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的公映，为我们重拾战争记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真相提供了另一种方式。但是，在日本的文化中，影像却展现出日本社会对战争暧昧、分裂的记忆叙事，使得美化军国主义、掩盖战争责任等问题浮出水面。

9月20日下午，思南文学之家迎来一场聚焦近代日本战争史的深度对话。围绕“影像中的抗战记忆叙事：日本缘何走上军国主义‘暴走’之路”这一主题，《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作者、历史学者沙青青，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作者商兆琦展开对谈。

两本著作互补，勾勒日本扩张历史脉络

分享会上，沙青青首先介绍了两本书的差异化定位：商兆琦的《“无责任”的帝国》以“通史”形式，串联1895年甲午战争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50年历史，清晰呈现军国主义从发展到失控的完整脉络；《暴走军国》则以更注重历史片段细节，补充关键人物与事件细节，二者形成“通史+特写”的互补关系。

理解近代日本，1895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署，为日本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道路定下基调。“1895年是理解近代日本的关键起点。”商兆琦解释，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攫取巨额赔款与台湾殖民地，这笔“不义之财”不仅未解决其内部矛盾，反而埋下隐患造成很多历史问题。

沙青青、商兆琦对谈。

 商兆琦举例，1895年到1945这50年间，日本的扩张如“吹气球”般，势力范围越扩越大，但也最终走到了即将“破裂”的时刻。

沙青青进一步补充，甲午战争前日本议会与政府冲突尖锐，战争“化解”了内部矛盾，这种“以对外战争转移内部危机”的模式，在此后日俄战争、侵华战争中反复上演，形成危险的历史惯性。

从制度到文化，揭示军国主义“暴走”的深层逻辑

对话中，两位学者从制度设计与文化心理双重视角，剖析日本军国主义失控的根源。沙青青指出，1890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和常备军之数量，但天皇实际上并不会去亲自指挥军队作战；军方与内阁平行且相互牵制，这就导致二者不断通过激进的手段竞争，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军失控和无责任状态的形成。

商兆琦则以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的“抬神轿”比喻日本近代政治结构：天皇如同“神轿中的神像”，象征权威却不承担实际责任；“抬轿人”（政府与军方）频繁更替，没人愿为最终结果负责；围观者（民众）的情绪又进一步推动事态走向极端。这种“无责任体系”导致没有人愿意为战争负责。

《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

《“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

到1944年底，日本军事方面不断失败，美军兵锋直指冲绳，即将进攻日本本土，日本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军方，都深知战争难以为继。谈及1945年日本投降过程，两位学者均强调其“被动性”与“迟滞性”：即便美军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日本统治集团仍因“不愿承担投降责任”反复拖延，直至天皇发布投降命令才终结战争。沙青青提到，“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投降令来得太晚，导致了更多灾难。”

商兆琦认为，日本当时对“国体论”的信仰也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所谓“国体论”是指天皇统治国家的形态，最重要的论点是主张天皇是国家之“主”，国民是天皇的“臣民”，将天皇塑造成类似“神”的存在。商兆琦认为，在日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战争，天皇的权威被推得越来越高，又因为巧妙的政治设计，所有的责任都没法追到天皇身上，天皇不断地被神化，“最后天皇为什么那么害怕做决断？也是怕把责任归到自己的头上来。”

活动最后，两位学者共同强调，梳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暴走” 史，不仅是为还原历史真相，更在于警惕“以战争转移矛盾”“逃避责任”等危险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