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爱（Charles Grosbois，1893–1972）曾是上海法租界一位享有盛誉的人物。他于1919年抵达上海，历任法租界公董局学校（法国公学）校长、公董局教育处处长、法文协会中国代表及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等重要职务，堪称法租界文化教育事务的核心人物。他于1951年前后离开中国，1953年转赴日本京都出任关西日法学馆馆长，直至1959年返回法国。高博爱在中国和日本前后生活和工作整整四十年，其生涯与东亚紧密相连。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博爱的生平事迹鲜有研究。即使在他的故乡法国，了解其人其事者亦少之又少。他是近现代历史中被湮没的重要人物之一。直至近年，在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下，高博爱的相关资料和遗物不断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其生平事迹日益清晰，研究也得以推进，已有若干论文相继发表。

2025年9月6日，在高博爱曾经工作过的上海科学会堂（原法国公学和法文协会大楼），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上海法租界研究会和科学会堂联合主办的“高博爱·法租界与中法日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于一号楼凡尔赛厅举行。这是首次以“高博爱”命名的国际会议。会议以中文、日文和法文三种语言进行，多位日本学者参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大桥毅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叶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科技创新服务部）副部长葛朝晖先后致辞。他们在致辞中指出，高博爱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曾参与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是中、法、日、韩等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和一位秉持善意的中国观察者。以这样一位人物为切入点，探讨上海历史与国际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博爱（Charles Grosbois，1893–1972）

一、谁是高博爱

关西学院大学教授赵怡在主题演讲《高博爱与科学会堂·思南路之缘：上海法租界文化交流之园地》及其论文《从上海到京都——高博爱与中·法·日文化交流》中介绍了高博爱其人。

高博爱是中国早期赴法留学运动的法方代表。五四运动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推向高潮，其中也有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身影，如陈毅、邓小平、周恩来等。而高博爱正是为他们处理代购船票、办理护照等赴法事宜的上海华法教育会的法方代表，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多年以来，论及留法勤工俭学，人们主要关注革命领袖的活动，对幕后的组织者着墨不多，很多史实已被淡忘。20世纪初期的留法运动，实为辛亥革命后中法两国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展开一系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方人士的作用不可小觑。

1919年10月6日上海华法教育会欢送留法学生合影，第二排中间的外国人为高博爱（图源：赵怡）

高博爱还是法租界的教育领袖，是法文协会（也称“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与法国公学的重要负责人。法文协会成立于1883年，致力于在全球推广法国语言文化。高博爱一到上海便积极推动该协会的工作，并高度重视法文班的教学质量。

法文协会设立于公董局学校内，两者共用校舍、图书馆和师资，总代表也由校长兼任。这所学校原属上海法侨子弟学校，初设初级、中级班，之后也有高级班，程度大致在小学至初中。高博爱就任校长后对学校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短短几年即令其教学质量大大提升并与法国国内教育接轨，学生回国后可以直升法国和欧美的各类学校。

介绍法国公学的文章（图源：赵怡）

在高博爱领导下，法文协会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平台，旗下媒体人才济济，成为积极传播亚洲文化的载体。该机构还与震旦大学、北京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保持密切合作，与东京日法会馆、关西日法学馆等也有友好往来。各类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中、法、英、日、俄等多种语言的媒体向世界传播。1933年12月，高博爱与中法友人共同创立中法联谊会，会员约两百人，成为当时上海一大盛事。这些组织相互联动，构建出一个由高层参与、多点辐射、联通全球的文化交流网络。

1929年林风眠率领的西湖艺术院画家的画展在法文协会举办（图源：赵怡）

高博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结识了许多精英人士。除蔡元培和李石曾外，他还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的校董，并与画家林风眠、文学家徐仲年、音乐家萧友梅、二胡演奏家卫仲乐等保持友好往来。高博爱的中国观洋溢着热情友好的基调，无愧于他的秘书兼翻译沈仲俊为他所起的这个中文名字。

二、重新发现高博爱

赵怡、大桥毅彦、大阪音乐大学教授井口淳子以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马军等学者讲述了近年来海内外学术共同体对高博爱事迹与遗迹的追寻，感慨这是一场承上启下的中法日文化交流。

重新发现高博爱，要从大桥毅彦教授在日本创立的“兰心大戏院”研究会说起。这一学术共同体组成于2011年，2020年又由半数成员结成“上海法租界研究会”，之后不少精通法文的专业人士加盟，从历史、文学、音乐、美术、传教士研究等方面展开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团队成员将发行于上海租界各种语言的报纸作为研究资料，尤其是挖掘了《法文上海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1927-1945）的多方面价值，并促成其电子化后免费公开。

赵怡注意到报上连载的音乐戏剧报道和广告。其中每年秋至翌年春的音乐季里每周定期发表的“上海的音乐”（La Musique à Shanghai）专栏，其固定撰稿人即为高博爱。考察后发现，高博爱不仅为促进东西音乐文化尽心竭力，也是上海法租界文化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国内外的上海史研究著述对其人其事鲜有提及，仅在一些回忆录里偶有零星纪录，言之较详的有居伊・布罗索莱在《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中的少数描述，且生卒年月不详。

几年来，赵怡先后在上海市档案馆和日本关西日法学馆、巴黎外交部档案馆和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调查，获得了包括高博爱的教师履历表和书信文章在内的许多一手资料。

2017年3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马军和大桥毅彦教授曾共同访问关西日法学馆，那里保存有大量高博爱所领导的法文协会东移日本的藏书。马军研究员在大会报告《2017年3月初的京都之行及对关西日法学馆的探访》中详细介绍了此行。

2017年3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马军和大桥毅彦教授曾共同访问关西日法学馆

2022年前后，大阪音乐大学教授井口淳子和研究会成员通过在高博爱故乡生活的日本友人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寻人启事，并很快找到了高博爱的后人，又获得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包含黄自为喇格纳小学创作的校歌乐谱、大量照片及书画作品。将上述资料再与《申报》《法文上海日报》等报刊史料对照研究，才逐渐厘清高博爱的生平。

友人给高博爱的赠书（图源：赵怡）

井口淳子指出，高博爱的音乐评论被遗忘了80年之久。她最初注意到高博爱是在2011年，然而由于语言障碍，过去的法租界研究进展缓慢。而近年来，法租界及高博爱研究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她认为，未来的法租界研究，除了细致解读租界百年的历史外，预计还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即上海作为全球港口城市枢纽，其视野将延伸至非洲、欧洲、印度，乃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应从全球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上海”。

赵怡表示，追寻高博爱之旅仍在继续，其间获得了中日法各国学者与友人的大力相助，成果可谓中日法文化交流之结晶。而三国甚或多国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研究上海法租界必不可少的途径。

三、历史寻踪：从科学会堂到关西日法学馆

高博爱1919年1月来沪任公董局学校校长（该校于1927年升级为法国公学），兼任法文协会中国分会总代表，1933年1月以后长期任公董局教育处处长，至1943年7月法租界归还。法文协会设立于公董局学校内，两者共用校舍、图书馆和师资，总代表也由校长兼任。

1926年，公董局学校和法文协会从霞飞路迁入环龙路11号原总会大楼（现南昌路科学会堂）。楼前的草坪直通顾家宅公园（也称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条件极其优越。翌年又升级为相当于高中或高专的Collège（法国公学），成为法租界最重要的学校。

现在的科学会堂

在研讨会上，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科技创新服务部）副部长葛朝晖的演讲《科学会堂历史寻踪》即从建筑与功能的角度讲述了科学会堂的历史演变。据介绍，科学会堂的主楼作为“法商球场总会”始建于1904年。1917年扩建，1918年竣工形成建筑的主体风格。1926年，法国总会在今茂名南路建造新建筑，原建筑即作为法国学校使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上海法文协会于1952年关闭。其法语藏书随后被转移到日本的各个机构，包括（东京）日法会馆、东京日法学院和（京都）关西日法学馆，高博爱本人则于1953年至1959年期间定居日本，并担任位于京都的关西日法学馆的馆长。而现在的上海法语培训中心在原上海法文协会停办近40年后于1992年重新启动，如今已跻身全球15大法语联盟之列。

关西日法学馆图书室（图源：赵怡）

日本上海法租界研究会负责人、早稻田大学教授野泽丈二以法语作了题为《上海原法文协会图书馆藏书东移日本》的报告，指出移交日本的上海原法文协会藏书可以从装帧、藏书印和图书编号上识别。他以东京日法学院为例，梳理其中32册来自上海的藏书，其中有19册古典希腊·拉丁语文献，均为19世纪出版物，7册法国作家作品，均为1930年代出版物，2册日本文学及4册其他藏书。他指出，这些藏书的5位数编号与刊登在《法文上海日报》上的新书目录编号一致，也进一步说明了《法文上海日报》这一过去被学界遗忘的史料宝库之价值。

东移藏书《欧里庇得斯全集》（1927）第2卷藏书编号与《法文上海日报》所记录的新书编号对比（图源：野泽丈二）

上海原法文协会藏书印（图源：野泽丈二）

作为关西日法学馆史研究课题组的主持者，京都大学教授立木康介以法语作了题为《关西日法学馆与高博爱》的报告。高博爱于1953年8月-1959年5月担任关西日法学馆馆长，期间他用自己从上海法文协会寄来的约3000本书籍充实学馆图书馆，创建新的文化活动项目，以音乐类为主，并开设新的高级课程，招募和培养对法语语言和文明教学感兴趣的大学生，民众对学馆活动的参与度有了极大的提升。除此以外，立木康介指出，高博爱对关西日法学馆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完成了该学馆的土地购买，这项任务漫长而艰难，历时三年八个月艰难斡旋才得以完成。1959年4月16日，法国政府与大藏省签署土地购买合同，土地价格以及之前各期租金均有所减免。这是关西日法学馆在战后真正重启的时刻，证明了高博爱在其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关西日法学馆（IFJK）是由法国外交官、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于1927年创立的法国文化机构。保罗·克洛岱尔在法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他于1895年7月作为副领事赴任上海领事馆，长居中国至1909年，1921年任驻日大使，被公认为通晓东方事务的外交官。

日本中央大学准教授学谷亮研究克洛岱尔十余年，在会上以法语作了题为《保尔・克洛岱尔与上海的法语报纸》的报告。他聚焦上海发行的两份法语报纸《中法新汇报》与《法文上海日报》，介绍了克洛岱尔发表的外交文章如《1894至1898年法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文学类文章《拍卖》、《盘与小瓶》、《宋代铜像》等，以及《法文上海日报》对克洛岱尔夫人的专访。他指出，我们对克洛岱尔的中国居留经历所知并不算多，要在上海法租界史的脉络中定位克洛岱尔仍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料工作，尤其是亟需查阅《公董局年报》及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外交文件等资料。在会议中，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员刘华的报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公报以及其中的高博爱相关史料介绍——以1921年年报和1937年华文公报为例》即介绍了法租界公董局年报、公董局华文公报的馆藏情况。

四、作为语言的音乐：引领东西文化交流

高博爱精通英语和俄语，并有极高的音乐素养，虽然因为参加一战、在战争中负伤失去右腕，但他不仅能用假肢书写，还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常与俄裔钢琴家夫人一起登台演奏。他是被称为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工部局乐队委员会委员，也是上海俄侨音乐和歌剧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理事。

《法文协会音乐会表演》“梵哑铃名家 现工部局教育处高博爱氏出演”（图源：赵怡）

大阪音乐大学教授井口淳子以日语作了题为《高博爱的音乐评论活动（1929-1945）》的报告，言及高博爱不会中文和日语，旅居中国和日本期间，在语言交流上非常不便。但他精通音乐。通过音乐，他能够与中国人、俄罗斯人，甚至日本人自由交流。她说：我相信，正是因为音乐，他才能在远东渡过充满活力的日子。

高博爱在1919年至1951年居住在上海，期间持续为《法文上海日报》撰写了超过300篇音乐评论。基于深厚的音乐学知识对作品进行分析后，他做出了专业且严谨的评论。

她着重指出，由于未发现高博爱在上海时期撰写的日记，这些每周撰写的音乐评论可视为替代其上海时期日记式的记录。尽管是“音乐评论”，但从中可以窥见高博爱的智慧、艺术审美眼光，以及他对上海华人、俄罗斯音乐家的严厉而热忱的支持，是了解他为人处世的重要资料。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上海乐坛的情况，可以说是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资料了。她还表示，从1920年代开始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高博爱将西方艺术音乐和芭蕾引入上海并使其扎根的功绩应该获得重新评价。

上海法文协会还于1932年开设了法语广播电台（呼号FFZ），高博爱参与制作启蒙型的音乐广播节目。名古屋音乐大学讲师森本赖子的报告《上海法文广播电台FFZ的音乐广播的变迁》介绍这一法语电台以及音乐节目。据她介绍，1935年8月法国记者克洛德·里维埃入职该台，革新了音乐广播内容。在21点开始的艺术音乐广播中，每期都设定“主题”，由高博爱进行乐曲解说，并同时播放唱片，形成一种“讲座音乐会”形式。里维埃和高博爱制作的独特音乐广播节目，成为战乱时期的上海民众接触音乐的珍贵途径，在上海的音乐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界近年来通过挖掘此前被遗忘的《法文上海日报》，看到登载在该报上的详细节目表，了解了这一广播节目的具体内容，从法国外交档案馆中也找到了相关资料。

五、法租界的历史与历史的法租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是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他指出，跨国合作的开展与多语种学者的加入，为上海法租界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与深度。

周武在大会演讲《法租界的历史与历史的法租界》中回顾了法租界的发展史——从空间格局变迁到治理体系构建，从三界“共管”到1862年法租界“独立”，法租界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它的人文环境与文化性格。他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为各自的国家利益而设，但二者很不相同。“如果说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于自由港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大致可以说，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逐利的乐土，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商业的气息；法租界则更像是教区，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氛，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和公共服务理念。周武表示，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保护宗教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义统治样本。因此，公共租界能够在外滩建立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创设了诸多现代工厂企业，而法租界这个在商场上不算合格的学生却造就了更为优越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也就是说，法租界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商业关系中，它就存在于这种人文思想环境和文化性格中。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演讲《法租界与上海南市安全区》讲述了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在抗战时期推动上海南市难民安全区建立与运转的故事。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协调中、日多方势力，于11月9日促成南市安全区成立，至1940年累计庇护30万难民。苏智良强调，安全区的成功离不开上海的国际背景与法租界的关键支持：法租界通过发行慈善奖券、动员捐赠筹措物资，协调警力维护安全区秩序，解决供水供电问题；同时，中共地下党员、爱国人士等各界力量广泛参与，形成跨领域协作的救援网络。

饶家驹安全区也有高博爱的身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致远的报告《抗战时期法租界募捐音乐会与援助活动》，聚焦1938年4月4日为安全区举办的募捐音乐会。该音乐会由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倡议，高博爱以小提琴独奏开场并担任伴奏，多国使节与中外企业积极参与，最终净筹善款2016.41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134至224个月的工资。潘致远还指出，法租界在文化与医疗保护方面亦发挥了作用：震旦大学曾接纳交通大学师生并保管多家机构的珍贵资产，协助圣心医院完成转移与重组，公董局则为相关医疗机构提供税收豁免与财政补助。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任轶的报告《震旦大学校园体育实践与文化特质》，以上海的法国天主教震旦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中、法、英文文献，展示该校的体育活动，挖掘其代表的体育宗教和人文价值观。震旦大学以课余体育锻炼为手段，旨在培养团队精神和塑造完美人格，既反映出耶稣会士对所传授知识的选择和对人才培养类型的期待，也继承了法国人文主义和政治体制传统，其天主教和法国双重特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的报告《龙相齐：徐家汇天文台学术殖民代表人物》，探讨徐家汇天文台的双重属性。该台虽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奠基，但台长龙相齐多次阻挠中国本土气象事业，反对气象电报制式改革与广播集中化，被竺可桢视为 “学术殖民代表”，反映殖民体系下学术资源垄断与权力不平等。上海海事大学讲师丁怡骏的报告《劳伦斯的相册：历史照片鉴定与建构人物生活的尝试》，以近期引发舆论关注的法侨劳伦斯的相册为研究对象。通过档案比对、笔迹验证和司法图像鉴定，研究团队明确了劳伦斯于1935年底抵沪，先后服役于法国殖民军营与公董局的工作经历，确认其提供的618张照片真实反映 了1935至1942年间法租界的场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建新的报告《魏武出霞飞 —— 旧上海法租界魏廷荣记事》概述了法租界华人精英魏廷荣的生平轨迹，分析了其在公董局、华人商团及中法银公司的活动，展现了华人在租界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与局限。

这些报告共同勾勒出法租界复杂多元的社会图景，也进一步凸显了如高博爱一般跨越文化、领域和身份的历史人物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与会者在科学会堂前合影

在会议的闭幕圆桌上，除上述专家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洁、冯志阳、罗婧、于广、王鸿等青年学人也参与了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表示，跨国合作与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大大推动了上海史研究发展，并向担任本次会议翻译工作的沈恬恬、茆安然、牛路遥表示致敬。因他们出色的外语能力与学术水准，使得此次多语言、跨学科且人数众多的交流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与沟通。法租界不仅是空间与制度的存在，更是一个由无数个体行动、文化实践与全球联络所构成的历史现场，而重返高博爱，即是要重返这一现场中的人文轨迹与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