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世纪美国的所谓“家内准则”（domestic code）认为体面的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对于富裕的妇女来说，这一角色是对行为的规范；而对于贫穷妇女和移民妇女来说，这一角色则是只能向往的东西。这种观念让进入劳动市场的女性只能获得极低的工资，承受严重的剥削。这段历史揭示了性别工资差异和职场歧视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今天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仍有重要意义。本文摘自《妇女一直在工作》（[美]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著，蔡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5年8月版）第三章“为工资而工作”。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有删节。

……工业化和城市化缓慢增加了在冷冰冰的工厂中工作的男性工人数。男性长期疲于工作以至于无法接触孩子，于是，培训孩子以满足未来劳动力需求这一重任便落到了妇女肩上。与此同时，强调道德、努力工作和共同体的旧清教伦理，被一种强调个人主义、成功和竞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取代。那些努力工作、为成功而奋斗的男人们，需要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胜任家务的妻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家内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对家庭角色的影响。同样，它对工作场所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这种正在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最极端的形式是把妇女描述为“仅在她的关键领域发挥作用”。历史学家艾琳·克拉多特（Aileen Kraditor）指出：“并不是社会秩序要求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它需要一种家庭结构，其中就包括妇女应当处于从属地位。”一本19世纪十分流行的教科书说：“当一个妇女离开了她自己的专长……她便离开了自己在社会秩序中被指派的领域，因为她无视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专长浪费着……”虽然很多人强烈反对这些限制，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却纷纷表达些许支持，她们相信这些限制是起作用的。妇女放弃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选择，换来的是一种将她们的角色理想化，或许还赋予她们在家庭中一定权力的意识形态。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体面”的妇女唯一被允许从事的职业是教师，以及家境困难时在家缝制裙子或女帽。少数有才华且幸运的人可能以写作为生。

对外部活动的严格限制，让妇女几乎没有空间从事工资劳动。家内准则将家庭角色定义为体面的衡量标准，因而加剧了阶级差异。它将大多数不得不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从事带薪劳动的妇女，排除在“体面”之外，还鼓励妇女通过家庭来展示自己的美德和道德。工厂工作和家庭服务的地位进一步下滑。移民、黑人妇女以及其他迫不得已从事苦差事的人，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在劳动力队伍中不属于受人尊敬的行列，并遭受着工业化社会中工资劳动者的一切剥削。

雇主们从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内准则中不断地获得好处。家内准则鼓励妇女顺从，让她们大多相信自己真正的使命在于结婚和养育孩子，对工作只有短暂的兴趣。妇女渴望体面，就像男人渴望向上流动，让她们满怀期待，这一点阻碍了她们对于工人利益的认同，缓解了她们对于当下所受剥削的抱怨。正如1887年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组织者利奥诺拉·M.巴里（Leonora M. Barry）所总结的：“劳动妇女被紧紧捆绑住，如果要找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的话，那就是她们愚蠢的骄傲。她们认为，被人知道自己正在勤勤恳恳劳动是一种耻辱。”

认为妇女属于家庭，这种观念使得雇主能够理直气壮地剥削劳动妇女，把她们的收入仅仅当作是补充性的。直到19世纪末，妇女的工资通常只有当时男性工资的1/3到1/2，这个数目很难让一个单身妇女足以养活自己。19世纪晚期的统计学家发明了“生活工资”（a living wage）的概念。所谓“生活工资”，就相当于我们的贫困生活水平。

但是，这些不指望能养活家庭的妇女们发现，她们的收入只够维持自己最低水平的生活。1884年，劳工统计学家卡罗尔·赖特（Carroll Wright）发表了一份关于波士顿劳动妇女的调查报告。他的结论是：妇女平均每周挣4美元到6美元，如果幸运地一整年都有工作的话，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很少有妇女能指望全年都有工作。大多数妇女一年有20％的时间没有工作，这进一步降低了她们的工资。因为雇主们认为妇女属于家庭，她们可以靠家庭来弥补自己收入和生活开支之间的差额。招聘政策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百货公司的经理们拒绝雇用没有家庭的售货员，因为担心经济需求会迫使她们卖淫。那些相信妇女应该待在家里的雇主们，拒绝培训妇女从事技术工作，这一点加剧了她们的贫困，让她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从事非技术劳动。

雇主们还受益于男女工之间的竞争，他们通过维持不同的工资标准来加剧这种竞争。男工认为女工压低了工资。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如果妇女被排除出劳动力队伍的话，男工的工资将会更高。1836年，美国全国行业工会联盟（National Trades Union）的一个委员会敦促把女工赶出工厂。该委员会报告解释说，妇女天生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最适合家庭生活。接着，报告指出，女工“给男工带来了毁灭性的竞争……”，最终的结果将是“男工被解雇，或男工的工资降低到与女工同等的水平”。报告继续说道：

“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女性都必须清楚……一件事：她所有的努力都不足以维系自己的生存；她的劳动力价格每年都在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她会妨碍男人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或实现劳动力的均等化。她努力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计，实际上等同于把一块石头绑在她的天然保护者——男人的脖子上，她想要帮助男人，结果却是毁了男人。这就是妇女劳动一旦超出家庭范围后所导致的真实且自然的结果。”

费城行业协会（Philadelphia Trades Association）主席建议妇女完全退出劳动力队伍。“你做得越少，男人可以做的就越多，他们的报酬也就越高，最终你就会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不必再从事那种仅为男人而设计的劳动。”

这些妇女为一家先进的百货公司制作服装。她们挣着“忍饥挨饿”的工资，在男性主管严密监督下工作。1875年。（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男工害怕被女工取代，或者工资被女工拉低，似乎是有道理的。虽然男、女工通常不会竞争同一份工作，但雇主经常用其中一种来替代另一种，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状况。这个过程是双向的。1828年，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有90％的工人是妇女，而到了1848年，这一比例降低到只有69％。然而，更常见的情况似乎是女工取代男工。部分由于美国内战，马萨诸塞州的男性教师比例从1840年的50％下降到1865年的14％。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到1865年，劳工新闻界开始抱怨“资本家和雇主们不断企图让妇女进入迄今为止由男性占据的各个劳动部门”。人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将是把劳动力价格拉低到“妇女工资的标准——通常不到男性工资的一半”。雇主们有时训练妇女充当“工贼”（strike breakers）的角色。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出版商“将材料放在城里偏远的房间里，偷偷指导女孩们排版，一直让她们留在那直到她们得以足够熟练地进入印刷车间”……1910年，一位丝绸制造商作证说：“只要有横向整经女工（women horizontal warpers）的存在……（制造商）就能有力地抵抗男工的要求。”

家内准则另一个深远的影响，是把妇女排除在工会之外。如果说男工组织起来尚且有困难的话，那么，认为自己真正的责任在于家庭的女工们要想组织起来，就要克服巨大的障碍。由于许多女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暂时的，所以她们几乎没有动力和其他妇女一起为更好的待遇而斗争。1889年，利奥诺拉·M.巴里抱怨说，在没有直接不满的情况下，对婚姻的期望让妇女看不到加入工会的长远好处。即便是倾向于加入工会的女工，也会面对雇主的敌意和男工的恐吓。雇主们不会容忍工会的存在，因为工会不承认低工资和温顺所带来的好处。1910年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指出，女工加入工会的那一刻，“便削弱或破坏了她在雇主眼中的主要价值。因此，雇主明确反对女工参加工会”。

男性对妇女组织的态度因其特定的环境而异。有些人强烈地感受到，由于雇主利用妇女来破坏罢工或拉低工资，自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经常清楚地看到，在19世纪的劳动力市场上女工与男工之间是一种鹬蚌相争的关系。他们没有否定关于妇女社会角色的传统观念，而是试图将妇女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或者限制她们只能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他们偶尔也会支持试图成立工会的女工。在19世纪30年代，巴尔的摩的裁缝、纽约的装订工和马萨诸塞的鞋匠都鼓励自己的女工同行团结起来，以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19世纪60年代晚期的美国全国劳工联合会（National Labor Union）不懈地敦促女工组织起来。劳动骑士团在19世纪80年代初的平静时期组织了约5万名妇女加入地方工会。但是，同样常见的情况是：男性用罢工的方式抗议雇用妇女。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行业工会都订立章程，要求暂停那些培训妇女或与妇女一起工作的成员的资格。

家内准则把妇女设定为家庭角色，确保只有最迫切需要帮助的妇女才能找工作。图中这位幸运的妇女雇用了另一位妇女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参考资料： Miss Leslie's Magazine; Home Book of Fashion, Literature and Domestic Economy. Philadelphia, 1843 (January), plate 3。（ 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玛丽安·S.卡森收藏）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妇女多次成功地组织了起来，但是她们加入工会的努力仍然面临着如何获得承认的问题。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全国工会结构的发展，男性工会成员经常拒绝接纳他们的姐妹成为会员。费城的糖果工人、诺福克的女服务员、纽约的印刷工人申请加入各自的全国工会，但都徒劳无功。即便男性不是直接拒绝女工，他们也会拖延，直到妇女屈服于雇主的压力而自己放弃。到19世纪末，一些工会的态度软化了。这些工会认为，既然妇女无论如何都在工作，那么，让她们加入工会比把她们排除出工会更安全。国际印刷联合会成员在压力之下于1869年接纳了妇女，雪茄制造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受到竞争威胁时也开始接纳妇女。

家内准则，或者说“对真正女性的崇拜”，美化了家庭结构，促进了家庭的稳定，鼓励甚至强迫男人更努力地工作养家。因为妻子工作就意味着丈夫的失败。对许多男人来说，妻子挣钱而拥有独立性肯定是一种威胁。为了确保妻子在神坛上的地位，男人不得不孤独地、永无止境地寻求向上流动和经济成功。认为妇女应该待在家里，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这种观念将男工的艰苦劳动、长时间工作、经济剥削以及其他一系列苦难正当化了。1829年，《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一位作者准确地概括了当时流行的观念。他说，让丈夫保持清醒和勤劳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不充足的工资让妇女依赖于自己的丈夫。

以道德必要性为理由把妇女限定在家里有很多好处。它通过提供稳定的家庭来维持社会秩序。它将大多数已婚妇女和许多未婚妇女排除在劳动力之外，把她们限定为与男性劳动力相关的支持性角色。它为工业提供了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动力服务，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男性的工资。它有助于确保那些赚取工资的妇女只会短暂地留在劳动力市场，而会把主要精力留给家庭并满足于低收入的工作。妇女作为劳动力中收入最低、技能最低的成员，她们的特殊地位引起了非技术男工的敌意。由于担心妇女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一些工人可能不敢向飞扬跋扈的雇主提出公正的要求。

对妇女领域的有限界定，最直接、最迫切地影响到那些完全靠一己之力养活自己和家庭的妇女。她们被迫从事工资最低和最卑微的工作，为了谋生，她们流入城市地区和工厂城镇。早在美国内战之前，她们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失业者”阶层。1845年，《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曾估计，想当裁缝的妇女人数可能是“能拿到公平工资”的妇女人数的两倍。该报的结论是，这一万名妇女是过剩的劳动力，她们不可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它宣称：“每周1.5美元到2美元，是干得好的普通女裁缝的平均报酬，有很多既有信念又勤奋的女工，每周连1美元都挣不到。”

大多数其他职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19世纪末，制作人造花的女工每周能挣3.5美元，还不到非技术男工的一半。该行业的结构是这样的：雇主雇用11岁或12岁的女孩，并承诺教给她们这项技能，每周薪水是75美分到1美元。这些女孩在她们学到技术之后就被解雇了，雇主们又开始雇用新的“学徒”——同样是每周75美分到1美元。制作火柴盒的女工每个毛坯赚5美分——这一利润非常小，以至于那些为了把火柴盒粘在一起而不得不买面粉的妇女，只能自己承担亏损。制作帽子的女工每天挣30美分左右。她们的工作条件臭名昭著，以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她们中居然有人没有在品位、举止、习惯和谈话方面变得堕落和野蛮。折纸工和装订工据说是“更好的阶层”。由于在纽约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有9/10与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她们的贫困并不那么明显。从某一行业中“美国人”的数量可以衡量出该行业的相对价值。印刷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女帽制作业是相对高薪的行业，很少有移民妇女能够参与其中。

对于女工供过于求的困境，《纽约每日论坛报》给出了简单的解决方案——把她们送到西部，那里有“可用的”男人。该报还时不时地建议读者订阅，以帮助筹措旅行资金。有时，妇女就业的领域也可以扩大——例如，可以去商店工作，不过此时商店还不太习惯使用妇女作为售货员。

妇女们自己也有其他选择。她们可以向当地的济贫院申请救济。1845年，《纽约每日论坛报》曾将该机构描述为“在申请者瑟瑟发抖、饥肠辘辘的乞讨中濒临窒息”。她们还可能走上犯罪之路，或靠卖淫谋生。正是因为选择后一种途径的妇女人数多到令人震惊，工资女工的悲惨境况才最终走入公众视野。低工资不可避免地导致卖淫。权威人士威廉·W.桑格（William W. Sanger）写道，1857年纽约布莱克威尔岛济贫院里有60％是妇女。监狱里妇女占27％，济贫院里妇女占55％。桑格是布莱克威尔岛的一名住院医生。他估计，该岛的大多数女性居民都是妓女——比例不等，占济贫院中妇女人数的50％，占监狱中妇女人数的近100％。

要想防止妇女卖淫，不仅需要有适当的谋生方式，还需要有适当的工资。1861年，弗吉尼亚·佩妮（Virginia Penny）撰写了两卷本著作，讨论妇女就业的可能性。她在《思考与行动》（Think and Act）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了解到，很多妇女由于物质匮乏和对有价值的职业一无所知，而坠入邪恶男人精心设计的狡猾陷阱，很多妇女陷入悲哀和不幸，堕落和毁灭，所以我竭力主张，所有女孩要尽自己所能……去学习一些商业、某个行业或专业的知识。”

那些“陷入悲哀和不幸”的妇女，并不一定认为自己陷入了罪恶。相反，她们似乎认为，卖淫是增加收入或弥补失业造成的工资损失的必要途径。不久之后的一项政府调查得出的结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一个女人“用这种方式挣钱，并不意味着她‘迷失了’。她认为这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插曲，而不是一场大灾难”。

对于许多体面的妇女来说，一个妇女是否真的卖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她们认为，从事有偿劳动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德败坏。年轻的工资女工常常煞费苦心地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到了19世纪晚期，一些调查人员开始着手帮助她们。他们把卖淫的工资女工的数量制成表格。令调查人员惊讶的是，在受访的3866名妓女中，有近1/3的人曾“被雇用着”（in service）——要么在私人住宅，要么在酒店和餐馆。另有1/3的人说，她们从来没有为工资而工作过。剩下的人则从事各种非技术和低工资的行业。数据表明，在别人家庭里工作并不一定有利于维持劳动妇女的美德。这些数据为贫困滋生卖淫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社会愿意让某些妇女像弃儿一般生活，以维护有权势者的道德，而这些有权势者一边利用妇女，一边又谴责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