庆祝，汉口陷落而曰庆祝，何从说起？”无论是恢复儒家传统，还是诸如“陷落”之类的名词，这些都反映出了日军与伪政权宣传工作中内生的矛盾，作者的这些看法自非作者一个人的见解，故而这类宣传的成效，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这一庆祝仪式过后，作为江苏省代表参与“救国大会”的潘经耜，盛赞庆祝者的精神，此时恰有一个卖饼的人“力骂苏人之不要脸”，潘经耜则称“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旁边则有人说“像你老先生是仁者呢？还是智者？”潘经耜“瞠目不知所答”。

总的来说，广州、武汉沦陷后，要悬旗（指伪政权的五色旗）庆祝；双十节、日本的天长节与建国节要悬旗庆祝；伪政权的大员到了要悬旗庆祝，日本的大员到了也要悬旗庆祝；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此时成为了中国的“更生纪念”，自然更要悬旗庆祝；至于苏州成立“自治会”等伪组织的纪念日则数不胜数，同样仍要悬旗庆祝。

这样一来，“佳节既多，纪念亦多，大员更多，所以三日一悬，五日一挂，大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概。弄得商民人等，旗虽遵命悬挂，心却七昏八倒缠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事”。不久后，苏州伪政权又在立春举行迎春典礼，作者感叹道：“真谁也料不到，‘友军’（指日军）一来，苏州乐事，竟层出不穷。”这类节庆异常之多，当然不是日军为了丰富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是为了借此宣扬日军与伪政权的理念与塑造他们的形象。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游行庆祝中，其中小学生的参与尤其值得注意。每逢这类节庆，小学生也奉命放假半天，由教师率领，参加游行庆祝，并被发给饼干糖果与手帕，以示奖励。作者感叹道：“我觉得王道乐土中的小学生，仿佛成了公家雇用的小堂名，逢有‘友邦’的喜庆大典，他们总有份的。”作者观察到日军特别喜欢组织小学生参与此类活动，固与作者在学校工作不无联系，但也未必不是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日军将宣传重心放在小学生身上的原因，则是不言而喻的。

日军宣抚班在管制人民思想方面，不惟从宣扬孔孟之道、中国传统民俗着手，更是援引曾国藩的相关言行。如以曾国藩虽功高权重但无意于反清引申到“主张抗日者必遗臭万年”，同时令各学校向学生详细解释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这当然是用昔日的太平天国影射国共两党。

至于书店所卖的书，历史教科书已无下册，因为论及中日问题；国文教科书只剩旧书，因为1927年以后所编的国文教科书中收录了国民党要人的作品；此外，印有“总理”遗像、南京国民政府国旗的书，甚至早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因为当中收录有“九·一八”这一词条，竟也都被从书店中剔除。

教育方面，因为苏州沦陷，许多学校迁至上海租界，于是江苏省教育厅订立申请复课办法，要求外迁之学校限期迁回原址，申请复课，如延不申请，当局将查封其校产、校具，发给其他学校使用。这一命令自然没什么效果，直至抗战胜利，苏州的教育事业仍远远逊于战前。

同时，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秦冕钧发表告青年学生及家长书，称迁往上海租界的学校“设备之不完全，犹其余事；且托庇于外人之下，是否安全，亦宜审之”。对此，作者嘲讽道，此语后应加上一句“托庇于‘皇军’之下，绝对安全，不用审之”。这同样又是日军与伪政权宣传内容中矛盾丛生的体现。

经济方面，《良民日记》记载道，江苏全省营业税处处长由陈则民的女婿王伯平充任，他恢复了过去的厘捐，各处设卡，征收过境税，导致商民颇有“方命虐民”之怨。

沦陷之初，日军的暴行自不必赘述，沦陷区的日常生活恢复以后，日军的压迫仍然一直存在。苏州电话局登报招收女接线员，因为当时一般人普遍穷困而需要找到工作，故而许多人都争着报名。结果，作者却听到一个面试完结束的张小姐说，面试官为日军官佐，面试时竟然问“你会不会唱歌？你会不会跳舞？你会不会喝啤酒？”她的回答全是“不会”，故而没有被录取，自己也不敢被录取了。对此，作者嘲讽道：“假使我将来生了女儿的话，我定要先予以唱歌跳舞与喝啤酒的训练，否则恐在王道乐土上永远找不到女子的职业。”

可叹的是，《良民日记》的作者林达祖，后来却由章克标介绍，用化名入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伪职。尽管他为了不背负骂名，用化名担任伪职，不过此举用章克标的话来说，“无异于掩耳盗铃”。不过，今天所见，林达祖在担任伪职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看不出什么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与回忆文字等，没有为伪政权摇旗呐喊。

此外，1944年，林达祖在伪政权治下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当万方多难之秋，人间已没有王道乐土，若仍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老话来夸耀苏州之宏福齐天，那是自欺欺人之语”。这一方面反映出直至此时，苏州的情况大概距离林达祖笔下的1938、1939年苏州的情况，不会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林达祖此时尚能发表这类异于日军与伪政权宣传的言论，除了反映出当时伪政权治下微妙的舆论环境外，同时多少也折射出了像他这样，普通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伪职之后，心中存在的自身生存需要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张力。

最后，回到《良民日记》本身，本文仅仅是介绍整本书中突出的以及笔者所认为近于事实的部分，其对于日军与伪政权在苏州的奴化教育、组织各类伪组织、伪政权内部的人际网络、政府人员的知识结构、社会上一般人的观感与流传的传言均有记载，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与辨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