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是民国间学者反思、总结前代思想学术的专门用语，彼时诸多著作，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皆相沿用。2025年9月13日至14日，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苏州图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南方周末、等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发表论文并参与研讨。本次研讨会是高校与出版界、公共图书馆界、新闻界的一次学术“联动”，会议话题丰富多元，讨论热烈，精彩纷呈。

开幕式

9月13日上午8时30分研讨会开幕，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培军教授主持，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首席专家张寅彭教授为会议致辞。

俞国林先生在致辞中，分别从议程安排、人员组成、主题设置三方面对本次会议的特色进行了阐述。他先是指出，今天的会议无校方、院方、系方领导出席并讲话，纯粹是学术的交流，切磋研讨，学谊情谊，融汇互通；其次，本次参会的学者中二十位来自高校，一位图书馆研究员，十位来自媒体、出版社，非高校人员占三分之一强，这是由高校组织的学术研讨会极为少见的现象，此可谓优势互补。再次，会议围绕“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这一主题展开，“近三百年”是时间概念，自梁启超提出之后，顾颉刚、蒋维乔、陈安仁、钱穆、龙榆生等相继沿用，本次会议主题也是沿用此概念。“文学与文献”是本次研讨的范畴，犹以“文献”为基础。今日之世文献层出不穷，对于文献真伪的考辨切不能少，文献的校订与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进一步强调，学术之风尚可能因时转移，但学术为当代服务之精神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二十余年，致力于整理“近三百年”来的重要文学文献，引领并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所谓以“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史料，博洽的论辩”（顾颉刚语），求得历史之真实。

张寅彭教授致辞也指出此次会议的主题“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是从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演变而来，钱穆亦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家所论之具体内容虽有不同，但“近三百年”这一时间概念在学术界已经确立。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近年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旨在打破以往单一、线性的文学史书写模式，强调晚清与民国文学及思想的密切联系。“近三百年”就是指清代与民国，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就是以这一时间段作为研究范畴而成立的。张寅彭教授回顾了清民诗文研究中心成立与发展的情况，以及中心已经出版的清代、民国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系列成果。他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清代、民国诗话文献的整理工作，在最近的二十多年中，先后主编出版了《民国诗话丛编》《清诗话三编》《清诗话全编》的顺治康熙雍正朝卷、乾隆朝卷、嘉庆朝卷、道光朝卷等，总数在六十册以上，此外尚有《乾嘉诗文名家丛刊》十数种。《清诗话全编》完成之后，收入诗话凡七百余种，近一万卷，约四千五百万字。张寅彭教授吁请大家阅读使用本中心的古籍整理成果，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次研讨会共计六场，9月13日全天分四场，14日上午分两场，共有30余位学者发表论文并参与讨论。

9月13日

第一场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杨焄教授主持，发表论文的为吉林大学中文系马大勇教授、福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宋一明先生、上海大学中文系唐雪康老师等三位学者。

马大勇教授进行了题为《“旧体新诗”的建构与诗界革命的成功》的报告。他指出，被文学史主流话语论定为失败的梁启超“诗界革命”实际上并未凋零，梁氏所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有意无意地在王国维、顾随、聂绀弩、启功等诗词家手中流转变迁，建构成了特异的“旧体新诗”，并随着经典化新诗的全面“反哺”，在二十一世纪兴起的网络诗词中获得巨大成功。他强调，我们应认识到百年中国新诗与“旧体新诗”之间的“互哺”特点，把握梁启超“诗界革命”作为新文学、新文化“引喤”“前马”的内在一致性。

宋一明先生则以《〈儒林外史〉“张铁臂”情节来源考：兼论情节组合型人物形象的生成》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张铁臂以臂当车轮的情节来源、该情节的传播途径、张铁臂本名“俊民”来源蠡测、张铁臂形象生成反映出的创作手法四方面展开论述。他指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与情节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不对称关系，张铁臂属于依靠情节组合而成的虚构人物，分析其人物形象之生成，可探究《儒林外史》创作过程中有意模仿史家对史料剪裁的技法，以及根据创作需要在不同人物与情节间来回腾挪的情况。

唐雪康老师以《端方碑帖拓本收藏述论》为题进行报告。他首先指出，作为端方金石收藏重要门类的“碑帖拓本”，至今未见有相关收藏著录的书籍出版。通过访问调查，他关注到在端方收藏的拓本中存在一批形式一致的“大蓝皮本”。唐老师对其所见公私藏端方藏74种（76册）“大蓝皮本”碑帖拓本的样态进行了细致介绍。此外，他还列举出更能代表端方碑帖鉴赏水平的东汉《西岳华山庙碑》三本、《崔敬邕墓志》《常丑奴墓志》《九成宫醴泉铭》《麻姑山仙坛记》等珍本善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端方藏本中的等级问题及其收藏理念。

第二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宋一明先生主持，发表论文的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杨焄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张旭东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钟锦副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王培军教授等四位学者。

杨焄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黄侃〈诗品讲疏〉探源补说——以殷孟伦抄本为中心》，他以其新近所发现的黄侃弟子殷孟伦抄存的一份《诗品讲疏》为中心，考述此本的概况，并证实黄侃早年发表的《诗品笺》其实就是《诗品讲疏》的别称。他进一步指出，殷氏抄本《诗品讲疏》与《诗品笺》存在的部分文字歧异，也可资校订后者出现的脱漏讹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此外，殷氏抄本中还有一些新增的批语和笺注，皆出自黄侃手笔，足以证明黄侃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仍在继续研究《诗品》，这些内容尤其值得重视。

 张旭东先生以《〈留都防乱揭〉中的文乘之子考》为题进行报告，报告主要对文震孟的次子文乘之生平事迹加以考辨。他指出，清顺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文乘因牵连吴日生事为土国宝所杀，年二十九。因触时忌，此事记录简略。其妻为周顺昌之女，史料相关记载疑云密布，错讹丛生，而关于文乘之子嗣问题更不可究诘。他在柴德赓先生考证文乘其人其妻的基础之上，以顾苓、严熊的诗文记载为主，间以族谱、方志文献，重点考索文氏与严熊、顾苓两家之关系。

钟锦副教授以《王国维对周济词学的剽夺》为题进行报告。他从常州派的理论旨归谈起，指出沈德潜诗学与常州派词学皆以“风骚”“比兴”“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核心概念，共同指向儒家的核心问题：道德上的善。报告进一步指出，相较于诗，词摆脱了承担功力之善的重负，流露出纷然多彩的品格之美，张惠言最先认识到此问题，周济在此基础上逐步对常州派词学进行完善和推进。而王国维的说词方式则很大程度暗用周济之法，不脱常州派习气，虽具体论说内容不同，但不可否认王国维对周济词学有意无意的沿袭。

王培军教授以《钱锺书评吴小如辑〈人境庐集外诗辑〉之检讨》为题进行报告，他向与会专家摘示了钱锺书《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中对吴小如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的评论，包括对《人境庐集外诗辑》将黄遵宪《春阴》七律四首腰斩为七绝八首，将《新嫁娘诗》五十一首香奁拟想之词认作自述等问题的揭橥，并结合吴小如七八年后在文章中对此事的回应，检讨了钱氏批评之当否，同时也分析了吴小如的回应时间以及措辞语气之间的幽微之处。

第三场由上海大学中文系蔡锦芳教授主持，发表论文的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裘陈江副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李德强副教授、中南大学人文学院陈文波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曾庆雨研究馆员、厦门大学中文系窦瑞敏老师等五位学者。

裘陈江副教授进行了题为《变动时代士人升阶的常与异——以清末民初朱祖谋、狄郁的交游为例》的报告。他从朱祖谋《踏莎行·狄文子客淮南过江见访》词与狄郁《将访朱大古微于姑苏先简以诗》一诗切入，详考本事，重点讨论近代最重要词人之一朱祖谋与友人狄郁在晚清民初交往分合的始末，并以二人前后命运之别延伸出对变动时代士人升阶的常态与异态的观察，从而更进一步挖掘这种变动导致的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屈从和背离、应和与抗拒。

李德强副教授以《被桐城派文学史遮掩的诗家：舒焘文学考论》为题进行报告，他以新见文献为线索，从生卒年、著述与版本、交游网络、诗学观念等方面探讨道咸年间湖南诗人舒焘的生平，揭示舒焘作为“溆浦三俊”之首，如何以“年家子”身份师事梅曾亮，与曾国藩、吴敏树等湘籍文人形成“京师诗社”交游圈。他指出，舒焘以“雅正为骨，真性情为魂，读书博古为基”为诗学主张，既延续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之辨，又以湖湘士人的经世精神重构桐城诗学，展现了晚清文学转型期地域文化与主流文派的互动轨迹。

陈文波老师以《同光文人致何昆玉书札六通考释》为题进行报告，他对近年来陆续披露的数通岭南印人何昆玉上款的书札进行了详细考释，这些书札分别出自陈澧、陈介祺、沈树镛、王懿荣等同光时期知名文人之手，信中主要谈论金石搜访、传拓、摹刻，亦涉及艺术应酬、艺术品鉴藏及交易等问题。陈老师指出，在释文的基础上对这些书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等信息进行考订，可增进学界对何昆玉及其学术、文艺、社交活动的了解，为深入研究晚清知识阶层的文化生活提供更丰富的细节材料。

曾庆雨老师以《论陈曾寿〈苍虬阁诗〉对陈沆〈简学斋诗〉的继承与拓展》为题进行报告。她首先从性情、襟抱、为人、为学等方面论述陈曾寿与其曾祖陈沆心灵本质的息息相通，进而从遣词造句、言情、写景、说理等方面探析陈曾寿对陈沆诗歌创作特征的继承，最后指出陈曾寿在体裁、题材、取法及风格等方面对陈沆诗歌的拓展。她总结称，陈衍以郑孝胥为陈沆之继承者，是着眼于他自己所认定的师承源流谱系以及简学斋诗与海藏楼诗之间表层的某些相似处，晚近诗坛真正得陈沆真传者乃是陈曾寿而非郑孝胥。

窦瑞敏老师以《周保珊生卒年考》为题进行报告。她首先对王真《道真室随笔》、陈邦炎《陈曾寿年谱简编》、程翔章、程祖灏所编的《陈曾寿年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陈曾寿日记》等文献中所存关于陈曾寿之母周保珊卒年的异说（一说1924年，一说1926年）加以梳理辨析，并考以陈曾则《先妣事略》、湖北省图书馆藏陈曾寿日记稿本、周保珊墨迹等材料，最终断定周保珊的卒年应为一九二六年四月初一日。窦老师进一步指出，人物生卒年的考证，应注意相关记载的参照辨析，也要重视稿本文献与书法墨迹的使用。

第四场由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严晓星副研究员主持，发表论文的为独立学者、媒体退休人员胡文辉先生、《》的黄晓峰先生、《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宋希於先生和严晓星先生等五位学者。

胡文辉先生以《近人“以耶入诗”举例》为题进行报告。他首先指出，写旧体诗并以这一旧体裁写新事物，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借用传统的词藻、典故，二是运用新词语，包括外语译文及西洋典故。而从长远来看，运用新语料则是旧体诗在实践上的一大趋向。基于对近代诗歌运用新语料的关注，胡先生积累了近人“以耶入诗”数例，其报告以人为纲，列出文本，重点分析曾广钧、文廷式、丘逢甲、孙诒让、马一浮等八人“以耶入诗”的情况。胡先生进一步强调，以新名词入旧体诗仍然离不开诗学功底，旧体诗运用新语料若要成功，仍取决于作者以旧济新的功夫，并无捷径可言。

刘小磊先生以《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札记》为题进行报告。他对民国文人黄秋岳所撰、李吉奎整理点校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版）进行研读考辨，得札记若干则，报告中列举出“宝廷闽浙衡文”“李东阳与王熙墓”“寿衣忌用毛皮”“预赐陀罗经被”“郭嵩焘刘锡鸿交恶之由”“樊增祥密札中的隐语”“丰坊交游”等十九条，考辨的内容涉及诗词异文、人物、史实、名物、礼制、风俗等多个方面，皆以按语的形式呈现，析疑指谬，为《花随人圣庵摭忆》的阅读与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宋希於先生报告的题目为《俞樾〈病中呓语〉墨迹的照片》。他指出，俞樾晚年有《病中呓语》七绝九首，因蕴涵预测未来的深意，一直来引起不少关注，但《春在堂全书》不载，今各种通行俞樾作品整理本所辑录的文字也颇有歧异。宋先生依据文献线索，检得1927年5月29日北京《晨报·星期画报》第八十六号头版所载《曲园老人遗诗真迹》一篇，并以此对勘浙古、凤凰、人民文学三种整理本，考辨所存异文。最后，通过梳理时人日记、笔记中的相关记载，探析《病中呓语》真迹及照片的流传情况以及文本讹变的缘由。

严晓星先生的报告题目为《读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报告首先对“藏书纪事诗”之体进行溯源，列举了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以来的续补之作，并指出此体的特色，即：是文学的、历史的、掌故的。进而讨论《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创作时间、写作思路、刊印传播、内容特色等问题，指出王謇的吟咏与记叙是有温度的，隐藏着许多微妙的态度与关怀。最后，他重点考察了王謇曾孙王学雷先生《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一书，从文字校理、材料的引用与处理等方面肯定了《笺证》的特色、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9月14日

第五场由上海大学中文系唐雪康老师主持，发表论文的为上海大学蔡锦芳教授、苏州图书馆卿朝晖研究馆员、上海古籍出版社戎默副编审、江南大学人文学院颜庆余副教授等四位学者。

蔡锦芳教授以《王昶与钱大昕相识时间考》为题进行报告。报告从乾隆十四年（1749）王昶所作七古长诗《雨中沧浪亭同钱秀才晓征大昕作》切入，指出此诗是最早记载王昶与钱大昕交往之作。而钱大昕编、钱庆曾续编的《钱辛楣先生年谱》却记载王昶与钱大昕相识时间为乾隆九年（1744），李经国《钱大昕年谱长编》亦直接转录。蔡教授据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王鸿逵为曹仁虎所编《曹学士年谱》以及《钱辛楣先生年谱》之记载，考定王昶与钱大昕相识时间应为乾隆十四年，相识地点为苏州紫阳书院。

卿朝晖先生以《〈牧斋有学集〉“律吕”本浅说》为题进行报告。报告首先梳理了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的版本源流，将《牧斋有学集》现存版本划分为刻本系统、抄本系统以及钱曾注释本系统，并且指出，受文字狱的影响，邹式金刻本、玉诏堂刻本等版本对钱谦益原文作出了大幅删改。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律吕”本是众多版本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卿老师从此本的避讳情况、文字准确性、篇目编排顺序、文章写作时间的保留等方面对“律吕”本展开讨论，认为此抄本很可能源自钱谦益底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戎默先生以《章太炎〈闻人献图不遇〉再释》为题进行报告，围绕章太炎《闻人献图不遇》一诗的“古典”“今典”问题展开讨论，对胡文辉先生《章太炎戏咏王赓“献图”事件—旧诗解读的古畑任三郎式方法》一文中的观点进行商榷。他首先对诗中“上河图本自属王家”“采石莆田”“钤山”“明珠空令射寒鸦”的“古典”加以考辨。又据章太炎门人金东雷《燕双楼诗话》中的评论、《闻人献图不遇》的写作时间、报刊相关记载等，推断《闻人献图不遇》并非章太炎对陆小曼婚姻历程调侃的“戏作”，也非暗指王赓献图，而是影射1933年3月前后发生的“汉奸献地图”一事。

颜庆余副教授以《重出互见与追录补遗：王士禛著述的文献构成》为题进行报告，主要围绕王士禛著述的重出、互见、追录、补遗四种类型展开。他首先将王士禛著述的重出分为单行本与文集本、游记文与行记、题跋与笔记、自我引用四类进行分析，又讨论王士禛著述的互见、追录、补遗情况各数例。并进一步指出，王士禛不同类型的著述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由此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世界，在这个复杂的文本世界中，笔记几乎出现在每个交织的节点，与各种类型的著述都存在联系，因此“渔洋说部”的价值值得重视。

第六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戎默先生主持，发表论文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副编审、常州大学文学院王风丽老师和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徐洋三位学者。

董岑仕老师以《王昶〈述庵诗钞〉版本印次考》为题进行报告，指出王昶《述庵诗钞》十二卷有初印本、中印本、晚印本之别，晚印本封面几经剜改，不同印次的文本内容亦屡经修订，《述庵诗钞》的编订与晚印本的修版当早于《春融堂集》的编刊。她首先通过版本实物的比照，讨论各本的印面情况与挖改痕迹，分析《述庵诗钞》各印本的刷印顺序；进而结合序跋与收诗情况，追溯《述庵诗钞》的刊印细节并拟测其剜改修版的过程；最后通过考察《述庵诗钞》的印次问题，探究王昶不同时期修改作品的经过。

王风丽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上海图书馆藏陈衍致李宣龚未刊手札》。报告指出，前人所编《陈石遗集》辑录陈衍文二百二十一篇，而书札仅见二十通，数量较少，经过进一步搜集整理，她得见陈衍书札三百五十余通，以上海图书馆藏札最多，见载《陈石遗先生手札》、《李拔可友朋手札》、《叶恭绰友朋尺牍》、《夏敬观友朋书札》等。报告选取陈衍致李宣龚未刊手札数通，详加考释，内容涉及《近代诗钞》《辽金元诗纪事》《宋诗精华录》《福建通志》等书的编纂、刻印等问题，这部分书札大多作于陈衍晚年修志时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徐洋以《〈南亭四话〉非李伯元所作考补》为题进行报告，指出冠以晚清小说家李伯元之名的《南亭四话》（1925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实际上是书商陈琰所辑《艺苑丛话》《滑稽丛话》（1911年上海六艺书局出版）二书拆分重编而成。她校读诸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本、史实切入，并考以相关文献，对“南亭遗稿”的有无、《南亭四话》的由来、前序作者“古稀老人”之身份，《南亭四话》的文献来源、内容、编排方式以及该书出版、作伪的历史细节予以考辨，认为《南亭四话》非李伯元著作，也谈不上李伯元编辑，大东书局冠以李伯元之名，应属伪托。

闭幕式

吉林大学中文系马大勇教授作会议总结。他首先谈到自己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理念：“做有文献、有思想、有生命的学术，做有情怀、有良知、有定力的学者。”这是他心目中的最高标准。在他看来，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们所做的便是“有文献、有思想、有生命的学术”。他指出，本次会议名为“近三百年文学与文献”，“文献”是重中之重，此之谓“有文献的学术”。会议所提交的24篇文章中有20篇关乎文献，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其中包括读书札记、版本考、人物生平考、交游考、书札考、小说人物形象来源考、作品考、别集内部文献考、作者考、金石文献考，种类繁多，考索精审，俨然有洋洋大观、异彩纷呈之势。马大勇教授对他感触较多的十余篇文章逐一发表了独到见解。他指出，这些聚焦于文献的论文也并没有局囿于文献，常常是在文献基础上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见解，此之谓“有思想的学术”。而所谓“有生命的学术”，他强调这里的“生命”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还原发掘研究对象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引发的生命感的冥漠交通、同频共振。在他看来，本次会议的论文都不同程度有着研究者的生命能量，令他感触很深。最后，他谈到俞国林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认为此次研讨会的人员构成确如俞先生所说，媒体、出版、公共图书馆界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一强，是会议的特色所在。他表示，希望这样基于纯粹学术兴趣的、议题丰富的、强度颇高的“跨界联欢”越多越好，让我们共同期待。

上海大学中文系王培军教授致谢辞。他首先对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他指出，本次会议虽仅短短的一日有半，但安排恰到好处，三十余位学者参与研讨，议题丰富且讨论深入。而后，他向各位与会学者坦陈了举办的初衷与用意。首先，他是秉持着“只重学问、不问身份”的理念。晚唐司空图有一联诗说：“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如把“诗”字改作“学问”，就是他的主张。至于与会学者提到的本次会议邀请的媒体、出版、图书馆界的学者，占总学者数的三分之一，他说此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不经意间与之闇合了。他又以为，学问之高下、学者成就之大小主要是由其志尚、才力、功夫决定的，而与职业身份并不必然相关。近现代有不少的重要学者都在出版社、图书馆工作，如王利器、赵万里、王重民、胡道静、周振甫、傅璇琮等都是。再者，今日之大学与往日之大学亦不可同年而语，诸多事情的干扰，功利的迫夺，有很多学者的精力已分散掉了，早已背离了本初的学问意愿。就好比古代的科举一途，所争只在富贵功名，不在学问，所以有很多杰出的学者，不一定就是进士、状元，也不一定就是入了翰林的那班人。比方说戴震、俞正燮，虽没能考中进士，却无妨他们是乾嘉时期的第一流的大学问家。其次，会议评议的安排，则着眼于学者之间的互相对话，商略学问，既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为温情优雅的一路；亦不妨“针锋相对，箭拄刃合”，为磊落豪爽的一路。所以对于评议人的选择，多是取评议人与报告人研究的相关性，以期使学术讨论的效果达至最佳，话语气氛更为活泼。

王培军教授特别指出，鼓励年轻学者交流研讨也是本次会议的初衷之一。八〇后后半的年轻一代，近年来的学术表现都非常出色，比如这次与会的宋希於、董岑仕、窦瑞敏、戎默诸君，都是其中的翘楚。而本中心的唐雪康君更为九〇后，“骎骎欲度骅骝前”，使人为之欣喜不置。总之看到年轻学者的绝佳表现，大有芝兰玉树生于阶庭之乐，实也是一件难得的快事。中国学术近七十年来的表现与成绩，因种种的原因，以视民国诸老辈，不免大为陵替，闻民国诸老之风而起者，其在年轻的一代乎。最后，王培军教授祝贺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期待与各位学者再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