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解释”。笔者的一位经济学家好友这样说道，“阿吉翁的得奖众望所归，而莫基尔的得奖更令人兴奋”。

的确，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获奖尤为引人注目。他并不像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那样构建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养，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现代世界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究竟源于何处？我们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问题是，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又是什么呢？

科学与技术的正循环：欧洲何以独领风骚

莫基尔在其代表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首先将我们引向了18世纪的欧洲，那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他认为，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种，为人类社会步入持续增长的轨道奠定了基础。在莫基尔的叙事中，工业革命并非蒸汽机、纺织机等技术发明的偶然集合，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与认知变迁。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根植于16—18世纪间欧洲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崇尚知识、鼓励实验、并坚信科学进步能够改善人类福祉，这就是他提出的核心概念——“增长的文化”。

在前工业革命时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基本上是相互脱节的。工匠们的创新大多依赖于经验和试错，而科学家们的探索则往往停留在纯粹的思辨层面，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这导致技术进步缓慢、零散且难以持续。历史上有过很多精巧的发明，但大多未能引发持续的技术迭代和广泛的经济变革，正是因为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未能被系统地理解和发展。

工业革命的真正突破在于，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循环。科学的发现开始系统地指导技术的发明，而技术应用中遇到的难题又反过来刺激了新的科学研究。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其颁奖词中所强调的，“蒸汽机的改良得益于对大气压力和真空的理解，而钢铁生产的飞跃则源于对氧气如何影响铁水碳含量的化学知识”。这种“科学指导技术，技术反哺科学”的协同进化机制，使得技术进步从一次性的“灵光乍现”转变为一个可积累、可持续的自我增强过程。

那么，为何这一关键的转变发生在欧洲，而非同样拥有先进技术的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呢？莫基尔将答案锁定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独特性上。

启蒙运动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其思想源于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该计划倡导知识的最终目的应是“有用”的，即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对自然的征服。这种务实的精神促使知识精英们走出象牙塔，将其智力成果应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欧洲独特的政治格局为这种“增长的文化”提供了绝佳的孵化土壤。对此，莫基尔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欧洲的政治碎片化与思想一体化。

一方面，欧洲在政治上是分裂的，由上百个相互竞争的独立邦国组成。这种“政治碎片化”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如果某位思想家或创新者的学说在某个国家受到压制，他可以相对容易地“用脚投票”，迁往思想更宽容的邻国。这种竞争使得任何单一权威都难以彻底扼杀新思想的火苗，为知识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另一方面，欧洲在思想和文化上又是统一的。一个被称为“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泛欧知识分子网络，通过信件、书籍和学术期刊，跨越国界自由地交流、辩论和传播思想。这种思想上的统一性确保了新知识能够迅速扩散并被整个欧洲的知识界所共享、检验和完善，从而加速了知识的累积进程。

相比之下，莫基尔认为，古代中国虽然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但其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帝国，缺乏欧洲那样的思想竞争环境。尽管中国有科举制度来选拔精英，但这种制度更倾向于维护思想的正统性和一致性，而非鼓励颠覆性的创新。一个统一的中心虽然在动员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更容易压制异端思想，从而在长期抑制了“增长的文化”的形成。

文化与制度的协同：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

那么，启蒙运动又是如何与经济制度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了经济发展呢？莫基尔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用“工业启蒙”来描述18世纪西欧社会的精神风貌，即一种笃信通过有用知识的积累和理性实验能够带来进步的观念框架。这并非简单将启蒙思想直接套用于经济变化，而是指一种形成了尊重科学、崇尚技艺改良的文化氛围——在人们心中，“进步”不再是空想，而成为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目标。启蒙运动启动了观念与制度的“双重转型”，共同奠定了现代增长的基础。

一方面，启蒙思想推动了经济制度的反思与革新。18世纪的欧洲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不得不共同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如何定义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如何确立清晰稳健的产权规则？如何防止商业扩张在带来繁荣的同时引发社会秩序动荡？国家与行会如何平衡市场竞争与垄断特权？如何应对新兴工业和社会转型造成的贫富分化？这些问题在启蒙时代被广泛讨论，催生了新的政策实践：如废除某些行会垄断、改革贸易关税以及强化法律对契约和财产的保障等。这种制度理念的进步与科学知识的拓展相辅相成——规则的改良使创新更具激励，而技术进步又不断提出新的制度需求。

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塑造了社会的文化形态，为产业革命提供了软性的支持。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西欧社会逐渐形成了尊重发明创造、宽容失败试错的氛围。知识分子和工匠技师之间的鸿沟缩小，“哲学家与炼铁匠握手言和”——科学发现能够很快转换为实际应用，工艺难题也促使理论研究跟进。这就是工业启蒙孕育出的“创新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文化启蒙和制度保障两大支柱。文化启蒙确保全社会对新知保持渴求和开放心态，制度保障则提供了风险可控、收益可期的环境。没有思想的解放，制度优势可能沦为空架子；没有制度的支撑，思想火花也难以燎原。

中国与欧洲：文化与制度如何决定发展方向

沿用文化与制度“双轮驱动”的思想方法，莫基尔在与两位学者合作撰写的新书《繁荣的两条道路：1000—2000年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Two Paths to Prosperi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China, 1000–2000）中指出，中国与欧洲在公元1000年开始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合作模式，这种差异深深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在随后的千年里持续影响着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乃至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维系地方合作的核心组织是宗族。宗族不仅是文化认同的载体，更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财政中介和社会管理的基层单元。这种国家与宗族的共生关系，在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深刻的局限性：宗族内部的强烈认同往往以牺牲跨宗族合作为代价，族群利益被置于更广大的共同体团结之上，这限制了更广泛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形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社会的合作主要通过“法团”（corporation）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法团”泛指基于契约而非血缘建立的各类自愿性组织，包括行会、大学、修道院、自治城市等。法团的成员通过明确的契约规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使得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在法团内部的契约中萌芽，欧洲的法律体系就是这样“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它优先保护私人契约和财产权，为后来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种文化和组织形态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与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社会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均衡，这种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也抑制了独立于国家和宗族之外的、更具创新活力的社会力量的成长。而在欧洲，政治碎片化与基于契约的社会组织相互强化：一方面，弱小的君主不得不承认并保护各类法团的自治权利以换取其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组织又成为制约君主权力、推动政治制度走向包容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种动态博弈中，欧洲逐步形成了保护产权、鼓励创新、限制专断权力的制度环境，为工业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小结

回望莫基尔的思想谱系，从《启蒙经济》《增长的文化》到《繁荣的两条道路》，他描绘了一条从理念到制度、从文化到发展的清晰逻辑：经济增长的根源不在资本积累，而在观念的演化；真正的繁荣不在制度设计的巧妙，而在文化心智的开放。今天，我们的物质和技术积累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增长的文化”并未成熟：科研仍受绩效考核的桎梏，教育仍崇尚分数而忽略创造，创新者尚未在制度与舆论上完全得到宽容与信任，文化、制度与科技创新互相滋养的正循环尚未形成。

未来社会的繁荣，不应仅是技术和资本的胜利，而应是文化自觉与思想自由的结晶。繁荣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气质——尊重知识、包容失败、鼓励探索、重视理性的公共讨论。当下正处于“从制造到创造”的关键跃迁期，我们最需要的，或许不是新的补贴政策或产业扶持，而是重新培育一种“增长的文化”。倘能让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石，让创新成为社会的道德理想，让教育回归探索真理的初心，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也许会探索出一条更坚实的新路，一条以知识为灯塔、以文化为土壤、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可持续之路。

（作者王翔为复旦大学管理学博士，高校教师，人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