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张爱玲的卖文生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上海的小报向来关心她的消息，1946年初，小报开始注意到她和苏青这两位战时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在1945年秋天以后就没有作品发表了，同时也经常讨论张爱玲的最新动态。现在研究者大多认可1946年对于张爱玲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是年初去温州探望胡兰成，年中结识桑弧、龚之方等文华电影公司成员，以及年底《传奇》增订本的出版，不过不少研究论著提到这一时期往往是真实与错漏并存，其间也还有不少未发之覆，本文以《传奇》增订本的出版经过为重点，希望尽量复原历史的本来样貌。

《传奇》增订本的筹备

关于张爱玲1946年的行迹，除了当时小报的记载，只有龚之方在1995年的回忆文章《离沪之前》中写1946年他结识张爱玲以及之后的交往。同年10月6日他出席在苏州网师园关于张爱玲的座谈（据张子静书中转述），也有涉及。此外魏绍昌有回忆文章也谈到当时的张爱玲，但是细读下来其实他跟张爱玲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他记述的张爱玲，除了桑弧家的初见，其他的似乎都来自旁人（很可能就是龚之方）的转述。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也有相关内容，但毕竟是小说，而且这一段又有意要跟真人真事适当拉开距离，所以使用时也需要特别小心。龚之方的文章和谈话在同类材料中时间较早，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有不少地方他都有记忆偏差，但是作为亲历者，他的回忆依然重要，后来关于这一时期张爱玲行迹的判断分析大多是在龚之方回忆的基础上开始的。

《离沪之前》一文提到《传奇》增订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增订本的筹备出版与张爱玲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几乎同时；第二，增订本的内容、编排、封面设计、校对，都是张爱玲筹划和完成的，就连版权页上的印章，也是张自己一本一本盖上去的；第三，龚之方自认在两件事上提供了帮助：和桑弧一起去找邓散木为集子题签（是隶书不是楷书，原文误记）；虚构了“刊行者：山河图书公司”以符合当时出版的要求，其实没有这家出版公司，而是自己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当然文中也有几处误记，不涉及主旨暂时不论。

除了这篇回忆文章，龚之方在1995年的座谈中也提到自己和唐大郎办的《大家》月刊发表了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之后，张爱玲抱着一袋东西来山河图书公司办公室找自己，“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出版增订本。他还记得“一九四七年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按：其实是15篇小说和1篇散文《中国的日夜》），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另外他还讨论了张爱玲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版增订本，提出了三点可能的理由：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时将剧本费30万元寄给了他，手头不宽裕；重振文坛盛名；对小报的攻讦还以颜色。龚之方认为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增订本的序言。

将两次的说法对照来看，稍有些出入，基本还是一致的，也就是增订本张爱玲负责内容，龚之方负责出版流程，大家都很认真。有意思的是时间，他记得是和写《不了情》剧本同时，或者是在《大家》发表文章之后。但事实上，剧本写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大家》的创刊在1947年4月，而《传奇》增订本的初版日期则是1946年11月，原书作“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图一：《传奇》增订本版权页部分

很明显龚之方在增订本的筹备和出版时间上记错了，早在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就已经面世，从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都在发售中，《大家》创刊后也做了大力推广。既然如此，张爱玲编定篇目、校对，以及书中作为序言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和作为跋的《中国的日夜》必然在1946年11月之前就完成了。另外，我在翻检资料的时候，发现增订本出版的开端似乎更要早得多，过程也还有些波折，值得详细考究一下。

1946年5月18日的小报《海风》上有一篇署名“爱尔”的文章《张爱玲腰斩描金凤》：

女作家张爱玲，真是寂寞了不少时候了，我们酷嗜她作品的人，常在想念她的起居。听说她一直耽在上海，无著述，有一时期报载她完成了一篇小说叫《描金凤》的，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又谈起她要将《传奇》再版，不过她当时印行时候那一副纸板，忽然不见了，她坚信传奇的销行，是有把握的，不过为了再版而全新排印，那么排工实在太贵，恐怕得不偿失，她正为这一点而犹豫，她很健康，不过不大出门，不像苏青那样活跃而已。（下划线为后加，下同）

关于张在写小说《描金凤》这件事，从1945年八月号的《杂志》首次出现之后，1946年的小报多有提及，不过只闻其声，始终不见真身。陈子善最先提出张的佚作《描金凤》，之后止庵写了《张爱玲<创世纪>之后》，罗列了当时小报上关于张写作《描金凤》的消息，认为“小报所言多是道听途说，不可尽信”。其实不好一概而论，小报文章的水准良莠不齐，拼凑讹传的固然不少，但同时也有不少文章有自己可靠的信息渠道，还是很值得重视的，只是需要耐心钩稽。本文重点在《传奇》增订本的问世经过，《描金凤》就不多展开，只在相关的地方顺便提及。

1946年2月到4月间，上海的小报对于张爱玲的去向颇多关注，但基本以猜测为主，大多认同张当时闭门不出，在家中写作《描金凤》，对于她年初几个月的浙江之行一无所知，而且小报文章大多都是彼此之间辗转沿袭。直到5月中爱尔的文章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内容，作者自述从张爱玲熟人那里来的消息有以下几点：

一、 她很健康，一直在上海，只是不大出门；

二、 《描金凤》写完之后不满意，目前只剩了下半部；

三、 她想要再版《传奇》，对销量有信心，但是当初的印版没有了，如果重新排印则代价太贵。

后两点是同期其他报纸从未涉及的内容，看起来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报纸上第一次提到《传奇》再版这件事。

两个多月后的8月7日，《东南风》有一篇署名“佛手”的文章《张爱玲改订<传奇>》，文中写到张爱玲的近况，除了照例提到她战后埋头写长篇小说《描金凤》外，也提到关于她做吉普女郎和用英文向美国《红书》投稿这两种说法，明确指出这些不过是谣言。之后写了另两则消息，一则是“她最近到辣斐去看过《日出》，盛赞路珊的演技。”另一则是“她拟在最近把《传奇》改订一下，加进几篇新作，出版再版本。”

图二：《申报》的《日出》演出广告，1946年7月27日

先看第一则，1946年7月，屠光启主持的生活剧团在复兴中路的辣斐大戏院上演话剧《日出》，由欧阳莎菲、徐立、严俊等人主演，连演一个月，大为卖座。这是当年比较热门的演出，路珊在其中饰演翠喜（按：后来路珊加入文华公司，曾在《不了情》中出演姚妈一角。）这是1946年关于张爱玲行踪的确切报道。

第二则比较重要，提到张爱玲近期在改订《传奇》，会加入几篇新作，准备再版。结合增订本的内容和出版日期，这篇报道看起来非常符合实情，和5月18日爱尔的文章相比，再版的事已经有了进展，而且涉及内容很接近真实情况了。结合这两则消息，8月的这篇文章甚至可能是直接从张本人那里得到的讯息。

接下来8月24日的《诚报》有一篇文章《张爱玲——没有钱的阔人》，作者署名“兰儿”，再一次提到《传奇》增订本正在预备重印的消息。这篇文章内容比较扎实，有很多信息，而且之前较少为研究者注意：

苏青的《朦胧月》中，出现了一个穿绣花袄裤与绣花鞋的女人，斯斯文文的，用扇子扇一只小红泥风炉，预备煮茶吃。

她把这个女人描写得太使人想去找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中熟悉的影子——也许有点像张爱玲。

张爱玲，我没有见过，苏青说，她和张爱玲很熟习，可是她也不敢随便与旁人一同去拜访她，因为张爱玲对朋友很淡漠又很拘谨。

在《传奇》与《流言》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张的洋化，他〔她〕的爱打扮，许是受了香港风的影响吧？

……

她给我印象是传奇中的传奇人物。

而苏青说不是，苏青认为张爱玲是没有钱的阔人，家里有电冰箱，冬天有整块的皮褥，而袋中时常没有钱，没有钱就让她想出另另碎碎的念头。

假如不失窃，苏青在我们一群中，不失为一个富“婆”，她的《结婚十年》一版再版……下去，上海人爱读，重庆人爱读，用心血来换钱，在她是十分珍爱的，失窃后她预备再来发行她的《结婚十年》，可是画报摊上已经有翻版本发现了。

这一来把她急坏了，预备登报声明，气愤异常，苏青别气，你知道书报摊上同时也发现了张爱玲的《传奇》，纸张奇劣，印刷很不好，尤其一张照片，更印得不像样。

张爱玲的《传奇》，正在预备重印，而且还添增一点新的进去，读者们如果想买，还不如再等一下。那么苏青你也可以照样来一下，读者们一定会等着买你的新版的。

文章提到了苏青、张爱玲以及两个人的作品，还有从苏青那里听到的关于张爱玲的描述，提供了不少细节。从文章看，作者和苏青非常熟悉，来往也密切，似乎同属当时的女作家群，结合署名，应该就是1940年代也颇为著名的作家王兰儿。苏青的失窃在当时也是一件新闻，事情发生在7月19日下午，损失不小，7月底到8月间多家小报报道了此事。

文中提到苏青在报摊发现《结婚十年》的盗版，和张爱玲的《传奇》盗版同时，后者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差，并且说张爱玲正在预备重印《传奇》，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最后鼓励苏青不妨同样处理。这里关于《传奇》增订本的消息和8月7日佛手的文章基本一致，新增加的内容是市面上出现了《传奇》的盗版。

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同一家报纸登出了张爱玲的短文《寄读者》：

我总有这种信任的心——我觉得对于能够了解的读者是什么事都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何况我的情形也很简单，我从来没写过违背良心的文章，没拿过任何津贴，也没出席过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我本来没想到我需要辩白。

但是最近一年来似乎被攻击得非常厉害，听到许多很不堪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现在，这我在《传奇增订本》的序里都说到过，不想再重复，因为这本书不久就要出版了。

这次《传奇增订本》里新加进去八万多字，内容与封面的更动都是费了一番心血在那里筹划着的，不料现在正当快要出版的时候，忽然发现市上有粗制滥造的盗印本。我总得尽我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版权，但是我最着急的一点，还是怕那些对我的作品感到关切的读者，却去买了那种印刷恶劣，舛误百出，使我痛心的书。

这篇文章2012年作为佚文被发现。文章第一部分内容和《传奇》增订本的序非常相似，都是对于抗战胜利后背负骂名的声辩，第二部分内容是明确写出增订本即将出版，并且比起初版和再版，多出8万字的内容，封面也做了更改，都是付出了心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市面上有《传奇》盗印本，表示自己会维护版权，也希望读者不要购买这种错误百出的盗印本。将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和前一天兰儿的文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其时张爱玲周围比较接近的朋友和同行都已经知道《传奇》盗印本随处可见了，同时也知道张爱玲自己筹备出版的增订本就快面世了。这篇文章除了辩诬，也是为反击当时盗印《传奇》 而发的。

从这时候开始，张爱玲着手处理盗版的问题，9月8日的《沪报》有文章提到“昨天在黄浦分局里，忽然出现了张小姐的踪迹”，详细描写了她当天的穿着，说明有个萧姓朋友陪同：

记者为好奇心驱使，便走上前问问张小姐好久不见，今天到警察局里来一定有什么事吧。她回答记者说：近来闲居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今天到这里来，只因近来发现外面有人翻印她著作的《传奇》，经过多时间调查和打听，始知是一个书贩商人陈德元所做的，前天她去找到陈德元，加以质问，可是陈德元不承认是他翻印，说是从外码头批发来的。她因《传奇》一书近来销路很好，为维护著作权益起见，所以写了一封呈文给这里的杜局长，要求把那个陈德元传局讯问，以期水落石出。

记者又问她《传奇》向中宣部注过册没有，张小姐说《传奇》是三十三年八月编印的，胜利后并没有办注册手续，但翻版书在非追究不可。

接着9月15日《星光》上又有文章再次提到此事，但不像上文采访到了本人，只是报道了同样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发挥：

（胜利之后）一般书蠹们见有利可图，纷纷偷版，盗印了好几版，张爱玲因有附逆嫌疑，不敢出头，也只好随他们去了。

如今检奸风气已过，柳雨生不过判三年，张爱玲并无附逆之实，只不过写些小说散文而已，当然没有问题，所以也慢慢的出来了，先在诚报上写了几篇短稿子，一面又想把《传奇》修正再版，一般重庆人久闻大名，销路自有把握。

可是市面上盗印版的《传奇》很多，这当然影响到修正再版的销路的。因此张爱玲特向警局申请维护版权，要求没收盗版，赔偿损失。

可是问题在于《传奇》第一版出版在沦陷期间，并未向警局或中宣部登记，故依法并无版权，张爱玲是□申请，警局恐将拒绝受理云。

明显作者发挥过多，说张爱玲在《诚报》上写“几篇”稿子，自然不是事实，而《传奇》因为“重庆人久闻大名”，销路有把握，也分明是从《诚报》8月24日兰儿的文章衍化出来的，原文说的是苏青的《结婚十年》。倒是文中提到《传奇》没有在官方登记因此在维护版权上可能不利这一点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张爱玲确实对打击《传奇》盗印的事做了努力，同时，增订本的出版也在顺利推进。10月初，柯灵在《文汇报》副刊发表短文《张爱玲与〈传奇〉》：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两年前曾经刊行，最近市上发现了偷印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市侩的伎俩，和他们的“乘人之危”的居心。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其中添收张爱玲后期所作小说数篇，闻书前有她的新写的题记，说明两点：（一）她在沦陷的上海写过文章，可是她从不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二）她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她的两本书（《传奇》和《流言》）可为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社会还她真实的评价。

柯灵此文明言有一家出版社正在排印，还知道书前题记声辩的内容，以柯灵和唐大郎桑弧的密切关系，这些消息的来源自然不出这几位的范围，文章在表示支持的同时兼做了宣传。沈鹏年后来也提到过唐大郎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作为代序，公开辟谣。可见从8月下旬开始，了解内情的同行朋友和张爱玲自己多多少少都对《传奇》增订本以及反击盗版做了宣传和抵制。

综合上文的引述和分析，1946年5月中旬，有消息称张爱玲打算再版《传奇》；8月上旬，张在修订《传奇》的内容以及编排篇目；8月下旬，市面上盗印猖獗，张和同文都已经发现，张准备反击，同时写文章透露书都已编好（已有新增的确切字数），万事俱备，只待出版；9月，张爱玲去警局报警维护自己的版权；10月初，柯灵说“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11月，增订本正式出版。可以说，根据当时的报纸文章，增订本出版的始末线索基本可以复原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龚之方他们何时介入，就变得重要起来。

龚之方、桑弧以及山河图书公司

按照魏绍昌的说法，1946年7月，桑弧在旭东里家中宴客，也请了魏绍昌，同时在座的还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夫妇、管敏莉和唐大郎、龚之方等。魏绍昌说这是自己第一次见到张爱玲，只记得她沉默寡言，“带着女性的矜持”。矜持不大说话，这是1940年代绝大多数见过张爱玲的人共同的印象，魏绍昌提到的客人中，胡梯维夫妇和管敏莉都是唐大郎龚之方桑弧三人的好友，后者还是1946年上海小姐选举中舞星组的第一名。龚之方的说法和魏绍昌差不多。当时文华电影公司尚未成立，但已在筹备中，桑弧作为文华唯一一位导演，打算拍摄的第一部作品跟张爱玲无关，而是沈从文的《边城》，这一点我有另文详述，本文就不多展开。因此，这次请客和结交很可能是桑弧龚之方他们和张爱玲的初识。之前陈子善发现唐大郎龚之方主办的《光化日报》1945年4月14日发表了张爱玲的短文《天地人》，他认为这篇短文开启了龚唐两位和张爱玲8年合作的序幕。这个判断可能稍有点过。龚之方在1995年座谈上似乎也是以这次桑弧家的初识，作为和张爱玲合作交往了6年的开端。《离沪之前》一文中说，他和桑弧取得了柯灵的介绍信，去张爱玲的公寓看她，请她尝试写电影剧本。需要柯灵的介绍信叩门，显然之前双方并不认识，至少很不熟悉。这一点在自传小说《小团圆》里也有类似的描述，说聚会上初识之后，燕山“跟一个朋友一同来找过她一次”。需要找朋友一起上门，自然也是因为还不够熟悉的缘故。

7月龚之方桑弧与张爱玲相识，这一点放在《传奇》增订本出版过程中来看，他们的出现起到了明显的催化作用。至于龚之方说自己提供的帮助就是请邓散木题写书名，以及虚构了山河图书公司以符合当时的出版要求，这两点还需要讨论一下。

龚之方自称山河图书公司是虚构的，而好友魏绍昌则说山河图书公司是唐大郎和龚之方在1946年春天创办的，出版过《清明》（吴祖光、丁聪主编）和《大家》两种杂志，“单行本却只出版了《传奇》增订本一种，可见他们对张爱玲是何等的重视。”唐大郎解放后在《亦报》上撰文也提到过这家公司：

办出版物，他（按：即龚之方）真是大手笔，我们的山河图书公司发行的《清明》，就是他经营的东西，到现在还有人念念不忘着它。而之方呢，还在伸长了头颈等祖光、小丁回来，将《清明》复刊，真是雄心不死，所差一点就是穷得像我一样。（《亦报》1949年10月6日）

根据夏衍的回忆，吴祖光、丁聪等人1946年初从重庆回到上海，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图文并茂的文艺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据说办《清明》的资金就来自唐大郎和龚之方之前在出版事业中赚到的钱。吴祖光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这得感激为我们出钱办刊物的出版人龚之方兄的安排”，“之方先生，为我们（小丁和我）筹了一大笔钱办了《清明》这个美奂美轮的月刊，但是出了四期把钱赔光了，还落了个被禁止出版的下场，使我们至今难过。但是豪华的《清明》编辑部中的一年热闹光景，将是我们及一切朋友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

《清明》的最后一期是10月15日出版的第四号，末页有山河图书公司的启事：

山河图书公司草创于胜利来临之时，……《清明》虽是一本“不为人重”之杂志，在山河图书公司却是主要业务之一；而不幸国事蜩螗，一般情形皆非常糟糕，杂志之购买力亦因之大大降低，蚀本乃成为必然之事。同人等致力出版事业，兢兢业业，期于文化建设，略尽绵薄，纵已面临死亡之机，对此“蚀本生意”，犹冀其能拨云见日。……兹值本公司成立一周年，蒙本市工商各界惠赐巨幅广告，爱护之情，至周至切，谨此布谢，诸希公鉴。山河图书公司谨启。

吴祖光在这期末尾的《致读者》中也说要对刊物的发行人致最大的钦敬，因为他每个月都要辛苦筹足款项保证印刷质量。

另外，1946年4月20日，山河图书公司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上发布广告，为旗下两大定期刊物《大家》和《清明》预作广告宣传。而1947年出版的《大上海指南》也收录有山河图书公司，地址同样在派克路（即黄河路）21号。

因此山河图书公司确实是存在的，早在《传奇》增订本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展业务了。结合上文所述，5月张爱玲考虑再版《传奇》，只是在出版排印方面遇到了难题（旧版没有了，重新印版太贵），8月则已经准备修订《传奇》的内容，这中间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结识了龚之方和桑弧。

当时龚之方的身份之一是出版人，和唐大郎共同打理山河图书公司：身份之二是从初创期便加入文华电影公司并负责宣传业务，这两个身份的办公地点都在黄河路21号的卡尔登大戏院。他和桑弧登门请张爱玲尝试编剧，这一要求自然是以文华员工的身份提出的，但是他的山河图书公司以及在出版业的丰富经验无疑为张爱玲当时筹划再版《传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此8月以后，增订本的出版流程顺畅起来。

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之后，《新闻报》1946年12月2日、1947年1月30日，《大公报》1947年1月31日、5月6日都登了广告。山河图书公司1947年出版的三期《大家》杂志上，也都登了这部书的广告，前两期还是整页广告。由于当时物价一路上涨，书价从1946年底初出版时的4500元一路上涨到了1947年上半年的9000元，到了五六月间，书价涨到了12000元。山河图书公司在1946-1947年存续期间只做过三种广告：旗下的两种刊物《清明》《大家》以及张爱玲的《传奇》增订本。

图三：《大家》前两期刊登的整页广告

图四：《大家》第三期刊登的广告

至于另一点，龚之方说自己和桑弧共同去请邓散木为增订本题写书名，应该是可信的。唐大郎和他们两位与邓散木的关系都很不错，当时唐桑两位也都为邓的书画金石多次写过文章，1946年9月初，桑弧撰文提到和邓散木做了十几年朋友，盛赞他的苦干精神。唐大郎1947年写过自己从三五年前欣赏邓的金石，近年才渐渐喜欢他的字，如桑弧评论的，好在锋芒内敛。大约这些人中还是桑弧最早认识邓散木，关系也最亲近。

概括一下，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的1946年夏天张爱玲和龚之方、桑弧结识，答应他们请写剧本的要求，接着12月底为文华赶写《不了情》这个经过明显与实际情形不合。促进双方结交并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点是龚之方和桑弧为《传奇》增订本的刊印出谋出力。正因为1946年下半年在出版过程中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友情和信任，年底文华和桑弧遇到困境时张爱玲才会立刻答应写剧本救急。

至于增订本出版的原因，由于龚之方记错了时间，他提出的与张爱玲付出“分手费”有关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可能了，增订本和1947年6月张胡分手无关，当然经济问题大概还是主要原因，此前张有一年多没有作品发表，这对于专职写作者来讲自然是件麻烦事。7月19日苏青失窃，她写文章提到此事时也说自己已经失业十个月，没有收入。同时，再版《传奇》也是对于社会上各种关于自己是否“附逆”、“文化汉奸”的传言做出回击，表明态度，对于借着这个局面盗印牟利的书商做出回应，这一点从唐大郎鼓励张爱玲写代序辟谣，以及柯灵《文汇报》的短文都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