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张蒙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新民说，2025年5月版，58.00元

读张蒙主编《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不仅能够了解口罩在近现代东亚历史中的使用情况，而且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收获是有关图像学与图史互证研究的图像史料和相关研究。

在该书“导言：东亚的口罩世纪”中，作者简要地回顾了医学史领域中对于口罩的研究状况。文章指出在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学者重新思考口罩的历史：“由于新冠疫情的刺激， 口罩史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大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3页）这的确是疫情改变世界的一个学术史例证，口罩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有待挖掘和发展。该论文聚焦于东亚地区，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的学者的八篇论文，既是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研究口罩这一全球化的卫生用品的使用历史，同时也是从口罩的使用历史这一独特的视角去研究防疫与国家治理、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内在关系。

作者认为，近代第一个撰写口罩历史的学者很可能是伍连德（1879-1960）（同上）。伍连德的祖籍是广东台山，出生于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19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身份、教育背景和经历使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学史家在中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与防疫的先驱者，在他身上还被投射着近现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元素。他本人撰写的英文专著《肺鼠疫论集》（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于1926年在日内瓦出版，“虽然他的研究存在着鲜明的进化史观的倾向，但其搜集到的许多珍贵史料已成为我们日后研究的重要起点”（4页）。现收入本书的《口罩的历史》选自他这部著作中的第七章第二节“个人防护”，以文献、图像等史料论证口罩从欧洲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和中国清朝的发展过程。

英国医学人类学教授克里斯托·兰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的《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从人类学和图像研究的视角研究口罩在防疫中的视觉意义，是一篇视觉独特、论述深刻的重要论文。本书主编张蒙的论文《“伍氏口罩”的由来》从热带医学史和细菌学史入手，论证了口罩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呼吸器”到“口罩”的转换发展状况。美国学者禹夏（Sarah Xia Yu）的论文《口罩与地缘政治：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在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聚焦在东北鼠疫防疫工作中的美国防疫人员理查德·P.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拍摄的许多照片，补充了我们一直未能看到的美国医师视角。

在新冠疫情初期，日本采用了较为“和缓”的防疫政策，本书收录的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的论文《日本和亚洲的新冠政策历史背景》强调，日本政府之所以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期待民众自觉戴口罩，这是明治时期以来的“教化”理念的延续，是政府和民间机构紧密合作的结果。日本学者住田朋久在他的论文《日本的鼠疫口罩：思考1899年德国的辩论和大阪医患的苦难》中考证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日本经历的鼠疫情况。韩国学者玄在焕的论文《日据时期朝鲜卫生口罩的出现与普及》指出朝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大规模戴口罩的情况，而且在3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口罩有效性的声音，可能与朝鲜的反日舆情有关。本书最后一篇论文是玄在焕、濑户口明久和白玫共同撰写的《关于东亚戴口罩社会历史的若干思考》，该文是对2020年召开的一次线上工作坊“东亚社会戴口罩的社会-物质史”的介绍和总结，并提出了继续深入研究口罩史的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工作坊第一组的讨论中，三位发言人重新审视了“口罩源自东北”的观点，指出在1899年德国和日本就已经提出使用口罩预防鼠疫，早于1910年的东北鼠疫。

总的来说，这本聚焦于东亚口罩使用历史的研究论文集从医学史、防疫史、人类学和区域政治史等多种维度重新挖掘了潜藏在人们所熟悉的“口罩”之中的研究视角与问题意识，初步揭示出在东亚地区口罩的生产、使用与传播过程中存在与衍生的公共治理、身份象征、权力话语和文化转译等问题。当这些议题放在整个东亚近现代史的研究场域中，所凸显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科学理性与公共治理之间的磨合与冲突，是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中不应缺少的一环。

在这本文集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面向是关于口罩的历史图像研究，这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伍连德在他的《口罩的历史》（吉祥译）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图像的问题，但是采用了多幅图像作为历史依据，表明了对图像史料的高度重视。图1-1《16世纪鼠疫防护服》（10页）描绘了在十六世纪针对鼠疫防疫而使用的特殊服装，“它由一个填充有香料的喙状面具和一件用皮革或油布制成的衣服组成。在之后的几年里，面具还装上了水晶制成的眼镜。有时医生会踩高跷或骑马去探视病人。施蒂克（Sticker）在收集许多关于使用这种服装的参考资料后说，亚历山大港的检疫官拉多尼医生（Dr. Lardoni）总是骑马离家，他和他的马从头到脚都被油布遮蔽。虽然有着各种防护措施，拉多尼还是感染了鼠疫并死于1835年”（9页）。在注释中看到施蒂克这部著作出版于1908年，但是没有说明在伍连德这部著作中使用的这幅防护服图像的来源出处。图1-5《棉纱布口罩的佩戴方法》（18页）应该就是文中所讲的1921年疫情爆发后的“我们的最新口罩”的佩戴方法，是一种比较简易、实用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口罩佩戴方法与此基本相同。伍连德说，“在工作人员和群众都不熟悉肺鼠疫的地区，佩戴口罩会显得很可笑或被认为没有必要。”（24页）在1918年山西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政府和公众都对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在春节穿着古怪的服装（丧服）表示不满（25页）。这种看法或不满直到今天也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现。

克里斯托·兰特里斯的《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Christos Lynteris，Plague Masks: The Visual Emergence of Anti-Epidemic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Medical Anthropology，Vol. 37, No. 6，2018，pp. 442-457；赵怡晨译）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医学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相结合的论文，该文运用各种图像和文献史料深入地阐释了东北鼠疫时期的口罩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应该注意的是该论文发表于2018年，所描述的情景和阐释的观点在一年多之后世界各地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证实。作者从图像的视觉切入：2013年12月1日《南华早报》周日刊的封面视觉设计和封面故事图像，“大多数图像捕捉到的在不同场景中的人物，都戴着各种各样面部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PPEs）……将这些图像放到一起，口罩便充当了一种意义层累的次级能指符号（second-order signifier）。通过将新型病原体组装、整合为一种切实存在的生存风险，这一图式实际上也为控制‘下一场大流行’的科学手段提供了辟邪式的承诺。”（33页）但是，他发现在对防疫口罩的研究中几乎都未从“面具”（mask）一词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他对此感到困惑（34页）。因此，他说“在本文中，我着力回答这个被忽视，但在人类学意义上相当重要的问题：盖住面部或面部孔窍的防疫装置，应当被视作科学语境中的面具吗？又或者我们应该将此名称简单地视作传统的延续？在流行病学语境中研究这类面部佩戴技术的使用和发展时，我们是应该完全接续关于面具的人类学文献，还是转而从其他民族志学、符号学或社会理论领域中寻求理解这一现代生物医学现象的工具？”（同上）当使用“面具”这个概念来描述人们熟悉的口罩的时候，会有某种奇异的感觉。译者对此也加了注释来说明：“本文在多个意义上使用‘mask’一词，结合具体语境将之译作‘口罩’‘面罩’‘面具’等词，请读者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双关语义。”（同上）这的确是在阅读中应该留意的概念语境与内涵的变化。

从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来看，面具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广泛社会行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在此主要依据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意在考察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时期出现的个人防护用具，讨论面部佩戴的个人防疫装置是否应当被视为一种面具。我将通过这项研究说明，这发明不仅具有面部佩戴用具以阻止感染这一细菌学上的意义，而且使那些环绕口鼻的布料织物成为类型转换的媒介——在这一转换中，佩戴者成为‘卫生现代性’中的‘理性’臣民。我认为，个人防护装备的出现与科学时代中面具及其符号意义的转化密切相关——这本质上是一个不可简化的视觉过程，即使未体现防疫活动的仪式化，也彰显了现代防疫技术的核心，即一种以设计为驱动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潜力。”（35-36页）本来，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人，佩戴口罩的行为自然表明了对于卫生防疫的公共性和理性的认同，因此所谓“卫生现代性”的“理性臣民”头衔是无需特别册封的。但是作为一种视觉上的改变——佩戴口罩的确带来一种人类面部的视觉识别的变化，把它看作是“一种以设计为驱动的主体化”的过程，的确值得思考和研究。

其实，如果从图像学研究的视角来看，问题会更加明晰和凸显。W.J.T.米切尔（W.J.T.Mitchell）的《元图像：图像及其理论话语》（Metapictures: Images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ory，唐宏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二章“关于面孔：主题与譬喻”论述了视觉中的面部裸露或遮蔽所产生的意义联系。他指出：“面孔——无论是指表面（sur-face），还是这个表面所揭示的深度，正如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 所认为的那样，都是人身体中保持赤裸的那部分，因此也是身体隐藏和伪装的最大潜力所在。蒙上面纱，或者仅仅用墨镜遮住眼睛，就会自动让人感觉有点挑衅意味，甚至咄咄逼人。……过去两年（2020—2022年），全世界都陷入一种由疫情流行而来的强制性的面部遮盖制度中，它将口罩变成了公共卫生的象征和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同上书，31-32页）无论是疫情流行期间的佩戴口罩还是来自国际新闻中的面纱、头巾，人类面孔的裸露与遮盖在视觉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敏感性，是视觉文化中最为关注的对象。在图像中出现的戴防疫口罩的面孔不仅仅是记录在历史档案中的生命关切，同时也是对各种管制以及社会心态、舆情的刻录。

1910年秋天，死亡率百分之一百的东北鼠疫暴发于中俄边境，引发了涉及中、日、俄三国的生命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他采纳了空气传播理论，积极宣传使用防护口罩。1911年4月，在奉天万国鼠疫会议上，伍连德为国际代表展示了一本题为《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集（1910年10月-1911年3月）》（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December 1910 - March 1911）的摄影集。摄影集包含了六十一张照片，带有中英文题注，“它与俄国人、日本人的类似摄影作品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40页）。摄影集的视觉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从对哈尔滨的鸟瞰开始，越来越深入这个受难的城市；在全景式的图像之后，镜头聚焦于傅家甸苦力社区内部的黑暗景象，然后就是伍连德领导下的防疫措施：焚尸、隔离、实验室工作、数据统计、挨家挨户检查、接触者隔离、消毒、流动救治、援助穷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焚烧那被认为滋生鼠疫的地方。兰特里斯发现在这本摄影集中，口罩从头到尾都如此突出，甚至可以说口罩才是伍连德的摄影叙事的中心。在这六十一张照片当中，有四十七张是人物摄影，其中又有三十二张拍的是戴着口罩的人。镜头中一共有两百三十个人戴着防疫口罩，无一例外都在摄像机前摆好姿势，紧紧地挤在一起。防疫人员通过口罩来显示自身，白色口罩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人像效果：不戴口罩的人往往与周围景观融为一体，而口罩的白色轮廓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几乎所有伍连德手下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形成了一种视觉对比，强调了防疫的统一战线。这种整齐划一的口罩奇观既体现在单独的照片里，又贯穿在整个相册中（40-41页）。图2-1所示是摄影集中的第二十三张照片“第三区防疫执行处员役”，前面一排是身穿实验室大褂的医生和他们的助手，后面一排是穿着连身工作服的“苦力”和马车夫，都戴着口罩。第二十七张照片“第四区员役”也是拍摄了三排戴口罩的防疫人员。兰特里斯指出：“统一戴着白色口罩的景象，模糊了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阶级和职业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这种不信任感的实际体现。这一景象也突出了伍连德的卫生模范军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反差——‘背景’以傅家甸的脏乱街道转喻了感染者和接触者的落后。这种视觉模式与伍连德将鼠疫归咎于移民苦力的整体策略相一致……伍连德的摄影不仅仅是说明性的，而且从视觉上构建了一种基于阶级的病原学，进而支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他将中国统治阶级从疫情灾难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转而将责任推向另一种人类学类型上的人群——这些已经被东北舞台上的国际参与者视作应对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负责的人：苦力。”（41-42页）从防疫人员集体戴口罩的行为到在摄影图像中刻意凸显这一群体形象，当然带有以视觉图像建构防疫叙事、进而建构现代性国家政治形象叙事的意图。

当然这已经不是伍连德的发明。自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第三次大流行以来，全球鼠疫摄影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修辞术。如戴维·诺克斯·格里菲斯（David Knox Griffith）在香港鼠疫中拍摄的照片，身着白色制服和白色头盔的英国士兵被描绘成一种净化的力量。历经全球各地大众媒体的复制传播（包括摄影和石印版画），士兵成了偶像般的人物。但是兰特里斯也指出了伍连德的用意有不同于格里菲斯的地方：“在1894年香港鼠疫照片当中，控制疫病在视觉上成为一场文明之战、种族之战，敌人则是病菌和中国的落后之间所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伍连德使用了具有英国殖民性的视觉修辞，去描绘十七年之后他在东北的抗疫工作。由此，他尝试说明中国现在如何具备了有效对抗这种联系的能力。这时，这种联系不再与殖民势力控制下的种族有关，而变为与阶级有关。”（44页）

在我看来，从种族主义视觉叙事转变为阶级分层叙事，在图像中是由于身着白色制服和白色头盔的英国士兵在视觉上具有明显的标识性，而伍连德照片中那些统一戴白色口罩的防疫人员则是与作为背景的苦力街区的反差而凸显出来。这既与被摄影对象的形象性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摄影者的一种主观意图。兰特里斯认为，“我们应当从摄影集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伍连德并不是在鼠疫成因以及抗疫模式已经得到确认之后，简单地把口罩作为道具来绘制疫情的特写，而是围绕防疫口罩制作了这个影集，将之作为国家组织的医学理性和视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伍连德的口罩摄影带来了传染病经验结构的改变，这既促进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维护，也开启了中国的生物政治学时代”（44页）。 这说明伍连德的口罩摄影的目的和意义主要不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而是作为改变防疫政策和促进主权宣示的工具。

兰特里斯没有止步于揭示这些口罩摄影图像的现实性功能，而是把研究延伸到人类学视角中的面具研究和神话研究。“这就好比斟酌夸扣特尔人（Kwakiutl）创造面具的神话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理解，虽然口罩是一种实践性质的预防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效，但其物质应用总是与一定的象征功能，更准确地说是与神话（mythic）紧密相连。我认为，正是这种功能使‘口罩’因其本义，成为了‘面具’（mask）。”（47页）接下来作者论述了一个关于理性化的观点：“应该从历史和民族志的角度将口罩的产生看作一种抗争性的医学理性主义的象征，进而认识到口罩不仅仅是一件保护佩戴者免于感染的装置，它把佩戴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卷进医学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表演之中。口罩的效力依赖于唤起一种想象中的过去——主要是在欧洲长期对抗黑死病的斗争中，逐渐接受和理性化这类个人防护用具的过去。”（48-49页）在这里已经把图像的功能追溯到人类学的想象与神话传统之中，虽然看起来距离图像分析有点远了，但是那种关于图像的想象性与建构性力量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禹夏的论文《口罩与地缘政治：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的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Masks and Geopolitics in Richard Pearson Strong's Photos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Epidemic，1910-1911，2021；白羽贝译）介绍了美国医生理查德·皮尔逊·斯特朗在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期间拍摄的防疫照片。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控制鼠疫的过程和许多防疫措施，“并以其对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极具吸引力的视觉描绘，增强了伍连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82页）。与兰特里斯的论文相同的是，都把摄影图像中的口罩、制服作为分析的重点。因此，“本文探讨了斯特朗拍摄的照片如何描绘在东北鼠疫控制过程中医疗人员的制服”（同上）。关于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禹夏更强调了东北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日本和俄国不仅企图侵占中国的领土，还想在鼠疫危机中争夺管控的合法性，因此这些照片不仅对医学史、防疫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研究当时全球卫生防疫的地缘政治也有重要意义。

卫生防疫工作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斯特朗的照片中的巡查队、担架搬运工队、消毒队，甚至是监督大规模火化病死者尸体的当地官员都穿戴着口罩、长袍、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在论文中有多幅照片记录了防疫工作中的这些情景。从中国政府的外交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斯特朗的到来和他拍摄的照片有着重要的意义。疫情爆发后，在东北的英国、俄国和日本官方人员向其母国发出警报，清政府也任命伍连德前往东北，然后呼吁“各个国家”派遣更多的专家作为顾问和研究人员，以便“对俄国人和日本人进行政治平衡”。照片集的编撰者斯特朗医生与其同事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医生共同领导的美国医疗代表团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津贴，被允许进入所有由中国人管理的场所，并与伍连德密切合作。美国人支持中国的鼠疫防控队伍以对抗日俄，并为伍连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发挥了外交使团的功能（89页）。因此伍连德的防疫制服不仅保护了穿戴者免于感染鼠疫，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目的：重申中国政府在这一地理区域上的管治合法性。无论是从现实生活还是从摄影图像上来看，穿上全套制服的鼠疫防控人员不再以种族、阶级等身份示人，而是呈现为一种共同的主体身份：科学的防疫工作者。“这样的照片便在视觉上展现了一种秩序和果决。这种秩序和果决源自伍连德对‘国家组织的医疗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想象’。这些照片通过对防疫人员的全方位刻画，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医学危机时的医疗和行政能力。”（91页）

但是，在今天看来，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一个议题是隐藏在官方防疫管治之下的社会问题和民生悲剧。作者指出：“在伍连德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将1910-1911 年的鼠疫大流行看作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但对绝大多数东北民众而言，这次疫情只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些图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地民众对该团队侵入性的、‘野蛮的’防疫措施有所抵制，也没有迹象表明当时医生们害怕遭到诉诸武力的公开报复。照片本身及其标题都没有提醒观众注意到，伍连德的团队和地方当局采取了侵入性的隔离和消灭鼠疫的措施。图4-4展示了转运鼠疫患者和他们的接触者的运输工具，包括一些为了在转运过程中进一步隔离罹病者的密封箱。这张照片的标题轻描淡写，委婉地描述了当地中国人受到的严厉对待。”（93页）这个问题谈得很敏锐，这些图像的确无法承担全面揭示防疫历史真相的任务，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用作宣示官方管治的合法性与成就感的图像载体。

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谈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很快成立了天津都统衙门，其中一个部门是卫生部（service de santé），防止传染病爆发是这个新机构的首要任务，她指出：“从天津的中国居民角度来看，都统衙门所实行的最具侵略性的做法——房屋消毒，尸体火化，检查人的粪便，规范排泄行为，以及用化学药物喷洒人体——都是以‘保卫生命’的名义进行的。”（《卫生的现代性》，178页）违反都统衙门各种法令的人会被以很野蛮的手段强迫从事公共卫生劳役：辫子被剪掉，头被剃光，穿着半蓝半红、胸前绣着“卫生”字样的制服，脚被镣铐锁着，在大街上挑粪便和污水。这时“卫生代表着政府对人民进行规训、惩罚和规范的权力。违反卫生条例的文人会被剥夺代表他们尊严的标志（辫子、文人长袍），并被迫穿上绣着卫生二字的制服进行公共劳动。在一块空地上排泄就有死在一个武装的外国士兵手下的风险。”（同上，190页）很显然，在没有合法地建构起一套卫生安全法规、防疫法规之前，并且处在没有任何法治传统的语境之中，任何强制性、侵入性的管制行为无疑是会发生的。问题是即便在表面上有了相应的法规体系，但是在功利主义目标下的官僚体系仍然会置法治于不顾。

因此，禹夏在他的论文最后部分进入了批判性的视角，指出：“正如克里斯托·兰特里斯所写的，历史学家需要超越斯特朗照片中描绘的伍连德的个人防护设备的‘构成性神话’以及所有人整齐划一地戴口罩的‘口罩奇观’。历史学家还必须批判性地审视伍连德在东北地区发挥的中国英雄的作用。这些以一个医生视角编排并拍摄的照片，掩盖了现代鼠疫防治手段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割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伍连德将流动、贫穷的劳动者认定为传染源的做法上。”（96页）从历史图像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图像所呈现的情景往往同时也会提示出它所隐匿的情景，只要研究者充分了解历史语境，从更多方面的渠道获得被遮蔽的信息，图像中所缺失的真相就会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