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2日，“AI时代的感官记忆：媒介技术、物质及其他”工作坊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本次工作坊由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主办，张宇教授组织和召集，汇聚了来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美国各高校文学、电影、传播学以及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在人工智能（AI）日益介入我们感官与情感体验的时代，如何回忆过去、感受当下、想象未来？作为正在经历科技大变革时代的当代学人，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受无不打下了人工智能崛起的烙印。本次工作坊重点探讨媒体技术、身体体验与物质性的交叉点，旨在从感官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出发，讨论在AI兴起之前和当下的背景下，旧媒介与互联网诞生后的新媒介如何影响记忆的形成与身体的感知。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随着世界日益数字化，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往的思维框架以及记忆的模式，重估文化、历史与技术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我们的感官体验以及记忆的呈现。本次工作坊议题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当下，内容涵盖新旧媒介技术、诸种感官体验、情动、物质、科幻、新大众文艺、性别等多个角度。

在工作坊开场，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平教授做了开场致辞。香港理工大学正积极推动AI与人文融合以应对社会的剧变，从首创AI与人文科学学部，再到开设AI与人文兼修的硕士班，旨在探讨AI对翻译、创意写作、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冲击与赋能，强调在技术浪潮中提升人文教育的不可替代性，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

专题研讨一“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介：人工智能与领导权”由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李德超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罗岗教授在他的演讲《“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领导权”》中指出，葛兰西强调革命需要通过文化转型赢得群众认同，形成持续的社会合意；而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化逻辑建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霸权，将合法性建立在物质消费之上。中国近现代两次“新大众文艺”运动（“五四新文学”至“左翼文艺”、“左翼文艺”至“延安文艺”）通过跨媒介实践打破了精英垄断，突破了文字中心主义形成跨媒介的共同体文化生产。当前新媒介时代面临文化二元割裂与资本异化挑战，亟需通过新型文化基础设施重建国民共同意识，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创造性转化。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的吴岩教授在《AI时代的科幻写作与智能世界的未来展望》中提出，人工智能将推动科幻创作全面民主化，通过精准自主写作技术使普通人成为创作者，催生“小羊圈文学”等社交化创作形态，并引发叙事创新与出版业变革。吴岩教授还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智能世界设计小说，它构建了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万物有智”范式，其智能世界以道德伦理、等级秩序与信仰体系为根基，强调多元智能体通过永生与涅槃实现共存进化；他认为相较于阿西莫夫受限于技术现实的二元文明观，这种植根东方哲学的开放框架为未来智能社会提供了超越物种边界、注重精神维度的长远发展模型。

本场的评议环节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洪喆教授回应了两位讲者的演讲，他认为，传统意识形态叙事面临双重挑战：新技术与生产力变革削弱了19-20世纪艺术形态方法论的有效性；经济现实解释框架（阶层分化、躺平文化）正取代好莱坞式文化叙事，倒逼新文艺重构可信的未来愿景以弥合社会断裂。AI技术颠覆了工业时代教育逻辑：漫长学习年限制度遭遇“学而无用”的合法性危机，人机协作能力呈现代际断层——前AI世代的人文积淀支撑着当前AI创作，而AI原生代可能因过度技术依赖丧失深度认知能力。而教育体系亟需“科幻化转型”，面对OpenAI预测的技术加速度，必须通过想象力培养重构课程体系，否则现有知识系统将无力应对未来四十年的颠覆性剧变。

专题研讨二“感官的变革与声音的政治：性别、技术与空间的交织”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崔文东教授主持。堪萨斯大学（同时也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的肖慧教授的演讲题为《有声的情动：感知城市空间中的噪音竞争和性别音景》，她以应仁珍的小说《声响》中“是人总会弄出点声响”的话语所以及《玩偶之家》中娜拉的摔门声引入对于城市空间中噪音竞争与性别音景的探讨。她首先从音乐/噪音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被排除在听觉共同体以外的噪音既破坏日常秩序，也是改变和生产性的社会力量和感官事件。紧接着肖慧教授探讨了“情感劳动”这一概念，认为常常由女性承担的情感劳动通常是有声的、喧嚣的，而这类视听信号却在主流电影工业的美学等级制中处于较低位置。肖慧以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和《千言万语》为例，分别探讨了家庭空间内男性“神圣噪音”与情感劳动所发出的女性噪音的美学和政治等级及其改变，以及殖民空间中被驱逐的女性噪音。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的田松教授在他的演讲《感官的退行与迷失——》中探讨了人类感官在技术以及AI时代所面临的退行、分离与迷失问题。他首先指出人的感官是在演化中形成的，感官的统合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他继而以纪录片实验为例，揭示出人类“感官实在”与“符号实在”的相互建构性。田松教授进一步阐释，在技术时代，人类正在经历感官的退化与分离：城市人正在丧失黑暗中的视觉能力，屏幕媒介则割裂了人的视觉、嗅觉、触觉等的协同体验；而在AI时代，虚拟人物、合成声音进一步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他强调，AI技术已经触发社会的“大加速”，人类将面临感官被全面重构的“临界点”。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康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立体声革命：建筑声学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电影空间》，他探讨了电影声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电影所产生的影响。首先，他以首都电影院的改建为例，指出立体声技术的应用实际上重塑了电影文艺实践的物质空间。其次，康凌教授认为声音的混响技术重新建构了观影者的观影模式；而新技术所塑造的沉默、孤立的观影者与当时主流的电影文化所要求的能动的观影者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同时，技术发展催生“技术现实主义”，电影声音的“真实感”不再依赖现实摹仿，而是通过声学编码将政治意识形态转化为感官经验，重塑了现实主义的定义。最终，他强调基础设施与技术实践作为隐性力量，深刻参与了社会主义电影审美与政治的复杂互动。

本场的评议环节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李思逸教授对本场专题讨论进行了综述与回应：他认为，田松教授从技术哲学视角指出，AI时代人类正面临感官统合失调与符号异化的双重危机，屏幕媒介的碎片化感知与AI的拟真性颠覆了进化形成的认知模式；而康凌教授通过对社会主义时期立体声技术的研究，揭示了声音技术如何成为冷战竞争、城乡张力与阶级话语的角力场，技术标准背后暗含的权力结构解构了“技术中立”的神话；肖教授则以《万紫千红总是春》为切口，剖析声音的性别政治——被父权斥为“噪音”的家务劳动声，通过集体化重构为公共空间的合法性符号，展现了社会主义女性在技术性“感官分配”中突围的可能性。罗岗教授在之后的讨论中，进一步将分析延伸至当代媒介生态，他指出平台资本主义通过流量逻辑制造注意力涣散，短剧经济的野蛮生长与传统文艺体系的式微，迫使学界直面媒介所有制危机并重构“新大众文艺”的批判路径。这场思想碰撞既延续了本雅明、波兹曼的技术批判传统，又融合了STS的物质转向与感官人类学视角，展示了一种跨学科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专题研讨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错中思考感知、控制与物性”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马筱璐教授主持。王洪喆教授的演讲《海子之死与中式控制论的感性残片》的演讲以诗人海子之死为线索，深入探索了1980年代中国控制论和法制系统论的另类时间线。海子（查海生）不仅是改革中国的重要诗人和1980年代精神的象征，而且是政法大学法制系统论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以及控制论课程的授课教师。海子运用突变论解析国家系统的论文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法律稳定性的内在张力。1980年代中后期，海子转向超验哲学与神秘主义研究，其与特异功能研究者常远等人的思想互动，折射出系统科学思潮与气功热、人体科学等非理性话语的复杂交织。海子自杀事件及其遗书指控，成为1980年代技术理性与神秘主义双重语境下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典型症候，其生命轨迹映射了系统工程从军事科技向社会治理领域扩展过程中的认知断裂与文化张力。李思逸教授在演讲《龙之为物：一个中国现代性视域下的“物转向”案例》中详细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关于龙的史料。随着近代科学话语的渗入，龙的“现象”与“实体”都被迫解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龙纳入恐龙化石考证或图腾理论等新范式，这一过程实则折射出中国在遭遇西方知识体系时对“物”的认知转型。从晚清画报的视觉实证到民国恐龙联想，再到图腾学说的兴起，龙的嬗变轨迹暴露出科学主义与传统文化符号间的张力，而在民族国家建构需求下，龙被重塑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隐喻性象征。这一思想史个案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物”的认知如何从本体论追问转向话语建构，他呼吁回归中国自身的历史语境与宇宙观，重新定义“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角色。

本场的评议环节中，康凌教授认为两位学者的研究共同揭示了知识霸权扩张中的结构性排斥问题。他认为，李思逸对“龙”这一非西方认知体系范畴的考察表明，其在视觉实证主义与气象学的分类框架中持续遭遇定位困境，知识界试图将其纳入新体系的努力均告失败。该案例揭示了晚清以降物认知范式的失效，“龙”成为方法论工具，反向检验了霸权知识体系对异质存在的排斥机制。王洪喆教授的研究则呈现了控制论在20世纪社会综合治理中的扩张逻辑。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形态，控制论将人抽象为可归档的分析对象，其霸权同时向生理层面延伸，要求细胞活动等生命现象符合控制论解释框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感性残片”，实为主体被迫自我验证却最终失败的残酷痕迹，常以身体损毁或死亡为结局。这两个案例均呈现了霸权知识体系对无法被编码之存在的系统性排斥。康凌教授认为，当前AI技术的扩张构成同类情境，人文研究者再度面临定位危机：在算力霸权下，其核心问题意识与批判功能遭遇合法性挑战。我们亟需避免重蹈“感性残片”的覆辙，而应如李思逸提出的“将龙作为方法”那样，将自身转化为检验技术霸权的认知工具，而非被新体系淹没的客体。

本次工作坊现场合照

在“全球南方-科技人文-多重未来”圆桌论坛中，主持人张宇教授讲述将这三组词汇放置在一起的缘起。过去的几个月里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实地考察让她思考科技与人文研究如何才能擕手并进, 全球南方作为方法论代表了如何重申南方国家的知识与经验。所以今天的工作坊的讨论，也是在AI 这个背景之下，通过讨论感官记忆来对抗知识霸权，讲述属于自己的真切的感知与体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让人文学科重新反思自身的角色，但是新的出路也许恰恰是在将人文研究置于国际秩序重组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交织的背景之中。本场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揭示了人工智能、生态危机、全球化失效及冷战思维回潮背景下的多重困境。讨论的题目包括：争夺科技“定义权”关乎自主发展，需警惕空谈“科技人文”并质疑“战略科学家”人文素养的缺失；审视“全球南方”，既见中国经验“概念位移”与“历史连续”的独特性及其作为反抗性“处境”的可能，亦面临南南对话依赖北方中介及未来定位难题；生态崩溃构成根本威胁；阶级斗争失效，沦为个体“生命斗争”内卷与生物技术依赖；“技术封建主义”租金剥削及资本对情感“行动力”的劫持加剧不公；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力衰退。而出路也许恰恰在于超越宏大叙事，立足具体感知与实践，于挫败中寻求“有趣生活”并重建联结的微光；既有理论框架面对技术异化、结构剥削与生态灾难时的无力，以及资本与保守主义合谋劫持连接与情感下，如何重寻细微处的人之能动性与联结的诸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