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着国际学术界的新进展，以及面对“全球大变局”，如何理解“全球”，如何重建全球秩序，思想观念在全球的流动中又如何被吸收采纳，进而形塑了全球空间的特性，成为重建全球秩序的动力与思想基础。诸多问题，都需要从思想观念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启迪。为此，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以全球思想史为主题举办了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5月24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举办的“重建全球：观念的全球流动”研讨会如期举行。开幕仪式上，卢丽安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致辞，并向参会的各位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

在上午的会议中，第一小组（Panel A）、第二小组（Panel B）的五位发言人各自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理论视域中进行了深入阐述。概括而言，第一小组着重阐述思想的全球流动中的三个具体研究，在扎实的案例中关照全球思想史的理论探索；第二小组则偏重探索、反思全球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以融贯的视角分析现存研究的不足，并力图为全球思想史研究指明未来的方向。在小组讨论中，对何谓“民族”（nation）、如何实现跨国视角等问题的讨论则将会议统合到一个共通的问题意识中：两组学者分别从各自领域出发阐发民族的本质和边界问题，共同将“全球”概念的复杂内涵推向了理论关注的前沿。

第一小组中的三位发言人分别从不同的案例关照了全球思想史的理论内核。首先，Richard Reid（牛津大学历史系）以丰富的图像资料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带领与会者系统地探索了19和20世纪的非洲改革思想，尤其强调非洲本土理念与全球思想流动之间的纠缠和融合——转型时期的非洲既非固守传统，也非一味顺从外来思想，而是将全球思想根据本地条件加以重新诠释和再利用，从而实现了双向的全球思想互动。章可（复旦大学历史系）聚焦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印往来旅行书写问题，深入到黄楙材、马建忠和吴广霈、康有为这三组赴印旅行者的文本、语境和立场中。章可强调，这几位旅行者构建的都只是作为“他者”的印度，意在以各自的角度指引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他们笔下印度形象的变迁，也构成了考察中国本身的局势与叙事的绝佳出发点。最后，Gregory Claeys（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概括介绍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近代思想史中的第一个全球性时刻”——从1776年到1790年代中期，美国革命、英国激进运动、法国革命集中爆发的年代——的思想活动。得益于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潘恩全集，Gregory Claeys在潘恩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辨识出了一贯的对话对象：《人权论》不仅是在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争辩，也在把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作为同样分量的对手。在随后的圆桌讨论中，主持人孙遇洲（复旦大学历史系）阐释了三位发言人的研究的汇通之处，并向所有发言人抛出了如何界定民族、如何分析旅行现象中的思想交流等问题，在发言人和其他与会者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Timothy Baycroft（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积极投入到界定民族问题的圆桌讨论中，并在随后展开的第二组汇报里进一步阐述了全球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书写问题。Timothy Baycroft指出，在全球史研究中，“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棘手的概念——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概念并非规范性的，而是一个神话般的、建构性的概念，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且具有本质上的跨国性、流动性。Timothy Baycroft强调，即使现阶段研究仍然不得不建立在这一脆弱的概念基础上，但至少学界应该意识到其局限性，并积极从强调互动的比较微观史或强调建构的记忆史、文化史等角度试图加以克服。袁尚（复旦大学历史系）则将视角进一步放大，通过对全球思想史进行细致的学术史梳理，力图反思这一领域的潜在问题与未来发展路径。袁尚指出，以洛夫乔伊（Lovejoy）为代表的观念史、剑桥学派提出的语境主义方法论、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人提倡的思想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取径，构成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三大主流范式，但均面临各自的理论困境。学界在自我反省中延伸出两条道路：其一是以“全球”范畴革新思想史研究，其二是诉诸长时段的观念和全球化的语境，以实现传统范式的更新。上述探索还尚未凝聚成明确的理论回答，但至少，对“全球”和“思想史”两个概念的重新审视将是大有裨益的。

总结而言，虽然五位学者的研究领域相异、视角大小不同，但在研究中共同勾勒出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整体进展，揭示出了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共性议题。全球思想史研究无疑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为推进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新鲜的观点和更广阔的视角；但与此同时，无论是从个案研究切入，还是从理论反思入手，学者们都殊途同归地来到了方法论反思与概念批判的问题面前——在具体研究快速进展的同时，何谓“全球”、何谓“民族”等核心概念的定义似乎仍在被悬置。这很可能是值得全球思想史研究者们进一步发挥创造力的目标所在。

24日下午共有两组学者就英法近代思想史的关键主题进行汇报。初看起来，多国别比较、思想个体的旅行体验，抑或阿尔萨斯、加利西亚等交界地带的文本流动更适合成为全球思想史的合理对象。而反过来，人们也许会疑惑诸如霍布斯激情理论或卢梭公意观念等等，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生成的思想观念是否具有某种全球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近代文化与理念的跨边界流动性不可忽视，而近代法国与英国恰恰是全球思想汇聚、交融、创新的中心。英法的知识精英阶层大多总是具有欧洲乃至世界性的视野，将自己视为欧洲智识阶层共同体的一员。其中还不乏卢梭这样的典型个体，他们本就曾有过跨文化生活体验，并把自己的思想创作视为面向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第三小组的三篇论文围绕法国思想史中的关键议题展开，涵盖17世纪法国宗教政治、18世纪卢梭政治哲学，展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下思想主体应对社会变革与理论困境的多样路径。王印（温州大学历史系）提交的研究关注1682年法国高卢“四条款”的文本生成与政治高卢主义的确立。研究通过分析博絮埃起草声明时的多重考量，揭示该文件如何调和王室集权诉求与教会传统。文章指出，“四条款”并非单一意识形态产物，而是司法界与神学界长期博弈的阶段性成果。路易十四时期，高等法院的“绝对独立”理论逐步渗透神学领域，最终通过教士大会确立为教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巴黎高等法院长期主张的君权理论法典化。这种高卢主义的形成过程，反映了近代早期法国在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力之间的妥协性平衡。而随后两篇关于卢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关联和对话，共同修正了将卢梭式“公意”及其相关概念简单等同于集体强制的简化解读，而是更加强调这位启蒙大家思想的动态特征。関口佐紀（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探讨了“商议”这一卢梭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她。挑战了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卢梭政治思想中“商议缺失”的批评，通过重读《社会契约论》与《政治经济学》，论证卢梭并非否定交流价值，而是将商议置于道德观念与制度设计的互动中。论文指出，卢梭的“商议”虽非当代民主理论强调的开放辩论过程，而是聚焦决策时刻（如投票），但其合法性基础仍然在于公民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集体判断。同时，卢梭还将一种审查制度作为舆论与法律的中间机制，以便达到既规范公共判断又保持公民反思空间的效果，重构其公共理性逻辑。郭小雨（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聚焦“普遍意志”概念的生成逻辑，发现其模糊性曾导致卢梭的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建立融贯性。进而，作者指出，卢梭对“普遍社会”讨论的全部意涵还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对其进一步的分析也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普遍意志的疑难。进而指出卢梭并没有预设静态的规范标准，而是将普遍意志视为始终伴随立约主体们的各类实践。该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卢梭的理解，凸显其思想中“意志”等要素的动态性、过程性。

当天下午的最后一场汇报由第四小组（Panel D）进行，这三项研究的对象横跨17到20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与现代解读，都致力于在具体语境中还原思想生成、互动的复杂机理。黄涛（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关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重新诠释中，聚焦《利维坦》中的激情理论。他提出霍布斯笔下的“恐惧”并非对暴力的简单畏惧，而是一种具有审美属性的崇高感。通过分析激情在自然状态与政治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黄涛认为霍布斯将恐惧升华为一种普遍性情感，促使自然人超越个体欲望，共同接受利维坦的权威。这一解读挑战了施特劳斯学派对霍布斯的传统理解，揭示了激情理论中的伦理维度及其与霍布斯国家论的关联。李海默（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分享的报告聚焦于沃格林对柏克的评价问题。研究指出，沃格林虽未直接批判柏克，但将其定位为“二流思想家”，认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未能触及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诺斯替主义倾向。通过对比沃格林对奥古斯丁等思想家的推崇，文章揭示出沃格林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这一分析解释了为何沃格林著作中罕见柏克身影，也为当代对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提供了参照框架。关依然（华东政法大学外语系）追踪了“劳动分工”概念的跨学科旅行。研究梳理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如何在米尔恩-爱德华兹的生物学理论中发挥作用，塑造其“生理性劳动分工”的理念。从而，斯宾塞在生物与社会理论的双重语境中，得以进一步建构社会进化论。文章指出，斯宾塞通过类比修辞将经济术语泛化为解释宇宙演变的普遍法则，这一过程体现出19世纪科学话语的互渗特征。该研究揭示了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形成中常被忽视的多重语境根源，为我们理解19世纪学科概念之间互相迁移的机制和影响提供了典型案例。

这些研究共同体现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精细化趋向。学者们拒绝将经典文本简化为理论标签，而是深入具体历史情境，追踪概念演变的多重轨迹。无论是分析博絮埃面对王室、教廷压力时的修辞策略，还是剖析卢梭政治概念集群的内在张力，抑或揭示沃格林贬抑柏克的深层逻辑、追踪劳动分工的生物学转译链条，都展现出全球思想史研究仍然可以在回归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语境还原经典理论生成的动态过程。这些研究证明，即便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诞生的思想，其内在结构往往已隐含跨文化对话或批判性比较，这正是全球思想流动性的微观体现。

5月25日上午的会议中，第五小组（Panel E）与第六小组（Panel F）共同呈现了五篇内容密实、路径多样的研究报告，时间跨度自18世纪末延展至20世纪上半叶，地域涵盖德意志、法国与英国，既深植于各自语境，又在问题意识上构成呼应。若将这组论文视为一场思想的长时段与全球性对话，它们共同回应着一个核心问题：当社会变迁与全球联动日益显性时，思想主体如何重新定义其在知识、伦理与政治实践中的位置？

第五小组分别从不同侧面切入近代德意志思想世界的构型重塑。小谷英生（群马大学共同教育学部）聚焦于德国晚期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克里斯蒂安·加尔夫常被忽视的经验主义思想路径，提示我们在康德与斯密之间，尚存在另一种扎根于道德感知与社会经验的认识方式。这种经验主义的社会观察不仅勾连起德国通俗哲学与苏格兰道德哲学之间的隐性对话，也为后来的社会批判理论预留了伦理经验的路径。范丁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则从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切入对于历史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分析，揭示出邦国忠诚、地方记忆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共时并存、层次互动、相互竞争。这种“复调性”的历史意识与身份认同，不仅挑战了将现代民族国家视为历史终点的叙事模式，也强调了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张力与文化调和。第六小组的三篇论文则围绕社会主义思想与国际秩序、国家问题、知识的接受与重塑之间的张力展开了多维探讨。熊颖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考察了罗伯特·欧文如何在国际政治危机背景下，将社会改革视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手段，并通过横跨欧亚美的旅行与宣传介入全球政治。欧文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际主义面向由此彰显，其实践更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家作为全球行动者的另一种可能性。陈雅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则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国家问题”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围绕埃尔韦的反爱国主义与饶勒斯的回应。饶勒斯通过其哲学社会主义框架，提出了“现时祖国”与“人类祖国”的区分，进而试图将民族国家纳入通向“人类统一”的历史路径之中。这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与升华不仅试图缓解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也凸显了社会主义作为哲学人道主义的可能性。肖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对1929至1934年法国“哲学小组”（包括亨利·列斐伏尔、保罗·尼赞、乔治·波利策等）的研究，则提供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知识界通过翻译、出版与组织化等形式得以本土化与知识化传播的图景，而其间也不乏争论与分裂。这些早期的思想尝试为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揭示了思想如何在危机与分裂之间寻找延续自身与塑造未来的可能性。

综观两组会议论文，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观念如何从生活世界、历史结构与政治张力中生发，也看到了思想主体在特定语境中如何通过观察、翻译、组织与反思，为其时代提供回应机制。这种回应从来不是在概念自足的体系中完成的，而是在经验困境、现实结构与伦理呼唤的多重重压中得以生成。本场讨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就在于为“全球思想史”这一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研究取向，提供了一种更加扎实、精细的方法论图景。当“全球”不再仅仅是全景图式或比较框架，而成为揭示差异、挖掘互动与厘清生成机制的分析工具时，思想史也获得了摆脱“正典的线性史”与“中心扩散论”的契机。我们不再只追问“谁说了什么”，而是转向更根本的问题：“谁在何种历史情境、社会位置、空间格局、制度媒介、权力关系之中说出？又如何被理解？”正如会议讨论所揭示的，全球思想史的根本旨趣不在于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叙事，而在于通过精细的语境化分析，捕捉思想主体在结构断裂处的创造性生成。这可能体现为加尔夫的经验转向、欧文的社会改革构想，也可能呈现为饶勒斯的辩证重整或哲学小组的知识跃迁。

25日下午的最后一组讨论（Panel G）中，两位学者的研究着重于现代思想的跨文明对话，尤其聚焦东亚与西方、全球价值的互动。商兆琦（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丸山真男的尊严认知理论体系，揭示出其思想内核包含三重维度：首先，尊严根植于自由意志与道德自律。人通过自主选择超越动物性本能，在思想自由与抵抗实践中实现主体价值。其次，尊严依托普遍道德规范与个性价值。儒学“五伦”确立人禽之辨，基督教“上帝面前平等”奠定权利根基，而康德的理念则赋予个性价值。再次，尊严实现依赖民主社会的动态平衡。丸山批判专制社会与民粹社会，主张通过机会平等与差异补偿机制，在“精神贵族主义”与民主制度结合中维系社会活力，在承认个性殊异性基础上构建多元共生的民主共同体。这种尊严观融合东西方思想资源，试图解决现代性困境中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异的张力。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的论文以全球思想史视角考察《世界人权宣言》的形成过程。在作者看来，《人权宣言》不仅是国际法参考文件或者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政治行为，更是一份能够体现全球互动与多元张力的思想史文本。文章指出，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在创制过程中曾在哲学基础层面引发激烈争论。西方代表坚持自然权利理论，强调“理性”“上帝”等基督教思想渊源；中国代表张彭春则推动儒家“仁”的理念融入条款。研究揭示，宣言的“普遍性”总体上可以视为多文明对话的产物，但其中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的张力。文章也看到，二战后“人权”话语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政治化的倾向，进而提出需从全球思想史维度重构人权理论基础，在文化融通中重塑全球价值体系，形成全球性“共同标准”。

两位学者的研究有力地发掘出思想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全球性价值的生成路径。丸山真男的理论融合东西方思想资源，试图在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异的张力中构建一种根植于道德自律、并通过民主制度动态平衡来实现的尊严观。《世界人权宣言》揭示了普遍人权话语背后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并由此引出重构更具包容性全球价值体系的需要。这两项研究共同凸显了全球思想史在跨文明对话层面，对核心价值观念进行理论构建与历史实践的深刻探索。

纵观本次研讨会，来自多国的学者以其丰富多样的研究，深刻展现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活力与深度。会议从具体案例（如非洲本土现代化思想、中印旅行书写、潘恩思想网络）到理论反思（民族概念困境、方法论路径探索），揭示了思想在全球流动中的复杂互动与本土重塑。对英法经典思想（霍布斯、卢梭、柏克、斯宾塞）的精细解读，证明了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思想同样蕴含全球性对话的种子。25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视野，包括德意志思想世界的经验转向与认同张力、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际主义与国家整合实践，共同回应了思想主体如何在全球变迁中定位自身的问题。而丸山真男融合东西的尊严论与《世界人权宣言》形成史的研究，则聚焦跨文明对话下全球价值的协商与构建。正是在这些充满张力的历史瞬间，我们得以窥见思想的真正力量：它既是被结构形塑的产物，也是刺破结构的利刃；既承载着特定时空的经验重量，又孕育着超越地域的对话可能。本次会议的核心主旨，正在于通过扎实的个案与多维的视角，为理解“全球思想史”提供了更精细的方法论图景——强调语境还原、关注主体位置、剖析互动机制。最终，在多重复杂的历史层次与广阔的全球空间之中，重建思想主体的位置，唤回理论的创造力与伦理的想象力，正是全球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