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意]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著，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版，340页，75.00元

这本很精悍的小书拿在手里，有点像握着一把手术刀，或者一支雷管。当代意大利思想家、作家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的《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The Soul at Work：FromAlienation to Autonomy，2009；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中译本封面的黑色小腰封上写着这些：“讲述‘当代打工人’的心声，哲思深邃 ，直击人心”；“一份工作剥削人们身体与灵魂的记录，追踪日渐数字化的世界里人的新异化”；“不幸福的大厂，不幸福的人们？”。反过来，封底的腰封上：“把灵魂投入工作，这是新形式的异化。”这些推荐语已经解释了书名，也剧透了该书主要的剧情——简单来说，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灵魂不得不投入工作中去，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工作制度要规训、要异化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魂。屈服还是反抗？灵魂要工作，还是要罢工？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存问题。

再下来，在目录中看到的小标题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战斗”“现代知识分子”“意大利工人主义视角”“不幸福的工厂”“自我实现和拒绝工作”“恐慌抑郁综合征与竞争”“中毒的灵魂”“工作中的灵魂”“不稳定的灵魂”“精神分裂症的符号学”“今日经济萧条和心理抑郁的根源”……说是手术刀或雷管，看来并不太夸张。

书名“灵魂在工作”听起来很正面，但是杰森·史密斯为该书撰写的“序言”题目却是“灵魂在罢工”。灵魂究竟应该工作还是罢工？这是一个大哉问。杰森·史密斯说《灵魂在工作》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社会对抗斗争中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工作变成了精神和情绪投资的核心场域，同时伴随的是新的欲望经济产生的恐慌与大规模抑郁？为什么工作会成为我们身份的核心，成为构建自我的关键？“简而言之，我们是如何从逃离工作到认同工作的？”（序言：灵魂在罢工，v-vi）

但是，“认同工作”这有什么问题？难道在认同中工作或在工作中获得认同有什么不对吗？杰森·史密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的灵魂与欲望的殖民——把灵魂拉进生产过程之中，是对灵魂的重新格式化，通过激发的特定创造力和智力，使生产者将工作体验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由、欲望与自我的部分（同上，vii-viii）。对灵魂的重新格式化，这是很形象的说法。史密斯很会在转述贝拉尔迪的观点时加上自己的调料。比如贝拉尔迪曾说“幸福”这个词听起来可能“俗气和平庸”，史密斯就补充说是“腐朽”，“因为它在全球小资产阶级的臭嘴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被永远玷污了，已经凋萎”（同上，xiii）。这真像是关于“幸福”这个概念的一幅漫画。还有就是他说：“当工作成为力比多和自恋投资的场所，编织出一张抑斥和依赖的网，利用而非压制欲望时，我们就变得依附并困于我们自己的不幸。”（同上）依附于并受困于我们自己的不幸，这话说得够狠。未知这位杰森·史密斯何许人也，但可以肯定是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的同道中人。

一谈到工作，马上就会想起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的那本《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2018；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社纷纷推出的有关工作伦理与经济制度的书籍中，这本书最感性也最令人揪心。格雷伯所说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的是根本不需要的、但是由于各种人为的利益动机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但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是完全合理的、重要的（《毫无意义的工作》，13页）。那么，如此悠闲的工作和鲜亮的职业外衣，难道还会有人为此感到痛苦吗？格雷伯的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是不但有，而且很多，他们甚至会感到生无可恋——这样的职业人生被自我欺骗、逢迎上司、虚伪成瘾、空虚无聊等必然的伴生物彻底剥夺了真实的自我存在；从青春到坟墓，作为一条光鲜的社会寄生虫你会感到真心幸福吗？你能抵御内心里对自己的鄙视吗？因此格雷伯说“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上，100页）。他的这本书对于正在从事“狗屁工作”的人来说是一次让其猛醒的电击。

好了，这样就从“毫无意义的工作”来到了“灵魂”的问题。贝拉尔迪讲的“灵魂在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也是灵魂中的“狗屁工作”吗？2013 年春，格雷伯的那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发表后，在伦敦地铁车厢里马上出现一系列游击队风格（！！！）的海报，上面的口号中就是“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这就很接近贝拉尔迪的“灵魂”了，区别只是他揭示的“伤疤”不仅来自“狗屁工作”，更是来自统治世界的“狗屁”体系、“狗屁”主流价值观。其实，从思想脉络来看，贝拉尔迪与格雷伯完全是相通的。他们都极力强调经济与政治问题有着最为紧密、最为内在，甚至是最为肮脏的关系，他们谈经济问题的时候重点指向政治性的批判；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同样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贝拉尔迪的批判锋芒更为尖锐和犀利。谈到应该如何改变这个不健康、不合理的世界，他们设想的方向也是很相近的。

贝拉尔迪在“引言”中首先论述了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把现代性的故事说成对身体的规训，借助社会生产机器，建造能够征服身体的制度和设备。工业剥削涉及身体、肌肉和手臂。但是到了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贝拉尔迪把它称作符号资本主义）的兴起，则把心灵、语言和创造性当作价值生产的首要工具。“如果今天我们要继续福柯的谱系学工作，我们就必须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向心理反应、语言和想象力的自动性，从而转向在网络中发生的异化的、不稳定的精神工作的新形式。”（引言，2页）这个思想传统的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而且很接地气。

作者对于本书内容有比较概括的介绍。第一章“20世纪60年代哲学中的劳动与异化”主要讲六十年代哲学与劳动理论之间的关系，工业工人对剥削的反抗被视为去异化过程的开始。第二章“工作中的灵魂”解释工作过程的逐步心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灵魂奴役”：“把灵魂投入工作，这是新形式的异化。我们的欲望能量困在自我企业的把戏中，我们的力比多投资按照经济法则进行调节，我们的注意力被变化不定的虚拟网络捕获。心理活动的每个片段都必须转化为资本。我将描述欲望在价值化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以及将灵魂置于工作过程的支配下的精神病理学意蕴。”（引言，5-6页）第三章“中毒的灵魂”追溯了几种激进理论的演变，从唯心主义的异化观到精神病理学的分析观，强调它们既有差异，也可互补。

第四章“不稳定的灵魂”概述劳动（特别是认知劳动）变得不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语言和情感受生命政治支配的影响。“在结语中，我将评论当前全球经济这一综合心理机器有机体的崩溃。全球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崩溃，可能为灵魂开启一个自主和解放的新时代。”（同上，6页）

“灵魂在工作”指的是今天的工作普遍趋势：工作是按照相同的物理模式进行的：我们都坐在屏幕前，手指在键盘上移动，我们打字。从身体和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劳动姿势变得更加统一；但是在内容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人们有着相同的身体动作，但无法交换工作，因为他们精心从事的活动的内容完全不同，且无法通过简单的技术培训实现迁移（83-85页）。因此，“高科技行业从业者逐渐将劳动内化为生命存在的核心维度，这种劳动体验既高度特异化，又深度个性化”（86页）。“灵魂”就是这样进入工作中去，在工作中的灵魂无法开小差，没有了自主权。

贝拉尔迪在“引言”中开始就说他打算讨论的“灵魂”与精神并没有多大关系，指的是有生命的气息，把生物性的物质转化为生命性的身体。在后面的“异化与欲望”这一小节中，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灵魂是与‘他者’建立的关系，是吸引、冲突与关联。灵魂是语言，是构建与他异性关系的桥梁；是一场诱惑、臣服、支配与反抗的游戏”（145页）。在过去的工业劳动中，灵魂与身体是分离的。工人的身体被生产规训，灵魂则被闲置，资本家不会对工人的灵魂在想什么感兴趣。在这样的时代中，工人要反抗是完全有可能的，罢工就是身体的罢工。但是在资本主义在智能符号生产过程中，灵魂本身被投入到工作之中，使灵魂被规训、被屈服的力量不仅来自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同时更来自资本对欲望领域的绝对操控。通过把自我实现、智力成就感、创造力体验等心理因素糅合为一种实现欲望的幻觉力量，让灵魂在工作中自以为实现了自我。这就是杰森·史密斯说“灵魂在罢工”的理由。在人道主义的悠久传统中，灵魂从未遇到过这样普遍性的被蒙蔽、被羞辱而不自知的境遇。

在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被内卷的主要还不是身体，而是灵魂；需要修复的也主要不是身体，而是灵魂。贝拉尔迪的这本小书就是漫天飞舞的灵魂求救信中分量最重的一封，也是在仓促间努力作出回应的最及时的灵魂修复指南——虽然它还不能说是一部关于工作伦理学或灵魂病理学的经典之作，但它的确是直面全新的异化现实、直抵人生中全新的崩溃痛点，发出了很有预见性的警报和修复指南。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灵魂在工作”的严重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急速变幻的数字化世界中，人们难以认识到自己的灵魂早已被呼啸的浪潮裹挟而去，有时还以为赶上了日新月异地进步的好时光。只有到了某一天暮色降临，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灵魂出窍而不知安放何处，才痛感“我是谁”的怀疑竟然如此锥心。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也无需钻研何谓“意大利后工人主义理论”，我们只要知道在今天全世界的知识打工人都被迫发出第一次的吼声——“起来，不愿意工作的灵魂！”

作者的理论素养很强，马克思、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马尔库塞、克拉尔、加塔利、德勒兹、博格曼等思想家的理论随手拈来，而且时有很接地气的阐释，不是时风中那种无聊的话语套用。比如在谈到海德格尔在1947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Letter on Humanism” （published 1947）的时候，他没有纠缠于海德格尔如何针对萨特来讨论存在主义和形而上学等问题，而是直接引向了海德格尔已经展示了人道主义是如何处于危险之中（277页）。海德格尔在这封信中说，“……人类针对一切事物，启动了无休止的计算、规划和培育的进程。……沿着这些路径，现代性以一种参与者都未曾察觉的速度，朝着其本质的实现疾驰而去。”（278-279页）贝拉尔迪接着说：“这段引文的最后几句需要加以关注。在说过现代性是对世界进行征服，并将世界降为图像、最终简化为一种综合形式之后，海德格尔得出结论：这一过程以参与者无法认识到的速度发生。”（279页）

实际上，关于“这一过程以参与者无法认识到的速度发生”在今天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速度”的涵义之丰富、影响之重大，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恐怕很多都难以认识到。尤其是在今天关于人工智能的认识中，“速度”已经成为既让人振奋同时也使人忧虑的关键词。然后，贝拉尔迪继续追问“参与者是谁？”的问题。他认为“他们是逐渐失去统治世界的权威的人类，被渗透世界并重新定义世界的自动化取代。”其实这就是今天人们谈论的人工智能终将奴役人类的问题，在十几年前贝拉尔迪就有这样的预判。最后的结论就是：“人道主义的终极，源于人道主义自身的力量。”（279页）

贝拉尔迪告诉我们，在所谓的“意大利红色双年”（1968年和1969年）中，“工人和学生们团结起来战斗”是一句最重要的口号，出现在成千上万的集会、会议、罢工和示威中；“它们远远超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联盟或表面形式的团结。它们是劳动与智力有机整合的标志……”（11页）光从这句口号的字面上难以读出这样重要的涵义。他接着说：“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通常名之为‘工人主义’，这个思想流派关注的焦点是工人阶级斗争和知识技术转型之间的关系。”（11页）于是，翻过来的下一页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也就是今天的知识打工者。

知识分子的命运大体上经历过三次转折。最初“在过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背景下，在现代启蒙运动领域，知识分子并不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来定义的，而是作为普世价值体系的代表。启蒙运动赋予知识分子的角色，是通过行使理性来确立和保障对人权、平等和普世法律的尊重”（12页）。然后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知识分子成为特定历史信息的代理人，注定要从思想史走向社会阶级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历史过程的工具，旨在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蓝图使理论成为物质力量，知识成为改变世界的工具。只有参与到消灭阶级和雇佣劳动的斗争中时，知识分子才真正成为普遍使命的推动者”（14页）。到了今天，“随着教育普及化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科学变革，知识分子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生产的阶级，也不再是承担纯粹道德和自由认知选择任务的自由个体，而是成为大众社会主体，往往成为一般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页）。他在前面论述萨特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一旦知识劳动异化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功能，一旦科学家沦为认知生产机器的工人，一旦诗人沦为广告这种想象生产机器的文案撰写者，知识分子便不再承载任何普遍性使命。知识劳动就此沦为资本自主运作过程的一环。”（16页）这三个“沦为”——当然不止这三个——戳穿了知识分子的面纱，尤其是当今天许多人发出“文科死亡”哀鸣的时候，贝拉尔迪实际上是说既不仅仅是文科的命运问题，科学家也一样；也不是死亡的问题，只要灵魂愿意工作，面包会有的，只是被“沦为”和被异化。

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与神经病专家一直发出关于抑郁症蔓延的警告，在贝拉尔迪的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是“恐慌抑郁综合症”。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种社会性心理现象。他指出恐慌是心理学家不太了解的一种综合症，因为在过去它似乎很少发生，直到最近才被诊断为一种特殊现象，很难找到其生理和心理原因，而且更难找到有效的疗法（120页）。认真想想，即便我们自认为心理比较健康、尚未出现抑郁症状，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境中产生过恐慌情绪恐怕也不是太偶然的事情。

究竟什么是恐慌？“恐慌是我们面对自然的无限时的感觉，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的意识无法接受世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无限刺激。”（120页）那么，应该如何解释恐慌作为一种综合症在我们时代的传播？贝拉尔迪认为恐慌的传播有三个背景。第一是充满竞争的社会背景，“所有的能量都被动员起来以超越他人。生存不再基于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具备足够的能力，而是不断地受到质疑：如果一个人不赢，在几天或几个月内，他可能会被淘汰”（121页）。第二是技术背景，“全球机器节奏的不断加速，相对于个体大脑有限的处理能力，网络空间在不断扩张”。第三是传播背景，指的是信息圈的不断扩张，其中包含竞争和生存所依赖的所有信号（同上）。这种恐慌是广泛传播的、几乎是普遍化的社会综合症的个体表现；这是是一种集体恐慌行为，可以产生诸如对移民的非理性攻击、体育场馆中无意义的大规模暴力等现象。这种恐慌病症不能通过政治说服或司法镇压的手段来纠正，因为它们是由信息圈的过剩、超刺激和无尽的认知压力引起的社会精神病理学，这是由永久性电击引起的。（122页）

从恐慌到抑郁的距离并不遥远。残酷的经济竞争是导致抑郁的最大原因。贝拉尔迪指出：“经济竞争成为社会联合体的主要心理律令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规模抑郁的诱因就会出现。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超级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恐慌和抑郁这两种病理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20页）

这是一个全球化和集体性的社会心理毒化时代。贝拉尔迪敏锐地在1977年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蛇蛋》中看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与今天这个毒化时代的真实联系。纳粹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社会空间心理、人际关系网络与日常生存境遇的全面渗透的过程，伯格曼成功地将异化主题处理为心理痛苦、灵魂的痛苦沉默和无法交流：社会主体被纳粹主义转变为一个被剥夺了自己的意志、随时被牵着鼻子走的无定形群体。“我们在这部电影中发现的心理屈服的隐喻，远远超出了德国纳粹主义的例子：它可以描述其他集体心理污染的过程，如消费主义、电视商品广告、攻击行为的产生、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竞争性从众行为。”（141页）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这样的集体心理污染过程难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吗？

贝拉尔迪说：“孤独、无意义，这些感觉四处蔓延。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人们的时间、生活和情感都屈从于自动化竞争的邪恶节奏。”（225页）说得非常准确。因此，“成规模地制造不幸，是我们时代的话题”（225页）。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关于“自杀”这个话题之中作出的判断。自杀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隔离小屋，也可能发生在地铁站的人群中；“自杀不是对政治动机的回应，而是对痛苦、不幸和绝望的回应。自从资本主义的胜利开始侵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公共生活遭到竞争、速度和攻击性的入侵，不幸就像森林火灾一样蔓延。现在，自杀正成为世界各地青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226页）更为恐怖的是攻击性自杀，他指出攻击性自杀在今天“不再是一种罕见的边缘现象：它已经成为当代绝望的传播表现。……在资本主义胜利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不幸福感的流行病引发了全球各地的攻击性自杀浪潮”（222-223页）。现在打开国际新闻，这样的信息多得容易令人麻木，就因为它们已经是一种恐怖和残酷的流行病。

作为一名激进的左翼思想家，贝拉尔迪对资本主义体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极为猛烈的。“现代性的终结宣告着我们人文主义遗产的终结。超级资本主义正在从其西方遗产和所谓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但这揭示了一个可怕的景象：没有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遗产，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粹的、无尽的、非人的暴力政权。”（171页）这是在今天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暴力政权”这个标签无疑过于简单化和激进化了。比较可靠的分析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将自由的概念简化为其形式的、法律的维度，但当代极权主义已经锻造了与政治专制主义不同的锁链：它的统治工具已经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主体性的技术生产领域，从法人的领域转移到有生命的身体，转向灵魂。”“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旨在消除所有限制竞争动力的法律规范和社会规则。另一方面，它希望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医疗、情感、文化等）转变为一个经济空间，那里唯一有效的规则是服务的日渐绝对私有化背景下的供需法则。”（267页）这种极端贪婪、冷酷的供需法则在今天不难看到，而且还不仅仅是在“绝对私有化”背景下才能看到。结果就出现这样的局面：“每一个政府抉择、社会倡议、文化形式、教育或创新，都根据一个独特的标准来判断：经济竞争和盈利能力的标准。每一种学科、知识、情感的细微差别，都必须符合那个标准。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构建经济人的尝试：一个无法区分自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人类学模式。”（259-260页）

经济史学者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Daniel Stedman Jones）在《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Master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中全面描述了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并且细致描述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主宰了英、美的政治生活。他在结论部分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英国、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生态”（《宇宙的主宰》，404页）。西方左派常常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为资本利益说话，而且逐步渗透和支配了政府决策权，但是往往过于在利益动机上做文章。贝拉尔迪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引向类似经济竞争和盈利能力的标准这样更为具体的议题，这是合理的。

贝拉尔迪指出：“经历了符号资本主义长久的绝对统治（即经济法则塑造集体想象）之后，社会无意识中形成了获取性和竞争性的强迫性内核。社会无意识中流转的迭奏变得僵化、拥堵、好斗和恐惧。”（182页）这里提出的在“社会无意识中形成了获取性和竞争性的强迫性内核”，的确是当下许多社会现象的根源，所谓的“卷”体现在无处不在的强迫性获取与竞争之中。进而，“对于符号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没有政治抵抗的可能，因为符号资本主义的基础不是外部的东西，既不是国家的军事暴力，也不是公司的经济虐待：它们被纳入了普遍进入集体无意识的病理性迭奏中”（182-183页）。

那么，说到最后，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吗？如何让灵魂不在这样的工作语境中死亡？贝拉尔迪认为：“也许答案是：我们需要慢下来，最终放弃经济主义的狂热，共同重新思考‘财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财富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很多东西，而是意味着一个人拥有足够时间享受大自然和人类合作提供的一切。如果绝大多数人能够理解这个基本概念，如果他们能够从正在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贫困的竞争幻觉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开始分崩离析。”（226-227页）但是，如何才能让人“慢下来”？在流行的励志教育中，“慢”能成为一种目标吗？

在“结语”部分，作者终于要从正面回应“怎么办？”的问题。

首先是要正视危机的严重性。贝拉尔迪为这次不是一场危机，“而是已经持续了五百年的系统的最终崩溃”（289页）。说是“最终崩溃”，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会有人不赞成。但是他引述温和保守派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的那句话：“我担心，我们的运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济知识范围。”这是对的，“这句话恰中肯綮：全球经济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任何知识和可能治理的范围”（同上）。

其次，他提出要拓宽思考的角度，不应该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当前的衰退，而是必须将其视为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转折点，“它将改变世界资源和世界权力的分配。基于增长的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因为它渗透到日常生活、感知方式、需求体系和消费模式之中。但增长已经结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不仅因为人们再也无力积累的债务，而且因为这个星球的资源已逐渐枯竭，社会认知体系也处在崩溃的边缘”（290页）。问题就提到了对增长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主流经济话语坚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贝拉尔迪却认为社会既不需要、也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反，我们需要大规模减少工作时间，从社会工厂中解放生命，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的结构（292页）。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工作或不用工作的人靠什么活下去？贝拉尔迪的回答是：“解除工作和收入之间的绑定关系”（同上）、“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生存所需的金额，而工作与此无关”（293页）。也就是说，不用工作也有收入。这与一些福利国家的生活救济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大卫·格雷伯提出的具体解决狗屁工作岗位的方法是发放基本相同的全民基本收入，然后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能看到对社会有真正意义的工作。他也明白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之上：人类会在非强迫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毫无意义的工作》，327页）。因此他说“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提出实际的对策，而是倡导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真正自由的社会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同上，332页）。

可以说，消灭工资制度、发放全民生活基金、让人们自由从事能胜任的、有意义的工作，这无疑是一种乌托邦。但无论是格雷伯还是贝拉尔迪，他们都曾经走在现实斗争运动的前列，都不是书斋里的空想家。因此，作为对思想探索的激励和对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最终向往，他们的观点仍然是有思考意义的。比如，贝拉尔迪认为：“工资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社会领域特定文化塑造的产物：将生存与从属于剥削过程联系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增长的需要。现在我们需要让人们释放他们的知识、智慧、情感。这是今天的财富，而不是强迫性的无用劳动。除非大多数人从收入和工作之间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否则痛苦和战争将是社会关系的常态。”（293页）这的确是值得思考。

至于对增长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更是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他指出：“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克服抑郁意味着重新启动增长和消费的动力：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复苏’。但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集体债务无法偿还，因为地球无法支持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增长经济本身就是毒药；它不是解药。”（299页）法国人类类学家塞尔日·拉图什（Serge Latouche）也一直在谈论作为政治目标的“去增长”，由此也可以发现从经济学向人类学研究转换视角之后，对问题的看法会有更多的一致意见。贝拉尔迪说去增长已经不是关于未来的方案，而是已经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同上）。

最后，他表明了对于未来发展的审慎态度：不应期望社会景观会迅速变化，而应期待新趋势的缓慢浮现：共同体将放弃崩溃的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个体将放弃寻找工作，转而开始创建经济之外的生活网络。他对未来的期待中提到了服务和商品的非私有化将成为可能，但这不会以计划和统一的方式发生（301页）。作为左翼思想家，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会消失，它将失去的在我们符号化中的普遍范式作用；共产主义则将是摆脱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可能的自治方式（302页）。他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明，这样的社会治疗和走向自主性将是一个无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