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延续了其第一任期对外政策的摇摆性、内向性与随意性的风格。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波及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欧盟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遭到中国与欧盟反制。

随后，特朗普宣布美国暂停实施针对多个国家的关税加征，声称同中方进行关税谈判时不会采取“强硬态度”，将大幅降低对华关税。但缺乏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美国政策调整不仅损害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利益，更损害了美国自身国际形象，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也将损害美国长远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规划者之一科德尔·赫尔就试图用经济开放重建战后秩序。他的追随者常引用的历史箴言是：“如果商品不能越过边界，军队就会越过边界。”为应对英帝国特惠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扮演了世界经济“最后进口者”的角色，向世界开放国内市场。此时的美国甚至在对等贸易自由化、互惠贸易等方面降低要求，允许欧洲与日本实施带有歧视性的贸易政策。美国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培育了其消费能力。低关税发挥了比援助更重要的作用，使得世界三分之一的民众受益。美国的市场开放获得了长远回报。开放国内市场不仅推动了盟友经济复苏，全球市场纽带还加强了美国与盟友间的关系，也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走向了自身成功的反面。面对国内制造业衰退，美国试图诉诸历史上曾使用过的保护主义。19世纪后半期，美国国内产业成长就一度与霸权国家英国的经济与产业相对隔离，用关税政策保护幼稚产业成长。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却是反面教材。在经济全球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关税是实现制造业崛起的理性选择。但今非昔比，“脱钩断链”与“贸易保护”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会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即便坐拥庞大国内市场的美国也不例外。

新时代的中国已逐渐具备一个“超大市场规模”。在过去40年，中国减贫8.5亿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通过有效减少贫困人口，让更多民众获得发展机会，中国孕育了众多消费者，形成了一个超大市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也拥有四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巨大。

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8万亿元，同比增长3.5%，规模稳居全球市场前列。超大市场规模让中国能更从容面对美国极限施压，更沉着应对美国威胁讹诈。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与优势不仅为中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还为世界各国在面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面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被人为切断时有了替代选择。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进口增长空间巨大。预计到2030年，仅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就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

回应贸易保护，中国正在更加开放。中国有序扩大商品市场对外开放，承诺对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中国积极发挥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促进作用，通过“买全球”，实现“卖全球”，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通过大幅开放市场回应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大幅开放市场，中国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全球南方”，为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通过大幅开放市场，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更透明和更可预见的市场秩序；通过大幅开放市场，中国也必将在全球获得更广泛的合作伙伴，进而赢得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中国以“大幅开放市场”回应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保护。大幅开放市场的中国不仅让世界各国受益，也让新时代的中国能更深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让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得以推进，让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

（作者黄琪轩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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