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光绪皇帝给香港东华医院赐匾，表彰该慈善机构不遗余力赈济广东水灾的义举。赐匾是大喜事，但没有通过外交渠道传递，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勒迫东华医院上缴华侨捐款，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身处夹缝中的香港华商热心行善，却落得左右不是人。

“万物咸利”牌匾

香港东华医院

香港学者冼玉仪曾写成《权力与慈善》（Power and Charity）一书，利用香港及英国档案研究东华医院1869-1894年间的历史，把民间慈善在权力干预下艰难成长的历程加以深度揭示，可惜的是迄今尚未有中文译本。本文利用张之洞电报、书札，对冼玉仪的研究成果略作补充，力求呈现赐匾事件、勒提善款事件的来龙去脉。

香港东华医院是华人世界最早近代型慈善组织之一，为中国慈善史上不可逾越的传奇。这家医院后来与广华医院、东华东院合并为一个集团，总称“东华三院”，创办至今已超过150年。香港史学家丁新豹称：“这个在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香港所创办的华人慈善团体，如今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大型社会服务机构，而且是目下华人世界同类型机构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及服务最多元化的一所。”“……凭借赈灾有功两次获光绪皇帝御赐匾额，奠定了它在华南地区芸芸慈善机构中的龙头地位。”（丁新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1870-1997》序言）

1869年，按中国既往习惯，一些垂死病人被移置到广福义祠，遭到西人猛烈抨击，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华人社会对待无亲属垂死病人的处理方式，本与西人绝异。在港西人纯粹将习俗问题升高到道德审判，深深刺痛了香港华人。仁记洋行买办梁云汉挺身而出应对危机，与华商协商达成共识，成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组织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向各行会华商募捐。1870年初，香港各行会商人共捐献47000银元，获得港督批地，创立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1872年正式落成，专门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受到热烈欢迎，1873年接待门诊数字为43074人次，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几乎“户限为穿”。当时香港华人不信任西医西药，对尸体解剖充满恐惧。东华医院提供中医、中药服务，为病死者安排以传统仪式殓葬，消除了华人的恐惧。香港华人对中医中药高度信赖，自1872年建成启用后二十多年里，东华医院只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直到1896年港府出手干预，才开始增设西医。

东华医院创始人梁云汉

筹建期间，同人推选梁云汉为主席，1872年正式建成后进行改选，由12名总理（董事）组成董事局，从总理中推选主席1名，首总理（相当于副主席）2名；总理每届任期一年，由各行会推选。行会推选制、有限任期制是东华医院创始人精心设计的良好制度，对防止腐败、提升各行业商人参与慈善的积极性有极大帮助。

东华医院横空出世，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嘉约翰（J.G. Kerr）立即予以关注。他写道：“这个医院的建立反映了以下事实：华人……表示他们自己可以以本身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慈善机构，不必外国人施以援手。”1874年，嘉约翰又指出：“该计划的创始人是一群中国商人和买办，多年以来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习得许多西方的慈善和一些宗教理念。他们目睹过（香港）国家医院、海员之家、海陆军医院的运作，同时也对广州、汕头、上海及其它地方传教士医院的工作有些了解。”（J.G. Kerr: Benevolent Institution of Canton， China Review， Vol. 3.，No.2， 1874， p.p.112.）

东华医院的管理制度、服务理念受到西医院的启发，也吸收了华南宗族事务管理的成功经验，含有与西医院、教会医院竞争的意向。科大卫对东华医院的意义有如下论述：

晚清慈善机构把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这是新颖的行政管理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慈善机构才能大幅扩张其财政规模。这如此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出现的？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够全面解释中国社会组织的变化。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来自上海，而是来自香港。同治九年（1870），东华医院，得香港政府以法案形式批准成立。有趣得很，体现于未来两粤广仁善堂、方便医院章程里的行政管理原则，原来包含于东华医院法案之内。（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

科大卫认为，晚清中国慈善机构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这种制度创新，来自香港东华医院，随后为广州的多家慈善机构所模仿，也即这种模式诞生于香港，在广东得到发扬光大。科大卫未曾指出的是，1872年成立的广州爱育善堂，就是东华医院启发下的产物。不管处在哪个政权管治之下，香港华人社会从来都是华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扮演着省内粤人与外埠粤人的“枢纽”角色。旧金山中华会馆给两广总督的禀帖，经常通过东华医院转递。中国近代慈善史的研究，不能无视香港经验。香港东华医院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服务局限于本地医疗，而是为海内外华人提供多层次服务。历次广东省内水灾，东华医院均积极捐钱捐物，距离较近的灾区甚至派出专人、专船运载粮食物资前往救济。

东华医院领导层由香港华商领袖组成，其主席、首总理、总理、协理等由各行会推选，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俨然“华人议会”。香港华人之间发生争端、纠纷时，也经常请东华医院出面调解，带有“华人调解法庭”性质。中法战争期间，东华医院善董实际上听命于张之洞，控制着反法罢工的节奏。张之洞给香港华人的“指示”，大多通过东华医院总理传达，医院又担负着清廷驻港“领事馆”的角色。香港华商领袖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早期最活跃的一群大多有在广州经商的经历，很多本身就是广州人，如上文的梁云汉，下文将谈到的关恺川，这让他们在中英之间饱尝“夹心饼干”的味道。

张之洞奏请赐匾

1876-1878年间，华北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东华医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资，贡献突出，经李鸿章上奏朝廷，由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这是香港第一次获得御赐牌匾。

“神威普佑”赐匾

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五月，广东西江、北江江水暴涨，多处河堤被冲毁，沿岸居民受灾严重，颠沛流离，但官府救济能力严重不足，无力兼顾。何献墀为1882年度医院主席，他说动善董向海内外华人募捐，发电报到旧金山等地寻求华侨帮助，短期内募集到救济款10万银元，由医院派员到灾区散赈，存活灾民无数。灾情平复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上奏光绪帝称：

臣等伏查光绪四年间广东水灾，金山中华会馆司事吕绳武等邀集寄居商民筹捐赈银二万四百余元，经前督臣张树声等查明旧金山中华会馆系崇祀关帝，奏蒙颁给匾额、传旨嘉奖有案。今香港东华医院集款助赈，事同一律，既据查明该医院崇祀神农，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颁发匾额一方，由臣等转给香港东华医院敬谨悬挂，以答神庥而昭激励。（《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第680-681页）

10月14日，军机大臣奉旨：“香港东华医院崇祀神农，素邀灵贶，着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一方，发交张之洞等转给该处敬谨悬挂。”（同上第145册第729页）这是香港东华医院得到的第二次赐匾。顺便澄清，所谓“御赐”牌匾，大体是翰林代笔，并非皇帝亲书。

12月12日，东华医院主席关恺川、首总理卢芝田向香港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汇报署藩司萧韶来文的内容，谈到张之洞已向朝廷奏请给东华医院赐匾，请示获准后如何处理。骆克指示，东华医院不得接受未经外交渠道转递的清廷公文。

不久，南书房翰林恭书“万物咸利”四字，钤印“光绪御笔之宝”，从京城送到广州，张之洞派人把这卷墨宝交给何献墀，时间是1885年12月29日。何献墀打开邮包，代表东华医院作了签收。

赐匾引起外交风波

香港华商得知光绪皇帝赐匾抵达的消息，都兴高采烈。随后，报纸把这个消息捅了出来。12月31日，骆克看到报道，勃然大怒，认为御赐匾额的交接未经正式外交渠道，直接交到东华医院，侵犯了英国管治权。他立即召见卢芝田质问，卢在压力之下，否认了报纸报道的内容。骆克进一步调查发现，御赐卷轴是由信使送到何献墀供职的安泰保险公司，再转交给东华医院主席关恺川，交接时还有其他董事在场。至此，骆克证实卢芝田并非“弄错”，而是在两国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撒谎。

骆克（骆任庭）

身处港英政府与清廷的夹缝之中，香港华商都谨小慎微，但不管如何闪展腾挪，有时仍不免被迫卷入漩涡。对东华医院董事会的华商来说，光绪皇帝赐匾是何等荣耀之事，无论港英政府如何施压，都不可能拒绝这份赏赐。

港英政府对东华医院的华人绅董一直充满疑忌。一方面，港英需要这样一家机构，利用华商领袖安抚大众，发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以维持社会稳定，利用华商财富帮助解决香港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又担心这个群体的力量太过膨胀，威胁到殖民统治，如丁新豹所言：“港府对东华医院的更大疑忌是东华绅董与内地的联系。东华绅董兼具港商与粤（潮）商的身份，与家乡维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都拥有清朝颁发的官衔，与内地官员多有所往来，而中英两国关系时敌时友。香港到底是英国以武力从中国手里夺取的……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知何时爆发。”（丁新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第79-80页）

1886年1月2日，何献墀在《香港华字日报》撰文，抨击港英政府的迫害。他回顾迎接御书卷轴的过程，犀利批评了认为东华医院无权接收御赐匾额的英国人。他指出，香港华商在内地从事慈善工作，表现突出，那么作为慈善受益者的领导人（指光绪帝），颁发匾额给他们加以鼓励表彰，这种行为没有错处。他又指出，香港华商曾积极捐款赈济1874年至1876年间华北的“丁戊奇荒”，1878年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给东华医院，为什么当时的港英政府对此并无意见？

何献墀的批评让港英更加担心，因为他公然挑战了当局急于维护的政治与外交原则。署理总督马殊（Sir William Henry Marsh）给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写信，欧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使张之洞与香港华人感受到很大压力。然而，英国政府高层考虑到香港华人与内地之间事实上无法割断的联系，通过公使馆作了警告之后，不了了之，没有进一步追究。光绪帝御赐的“万物咸利”匾额随后依然高挂于东华医院正堂。后来，东华医院发展为东华三院集团，成立文物馆，这方御赐匾额被移往文物馆展出，供参观者瞻仰。

光绪帝赐匾“万物咸利”

赐匾风波表明，港英政府对香港华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一直心怀疑忌。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后，港英政府出台新的条例，改组医院，1897年派出英国医官实行监督，并增设团防局等机构以培植亲英势力，对华人社会进行分化。曾经作为全港华人代表机构的东华医院，逐渐降低政治地位，只能埋头于慈善服务，小心翼翼地在中英之间走钢丝。

提用救灾捐款风波

赈济1885年广东水灾而募集的善款，由香港东华医院牵头募集，捐款来源除香港华人外，有相当部分来自海外华侨。东华医院除发动所属各行会捐款外，还扮演统筹角色，负责把从本埠、外埠募集的资金用来购买物资送到灾区发放给灾民。善款总额七万多两，折合银元约10万元，救灾时用掉了7万元，剩下3万元暂存东华医院。

被洪水冲毁的堤围急需重新修筑，张之洞却面临着无钱可拨的困境。按惯例，西江、北江河堤，由省库拨款一部分、民间自筹一部分资金修筑。打完中法战争之后，广东财政极度紧张。何献墀为讨好张之洞，献计提用东华医院赈灾余款筑堤。驻美公使张荫桓上任前，1886初曾赴广州与张之洞协商处理美国华侨事宜，知之甚详。1887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客春在粤，萧杞山方摄粤藩，工赈未竟，何昆山建议请提东华医院捐存之项，港绅大不谓然，昆山几为众矢之集。”萧杞山即署藩司萧韶，何昆山即何献墀。

张之洞指示两广盐运使蒋泽春：“香港东华医院（即何献墀）振捐，究竟尚存若干，前已给谕，当有回信。此银应否提归省局，并请酌之。（须看港绅愿否，或提存爱育堂。酌之。）总之，重金巨款，若久存不提，终归乌有而已。”（汉版《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49页，该书“何献墀”错作“何斯墀”）到1885年9月，张之洞让萧韶行文给东华医院，要求尽快提款，相当于直接下命令。

骆克立即传召东华医院主席关恺川问话，关氏读出来文。骆克警告说，清廷官员对立案机构（指东华医院）没有控制权。回到医院，关恺川召开了董事会会议，通过决议，这笔善款不能提到广州，只能按照最初募集的目的，用在将来的救灾上，在下次救灾行动之前，这笔钱以专户形式存入银行，由主席关恺川负责监督。（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p.p.141-142）

关学经，号恺川，广东南海人，实际居住地广州西关。1881年，关恺川与香港华商周少岐、高满华、郭砚溪、梁云汉等发起万安保险公司，这些股东跟内地、东南亚的关系更加密切，跟英国关系较疏，其中的高满华乃是驰名中外的“南北行”潮商，郭砚溪则是香港第一个华人船王郭松之子。关恺川负责万安保险公司日常经营，十分热心乡梓慈善事业，1893年与何献墀等发动旅港南海商人募捐，在香港仔设立南海义冢，殓葬客死香港的南海同乡。（《旅港南海商会史料专辑》第131-133页）

这个时候，侍读学士李文田路经香港，张之洞让他告知何献墀：“渠前允港捐赈款，尚有三四万元，可解省局，虑提未解。催令速解，助围堤工，可请奖。”（《广州大典》总第342册第6页）何献墀为1882年度东华医院主席，时已离任，新主席是关恺川。何献墀在离任后仍保持对东华医院一定影响力，但不能代现任主席作决策。

李文田，广东顺德人，1882年丁母忧回籍，此时服丧三年期满，准备回京供职。1859年，李氏考中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曾典试数省，尤精于西北史地、金石碑帖。张之洞与李文田都曾中“探花”，两人有着共同的交往圈子、共同的阶层利益。李文田受张之洞所托，一抵达香港，即召见何献墀，指示把东华医院所存赈灾余款汇解到广州。李文田听闻关恺川“忽有阻挠之议”，说这是赈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用途。李文田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关恺川这么做，主使人是“香港圣人”梁云汉：“究其主使之人则系梁安，即梁鹤巢，而卢芝田者附和之，且云华民政务司不肯不与焉，可否面饬善道局员，如该商自后到善后局领收官款，必予以未便，如此方知唐官之尊。”（《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438-439页）

东华医院创始人梁云汉被誉为“香港圣人”，但与此次事件无关。李文田给张之洞的建议是，日后梁云汉、卢芝田这些商人，到广东省善后局领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刁难一下，让他们领略官员的威风。李文田官声甚好，学术上也颇有成就，可惜他对商人的态度充满了傲慢。他不知道的是，这笔善款很大比例来自海外华侨的捐献，改变用途需要得到捐款人同意，东华医院董事并不能随意处置。

关恺川被中英左右夹攻，进退维谷。东华医院不敢把拒绝提款的决定上报给藩司，张之洞需款孔急，等得好不耐烦，不断叫人写信催促。2月23日，关恺川回省城处理本人生意时，收到藩司的传召，他吓坏了，不敢露面，托一个朋友将董事会决议呈给藩司。萧韶继续行文追讨，关恺川则逃避收文。最后，萧韶指示善后局给东华医院发送急件，用最严厉的口气要求迅速提款。关恺川本宅在广州，妻小也在广州，经此胁迫，要求辞去东华医院主席职务，却又遭到董事会拒绝。关恺川一旦辞职，那么必须在董事会里面另选一人当新主席，这个时候谁也不愿坐到火炉上。关恺川急了，找署理港督马殊请求辞职，同样遭到峻拒。

善后局忍无可忍，发出最后通牒：Do not try to make excuses or cause delays， lest such behaviour causes you inconvenience。按照官场习惯，这句话可回译为“勿再藉口玩延，致干未便”。“致干未便”是督抚高官对下属的严重警告，充满恫吓、威胁意味。这份最后通牒击穿了马殊的底线。他认为，善后局行文表明，香港居民生活在清廷官员巨大压力之下，港府若不能保障香港华人的安全，则难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他将此事捅到英国驻京公使馆。

英国公使欧格讷（O' Conor）写信给总理衙门，历述多年来东华医院为中国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指出医院董事会对捐款人负责，不能随意地将善款用于非指定用途。作为香港注册的法人团体，东华医院受英国法律保护，在任何情况下，广东布政使都不得命令或威胁东华医院主席，特别是指示挪用善款。欧格讷要求总理衙门指示广东当局不再干预此事，不再骚扰关恺川及其家人。总理衙门给了个简短答复，说已经电知张之洞，指示藩司停止骚扰。这时，英方认为跟清廷有更大更头痛的交涉，那就是福建官兵越境捕犯事件，加之新的英国驻京公使华尔身刚刚上任，不想让事情升级，也就草草了结。

香港东华医院大堂

相比之下，香港与新加坡有类似也有不同，其中一个不同之点，在于新加坡有中国领事，但香港却付诸阙如，香港东华医院被迫扮演清廷驻香港领事馆的角色。曾纪泽、张之洞、薛福成多次提出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最终都功亏一篑。真正阻挠清廷在香港设立领事馆的是港督。港督担心的是，一旦清廷在香港设立领事馆，以香港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势，领事馆很容易就变成“第二政府”，随时挑战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权，这种可能性必须杜绝。

丁新豹先生指出，晚清时期的香港华商几乎都是粤商。近代粤商普遍存在着“两头家”“三头家”现象，也即同时在香港与广东省内商埠（广州、佛山、汕头等）安家。关恺川本身就是广州人，他最终没有遭到处罚，说得直白一点，是受到英国殖民势力庇护。

西方殖民体系与“天下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天下国家”的延伸理念之一，是天朝无远弗届，海外华人、华侨要服从朝廷管治，这与殖民势力不能相容。晚清国家转型，其中一项即是从“天下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融入国际法体系。光绪帝赐匾事件、张之洞强提捐款事件，只是这种冲突的表面化。在这场冲突中，受苦的是“跨境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