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可信度判断受到“完美受害者”标准的妨碍。指控者没能达到该标准时，她的指控中包含的所有三项主张都会被驳回：它并未发生，它没有过错，它无关紧要。

“完美受害者”是我们认为女性实际如何应对暴力与我们认为女性应该如何应对暴力的结合体。如果指控者未能满足这些标准，那么她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受害者。

其中一项期望就是受害者要反击。女人必须进行某种身体抵抗，然后在暴力斗争后被施暴者征服：战斗或逃跑。只有这样，暴力行径才作数。2017年秋天，北加州一所大学的大二学生阿马利娅·瓦戈纳（Amelia Wagoner）遭一名同学性侵。当时，瓦戈纳是一名竞技运动员——她是学校赛艇队成员——这一事实使她信誉受损。

“你卧推能做几个？下蹲呢？你一周锻炼几小时？”瓦戈纳回忆起被告人律师对她的质问。“这是怎么发生的？你那么强壮，怎么可能让这种事发生？”

瓦戈纳向我描述“律师一直挑刺”的行为，认为她不太可能，甚至不配成为受害者。她补充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身体能力“如此重要”。“如果你僵住了，”她解释说，“那什么都不重要了——不管你能做多少卧推，或有多强壮。你的身体动弹不得。”

2019年，前军事语言学家瑞安·利·多斯蒂（Ryan Leigh Dostie）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关于在军队服役时被强奸女性的文章。多斯蒂描述了她自己的指控，以及她认识的其他军队幸存者的指控是如何被驳回的，因为这些女性没有“表现得足够‘像个强奸受害者’”——多斯蒂说，在她的案件中，调查人员一直在重复这个“咒语”。

多斯蒂说，在她入伍的第一年，她和她认识的另外两名女性——一名专家和一名中士——遭到了性侵犯。这位专家站了出来，却不被相信，因为她“没有松开拳头，向强奸她的人开枪”——他们有四个人。中士则在棚子里下完一盘棋后被一名翻译强奸了，但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多年后她的军事生涯结束。在多斯蒂的讲述中，中士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会因为与男人独处而受到指责。“无论发生了什么，责任都在她身上。所以，中士低头不语。”多斯蒂写道。

多斯蒂也偏离了完美受害者的原型。“尽管我自己有明显的、记录在案的伤痕，”她说，“在我被强奸后的几个小时里，在军警局一群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我的人面前，我哭得不够厉害，不够大声。”

当然，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多斯蒂和她刚好认识的幸存者的预想范围。“军队中的每一次强奸都是不真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她写道。理想化的受害者在很多方面都与理想的军人相去甚远——多斯蒂将其描述为“沉默的”和“顺从的”。然而，就如那句咒语，当指控者没有“表现得足够像个强奸受害者”时，她们就会被驳回。

在军队之外，许多女孩和妇女被社会化为默许的和在身体上顺从的。即使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念受到挑战，它们仍通过规定一组适当的特性和品质——如甜美和温柔——来保持其影响力。这个过时的标准持续限制着许多女孩和妇女的举手投足，这也是为什么在性暴力中，受害者可能无法满足对身体斗争的要求的诸多原因之一。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不抵抗的原因是自我保护。由于担心抵抗会增加她们死亡或更严重的伤害的可能性，一些受害者会有意识地做出不搏斗的决定。

另一些受害者则已经形成了一种在暴力发生时保持不动的应对机制，这通常源于童年遭受的性创伤。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当威胁迫在眉睫时，这种应对机制几乎能自动激活。

受害者也会以僵直作为对创伤的条件反射。伴随神经生物学家对大脑的更多发现，他们已经能够识别出负责我们受到攻击时会发生的各种静止状态的神经回路。严重的威胁状态会触发可预测的反应，无论遭遇的伤害事件是校园枪击、自然灾害、军事战斗、性侵犯还是严重的骚扰。

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受害者如何应对伤害的理解。但我们还在持续给她们增加一种默认的负担：抵抗的负担。这是一种特殊的负担——不仅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也在我们的法律之中。

我们刑法中的逻辑非常清晰：没有在肢体上抵抗施暴者的指控者不是受害者。而与之相关的是，与屈服的女性发生强迫性行为的男性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众所周知，该法律的抵抗要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断发展。

一个女人曾经需要“尽最大努力”抵抗才能在法律上成为合格的强奸受害者。一些州后来放宽了要求，承认那些提出过“严肃”或“合理”抵抗的受害者。但这些变化保留了该要求的基本前提——除非她们发起一场斗争，否则女性应对她们所声称的强奸犯的行为负责。

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州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最大”抵抗的标准，要求“合理”或“严肃”的抵抗。但受害者仍然需要通过与袭击者对峙来证明自己值得法律保护。1983年，在陪审团裁定一名男子犯有强奸罪后，上诉法院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以撤销定罪。在法庭看来，原告卡桑德拉·威克斯（Cassandra Weeks）在制止强奸方面做得不够。有证据表明，威克斯正在街角等着搭她表亲的车。这时一位熟人开车过来，威克斯坐进了他的车里聊天。该男子将威克斯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正如法庭所描述的那样，他“在她脸上打了三四次耳光，威胁要杀了她”，并“威胁要使用武器，他暗示，武器就在汽车座椅下方”。他强迫威克斯发生了性关系。

法院总结，威克斯没有采取更多的抵抗措施，其行为不合理。法庭承认，她“当然”害怕，同时迅速补充说：“需要注意的是，在所谓的强奸发生后，所有马上见到受害者的证人都作证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割伤、瘀伤或身体攻击的证据。她自己的证词表明，她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努力。受害人在审判中声称，被告威胁要杀死她，然而，他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使一个明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确信：抵抗阻止不了强奸。”耳光和附近的枪是不够的。

虽然抵抗要求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严格，但它仍然是法院和陪审团判断强奸指控者的“模范行为标准”。标准因州而异。亚拉巴马州等保留了正式的要求，而特拉华州等其他一些州则定义了“不同意”和“强制”等术语，将抵抗作为法律保护的条件。直到今天，“女性的抵抗——或缺乏抵抗——并没有失去其在强奸起诉中的潜在相关性，”法律学者乔舒亚·德雷斯勒（Joshua Dressler）写道，“对于调查者而言，判定强奸案是否发生，抵抗的证据可能会有帮助——甚至至关重要。”

除极少数例外，许多州即便已取消其身体抵抗的要求，仍实际采用着口头抵抗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从华盛顿到新罕布什尔州，以及两者之间的地方，受害者必须证明她不愿意进行性行为，才有资格成为性侵受害者。只要她在那儿，默认项便是她同意。与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肯定式同意规则不同，刑法中的同意定义将拒绝性行为的责任推给了原告。否则，根据主流的法律定义，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女人——在整个性接触过程中保持僵滞——就是已经同意了。

例如，在纽约，受害者必须“明确表达”她的不同意。这要求处于被告位置的“明理的人”能将她的“言语和行为”理解为“表达不同意”。而同意的定义有助于将传统的抵抗要求现代化，并扩大理应得到帮助的受害者的范畴。但让我们明确一点：强奸法仍然完整保留了对指控者由来已久的审视，审视她是否做出了足够多的努力来阻挠侵犯行为。

本文摘自《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美]德博拉·陶克海默著，沈乐慧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6月。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