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再战》（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影迷昵称PTA）如果不是今年最好看的美国电影，也是最好看的政治讽喻电影。

但这种好看里面有非常狡猾的地方，这种狡猾与编剧品钦（Thomas Pynchon）有关。大作家品钦是个老狐狸，单看他《万有引力之虹》里面那些踩红线的性描写，和《葡萄园》里对六十年代的刻薄态度可知，这种狡猾也许就是他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阻碍——但也许会成就一座奥斯卡。

即使完全按商业片的标准，《一战再战》也算得上一部“爽片”，可以让观众全程肾上腺素激升含笑看完。但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轶事以及遗事，这个主题出现在电影、小说里往往等同于悲壮。

那么，到底是革命令《一战再战》成为爽片，还是电影还原了革命本来的爽？

也许可以借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绝爽”（jouissance）概念来解释此片的矛盾样貌。此“爽”与欲望相关（当然），但偏向于一种身体的、过剩的满足感，甚至包含了痛苦和折磨，是一种“以痛为快”的快感——它在本片首先体现在反派白种主义者洛克乔（Lockjaw）上校对女主角、黑人革命领袖帕菲迪亚（Perfidia）的欲求上，又反过来体现于帕菲迪亚对她本应极端厌恶的洛克乔上校的性欲迎合，两者注定灵肉分离甚至相悖相杀。

——但如果撇开这些类B级片的感官刺激，这种“绝爽”也可以理解为导演对左翼革命冲动的一种剖析和调侃，正因为革命悲壮和绝望，它带给参与者一种殉道的快感，类似性爱中的死亡体验（参照《感官世界》）一样叫人欲罢不能，一战再战。

讨论完性爱因素，本片更大篇幅是关于革命过后如何承接新的革命的挑战，有诚恳有胡闹，尤其接入近在眉睫的美国排拒难民/非法移民的现状，让影片的诉求变得复杂，也会有投机之嫌。

虽说母本是《葡萄园》，但《一战再战》的时空有点错乱，又有点错打错着。片中崛起于架空的2000年代，名为“法国75”的暴力革命分子，更像一九六十年代美国的黑豹党、欧洲的赤色旅，性与革命并行，但又自我主义领先于解放世界，随时投降，随时变节出卖，远不如日本赤军刚烈。电影后半则是2022年（片中莱昂纳多饰演的鲍勃说自己生于1980年今年42岁）的这群革命份子的现状，勉强对应于《葡萄园》里一群追忆火红1960年代的1980年代（里根时代）的中年革命分子。

他们的共同源头表面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战再战，不就是不断革命吗？这点曾经被游击队长切·格瓦拉发扬光大。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最理想而不可即的一点，正是圣徒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很明显，《一战再战》里面缺乏这样的革命者。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这个句子，其实来自1969年，美国真实存在过的武装组织The Weather Underground （一般译作“地下气象人”，来自鲍勃·迪伦的《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中的金句：“你不需要气象人告诉你风向哪边吹。”）的宣言，原句说的是：“从现在开始，将是一战再战——年青白人将加入战争并承担必要风险。美国猪小心了，这是一支从你们内部生长的军队并将把你们干翻。”这属于典型马克思主义论述，如《共产主义宣言》里那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的变形。

不过，他们这样说是不知道还有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电影毫不忌讳地呈现了一战再战的衰和竭，观众对老战士们的期待一再落空，鲍勃早已忘记战斗的技能和密码，千里救女都败在临门一脚；忍术大师只擅于逃跑和忍耐，未见出招；最有实战经验的女救援者和反叛修女团压根没机会用上她们的枪⋯⋯导演当然是故意的，那个辉煌的革命世界像空心人，消失得“没有一声轰隆，只有一声唏嘘”。

所以错位的年代还能复制神话吗？不，顶多复制了性解放的刺激。“法国75”的内涵是什么，有说是指1775年美国独立革命里倾向法国大革命自由派的一脉，未免牵强，还不如理解为法式性爱68狂热的变形延续，不明白的话可以参看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而且老一代挂在嘴边的各种性癖，只剩下同代人身份认证的用途，年轻一代革命者不再谈论性而只谈论街头斗争。

三个“父亲”（生父、养父、师父）、两个“母亲”（生母、救母）都失败了，倒是最后女儿这一代带来不一样的想像。尤其在上一代神话中只能在笼子里等待革命英雄救援的难民们，在现在有自己的网络和逃逸方式，他们在高楼上跑酷的镜头行云流水，绝对让人想起电影开始的时候怕菲迪亚出场时的大步流星。偷偷藏起了一支手机的女儿薇拉，又怎知不能创造出超越那要靠公共电话对暗号那一代人的新革命？

如果非要谈意识形态，这部片表面上调侃左右双方，甚至最后倾向偏左。但这种超越只忠于商业的精彩而不忠于意识形态，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站资本主义这边的。

导演其实对此心知肚明，有一个隐喻很能说明这一切：天才战友设计了一批同频的感应器交给鲍勃，以备他们逃亡后联络使用，鲍勃问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怕被军方监控？天才答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监听 G1 频段了。也即是说，资本主义已经不在乎“革命”的敏感性了，后者的过气和失败甚至能带来票房，就如本片一样。

不过狡猾的PTA导演还是留了一手。电影由一系列反高潮的设计组成，某程度说来也是“反革命”的，这没关系，艺术是否革命在于它能否重新定义“革命”。

电影让熟悉革命电影套路的观众意外的是：革命竟然有这样狂欢式论述的可能，而不只是“革命自有后来人”，也不只有“革命误我我误卿”这样的悲歌。

（廖伟棠，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