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1、1937、1945……来时之路，不能忘，也不敢忘。

那是烽火硝烟中的艰苦卓绝，也是气吞山河背后的英勇壮烈。千千万万的将士筑起血肉长城，信仰的火种穿越黑暗。

铭记历史，才能砥砺前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青春华章·青春正澎湃”主题宣传推出“来时之路”系列报道。让我们共同聆听历史的回响，一封信、一段经历、一个个具体的人……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本篇关注在抗战硝烟中相识相爱的钱林保和高芳仪。15个月130余封信，成为他们在艰难岁月里的温暖慰藉。

“在目前，你在重庆，我在印度，也不知几时相见，也许两个月后我调到缅北去，从密支那向曼德勒推进，那时只要橄榄核一样大的一颗铅粒或是一条半英寸长的铁片，就可以了结一切。那时你也可以把我忘了，再也不必纪念我。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不是故作惊人之笔。但是，如果我不死，我能够生还祖国，那时第一个要找寻的是你。

你的林保 十月卅一日”

“我听你的话，忍耐地住在重庆，等待光明来到的一天，亦就是国家的胜利，我们相见的一天！

你的芳仪 十一月七日晚 写于油灯下”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两个中国年轻人的往来书信摘录。1944年7月到1945年9月的15个月里，他们通信130余封，一方在印度、缅甸前线担任中国远征军翻译官，另一方在重庆、昆明漂泊谋生。硝烟与离乱间，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最终在抗战胜利后喜结连理，相伴终生。

高芳仪和钱林保，摄于1981年秋。

1944年春，经友人介绍，钱林保和高芳仪在桂林相识。几次约会未生情愫，彼此便疏远。同年6月，日军攻陷长沙后沿湘桂线南下，桂林陷入混乱。两人各自乘车南下，意外在黔桂线的六甲小站相遇，同车抵达独山。此后，钱林保随军至昆明，高芳仪去重庆投亲，各奔东西。

然而，战乱中的短暂重逢让彼此互生好感。钱林保抵达昆明后，试探性地寄信问候，自此二人开始了长达15个月的鸿雁传书。他们在信中讲述印缅前线的军旅见闻、祖国西南的生活点滴，畅谈音乐、诗词、美术、书籍，交流各自的家世、交友、爱情观、金钱观和人生观，并坦诚表达心意。一封封书信成为艰难岁月里温暖的慰藉。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1955年，钱林保耗时2年誊抄所有信件，装订为《素心集》。历经岁月，这些信件依旧保存完好，珍藏在高芳仪存放衣物的箱底。2013年，根据《素心集》整理的《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出版，这些信件为更多人所知。今年8月5日，这130余封书信被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

高芳仪写给钱林保的信，1944年11月14日。

捐赠仪式上，两人的儿子钱天华获颁收藏证书，那一刻他感慨系之，“半天的会议，80年就走过去了。”80年，这些烽火中的情书不仅寄托着两个年轻人的绵绵爱意，折射出一代人在国难中的坚守与信念，更支撑着一个家庭走过后来的风雨岁月，并持续散发着温情与力量。

今天翻阅这些书信，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其中动人的，不止于儿女情长，还有当时年轻人的爱国情怀、文化品格、精神信念，以及其中承载的珍贵抗战历史细节。宏大的政治叙事之外，两个普通青年的生活轨迹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跃然纸上。

全家福，摄于1954年。翻拍自《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战时流离，意外成为翻译官

1957年，应单位要求，钱林保在陈述个人经历时，写下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自传”。

钱林保（1917-1997），又名钱礼，出生于上海嘉定。9岁丧父，家道中落，初三辍学后在烟杂店帮工。1937年，经小店常客倪牧师介绍，进入上海挪威海员教会工作。次年随牧师赴香港，此后再未归家。

在港期间，钱林保学习教义，工作之余自学英文、音乐、美术等，并参加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日协会香港分会主办的训练班，接触到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文艺界人士，还参与了进步刊物工作。5年时间，他的视野与学识修养得到极大拓展。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短时间内，日军横扫东南亚，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10万余兵力组成远征军，赴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掀开了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页。

1943年1月，钱林保离开香港，在广州短暂逗留后，辗转抵达广西桂林。人生地不熟，工作也不甚如意，他在返沪和留桂之间踌躇不定。

1944年春末，他偶然看到一则招考翻译人员的启事，尽管学历条件不符，他仍填写了登记卡。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便接到通知，持介绍信去参加考试，当场被录取，次日即往“东南干训团”译教队报到。

“自传”中写道，当时翻译官已有七八十人，都是由港沪等地流亡来桂的青年，后来又从重庆各大学征调来一些，人数最多时逾百人。报到后，每人领到一本中英对照的《步兵训练纲要》——昆明干训团美国教官编写的讲义，内含大量军用术语。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学习准备，钱林保被分配到军医队。该队的训练内容包括病理常识、急救、担架、军医战术等。开始工作前，教官会分发讲稿，钱林保译出生词，理解疑难之处，几轮实践后便熟练了。

1944年6月底，钱林保与一批翻译官抵达昆明，全部转入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自传”记载，外事局是专门管理和调配翻译官而设立的机构，旨在满足与盟军并肩作战时对翻译人才的大量需求。翻译官大多从学生、机关职员中征调或考取，全国人数最多时达3000余人，主要分配至军队、供应处、招待所及航空基地，极少数则被派往中美合作所等特殊单位。

分配到军队的翻译官分为五级，有对应的军阶，比如四级翻译官等同上尉，三级等同少校，二级等同中校。钱林保通过考试并办理手续后，被任命为外事局三级翻译官，军装领角可以佩戴“少校”的领章。

关于这份工作的分量，钱林保在1944年9月2日寄给高芳仪的信中写道：

“当一名译员，不仅要对战术上、战略上、兵器上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的像医药通讯工事后勤等的中英文术语都要纯熟，并且对以上各方面至少都要有基本的了解，当然在目前还不能每一个人都做到这样，但我们是时时在学习着做到这样……

说到上前线，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有几位经验过的同事，时常同我们谈虎色变，无论如何，这是多少带点冒险性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但我们听到上前线时，很少有人迟疑过，这虽然说是带着些青年的浪漫气氛，但是，也应该是属于严肃的一面。”

1944年9月21日黎明，钱林保乘机自昆明前往印度，在苏加新兵营住了两天后，渡恒河，搭火车，途经加尔各答，最后抵达兰姆伽——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城市，在大战时用作盟军训练中国军队的中心。

中国驻印军的装甲部队成立了七个战车营和两个独立的保养连。钱林保被分配到保养第一连，该连的任务是修理和保养战车、汽车和兵器，全连约百余人，都是从国内招募的技工。每个连配备1名美军联络官、8名美军士兵，翻译官仅有钱林保一人。他每天的工作是，在连长与联络官沟通时担任传译，并填写需用器材登记表。闲暇时间，他会给战士们教授基础英语、唱歌，自己也会写信、看书、画图。

此后，部队又前往萨地亚——印度铁路线的终点，以及利杜——当时中缅印战区的中心、盟军总部的所在地。钱林保在这些地方的日常工作仍是“联系材料，联系给养，处理零星公事，其余的时间写信”。

1945年6月，钱林保回到昆明。8月15日，他记录到，“电影场内传出一片欢呼声，报告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到9月，各地的翻译官陆续遣散。

返沪也经历了一番折腾，钱林保后来在“自传”中写道，“1946年初，经过八年抗战，八年流浪，重新回到这黄浦江畔的故乡，自然别有一番辛酸滋味。”

钱林保和高芳仪，摄于1946年春。翻拍自《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烽火寄情书，个人与家国共命运

1945年从印度回到昆明后，钱林保第一个去寻的便是高芳仪。

在过去一年的密切通信中，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由朋友逐渐确立为伴侣。从初识、别离到重逢，再到鸿雁传情，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

高芳仪（1922-2008），出生于广东汕头，襁褓中即被杭州望族高家收养为二女儿。1943年秋，她考入沪江大学商学院，一学期后选择辍学，跟随同学奔赴内地，辗转流徙于重庆、昆明等地，做家庭教师谋生。

1944年春，经友人牵线，钱林保和高芳仪在桂林相识。接连几个星期的郊游后，两人没有产生情愫，渐渐疏远。6月，桂林局势紧张，众人纷纷逃难。高芳仪随友人乘黔桂线火车逃难，钱林保也随军由此线西撤。

途经六甲小站，火车暂时停留，钱林保在车站闲荡时意外遇见了高芳仪。彼时，她打算逃难去重庆，无奈火车已在六甲耽搁了四天。出于相助之心，钱林保申请让高芳仪搭上了自己所在的列车，同行到独山，小聚两天，随后又各奔东西。

抵达昆明、等候调配的日子里，钱林保试着写信给高芳仪，竟“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回信，高芳仪在信中表明“希望你沿路给我好新闻”。自此，一封封书信穿越战火硝烟，两颗真心渐渐靠近。

钱林保写给高芳仪的信，1945年3月17日。

钱林保写给高芳仪的信，1945年3月25日。

在信笺中，钱林保会附上唐梅二叶、松柏一片，有时附上曲谱、诗词或几张速写画；高芳仪则不时寄来书刊杂志。两人的交流真诚坦率，关于生活近况、文化艺术，也关于身世、交友、前途、爱情与面包、有意义的生活。有时，信件以毛笔写就以示郑重，钱林保还会盖上自制图章“一封书寄万重山”。

书信中，他们关心着国家命运：

“上一次看的Battle of China，很好。这是为我国抗战而拍摄的一部宣传片……从田中奏折，从九一八之变，到七七抗战的开始，一直到几次的长沙大会战、重庆大轰炸等。我看到上海被炸到惨状，和南京撤退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西移的景况，扶老携幼，骨肉流离，不禁为之心酸落泪。我们不也是这千千万万中之一吧！它告诉我们，差不多大半个民族，在利用各种的交通工具——步行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向西撤退。为了独立而西迁，为了自由而西迁，为了生存而西迁！”（钱林保1944年8月4日）

讲述着战争局势和见闻：

“最近局势颇可乐观，犯黔的敌人已被顶住，而且节节被我向广西境内驱逐过去，八莫已经攻下来，如果腊戍也能收回的话，那末也许可以提早我们回国的日期，我这样盼望着，并不是单纯为我自己，也为了祖国，缅甸滇路早些通，重兵器就可以运到中国，也就可以打击敌人，收复失地，我们也有用武之地了。”（钱林保1944年12月26日）

“这一次从Ramgarh到Sardia，时经十二天，行路一千英里，一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也算得备尝辛苦了……走了十几哩（备注：里）的丛林，到此眼界一开，心境为之一爽。眼前是一片平坦的沙地，前面还留着平条大江，对面就是帕米尔高原的一带远山在望，天气晴朗的早晨，可以看见喜马拉雅山峰巅的积雪岭。对着这崇高的山峰，遥想在山那边的祖国和祖国的亲人，不禁悠然神往……”（钱林保1945年1月23日）

讨论着青年意气：

“一个青年，刚从校门出来，都有他的‘胸怀大志’，几次磨折和碰壁后，才知道这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这才知道谦虚，后退，但当初的勇气却已消磨了大半了。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困顿、磨折，这一点青年的稚气和热情，还是要保存的。所谓不屈不挠，至死不渝，也就是所谓浩然之气，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保存而且要加以培养的。”（钱林保1944年10月22日）

“林保，在我刚离沪时，我自己知道心中是怎样的沸腾着，志气可说极高，我要为大众服务。谁知一年余在外飘泊的结果，一年余短短的一段时光，我改变了许多。心中常易伤感，觉得不知怎样的好。所幸运的还存在着勇气，不管什么三七十一的。”（高芳仪1945年4月20日）

也诉说着爱意：

“只要心在一起，将来总有见面的机会。只要心在一块，即使到六十岁时我们才有机会在一起过几年共同生活，也算了却平生之愿，所以不要心急，目前还是继续通我们的信吧!”（钱林保1944年11月7日）

“我想到过去的遭遇，渺茫的将来，虽然我们现在是互相很蜜的通着信，情感可说已经相当浓厚，露骨地说一句，起初我是被爱，现在我们是相爱着了。但正如所说的：你在印度，我在重庆，你又讲那种吓人的话，想到将来，实在太茫然了。”（高芳仪1944年11月10日）

“爱情并不是像蜜糖一样永远的甜，它是苦味多于甜味。为了爱，总要忍受各样的苦味。——我想，即使有钱，即使天天在一起，也一定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环境条件下的各种不同的苦味或者是酸味的。——尤其在这个时代，遭遇着没世以来最残酷的战争。青年男女，生在这个时代里，更不得不忍受各样的苦痛，来换取自己将来、和下一代的幸福。不是战争，我们不会那样巧的认识，不是战争，也不需要忍受目前的苦痛。这一切是为了战争，这一切是为了爱。”（钱林保1945年4月24日）

保持着乐观憧憬：

“一个少年时辛苦些，中年勤俭些，晚年享些清福，这是最好的境遇。将来，二三十年后，太平盛世，在西子湖畔，有一对老头子老太婆，幽居优游，你觉得怎样？”（钱林保1945年3月17日）

“若使将来我要结婚的话，必定要在教堂里举行，并且要选在Christmas Eve。那天晚上，值得纪念些。最好能到香港道风山上去举行，那更有意思了。啊！是否在讲梦话呢？”（高芳仪1945年3月26日）

高芳仪写给钱林保的信，1945年6月5日。

这一切都不是梦话。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将近，钱林保于1945年6月回到昆明，两个心上人终于重逢。同年12月25日，两人在香港道风山举行婚礼，正如信中期待的那样，白首相偕。

钱林保和高芳仪，摄于1945年香港道风山婚礼。

1945年12月25日，钱林保和高芳仪在香港道风山举行婚礼，并在《香港华侨日报》刊登结婚启事。

穿过岁月，“素心”如旧

钱林保与高芳仪的儿子钱天华，今年79岁了。将全部书信捐赠给档案馆，于他而言，是了却一桩心愿，“像是灵魂得到安顿。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收获，都随着捐赠过去了。”

真正理解父母，钱天华正是从这些家书开始的。

9岁的时候，他记得，每天晚饭后，他写作业、看书，父亲则静坐灯下，埋头誊抄厚厚的一叠书信——半透明的粉色道林纸下垫着小方格衬纸，钢笔小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那是抗战时期父母之间的130多封书信。

钱林保花了2年时间，将所有书信抄录完毕，装订成册。红褐色的硬封面，上印银白色“素心集”三字，内页贴着结婚照。“因以尺素，表此寸心，故以‘素心’名集。”钱林保这样写道。他还将两人一年多通信期间的行迹，绘制成旅行路线图，配上镜框后挂在家中。

钱林保耗时2年誊抄所有信件，装订为《素心集》。

1944年-1945年，钱林保和高芳仪的行程路线图。红色线为高芳仪路线，蓝色线为钱林保路线，双红线为两人在香港结婚后共同返沪。王璇绘制，翻拍自《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钱林保被下放至嘉定农场改造，高芳仪则由教师沦为勤杂工。曾经笑语不断的家，顿时安静下来。十二三岁的钱天华翻出《素心集》来读，第一次完整地了解到父母的身世、经历、思想、情趣，乃至价值观和道德观。当时只觉有趣好玩，而在后来的人生中，他反复翻阅，仿佛一次次重新靠近父母。

读大学时，钱天华离开上海，而后经过一番坎坷与磨难，1979年得以返沪。《素心集》仍在，历经劫难却完好无损，只是照片和旅行路线图没有了。

钱天华说，当年的书信始终滋养着这个家。每当父母亲为琐事争执，只要看见《素心集》便缓和下来。母亲晚年独坐时，也常常翻阅《素心集》，“她觉得看到了《素心集》，就看到我的爸爸在和她讲话”。母亲后来还说，“这些信当年是不是我写的？我年轻的时候居然可以写出这么动人的信来？”

钱林保和高芳仪，摄于1981年。

《素心集》手抄页，钱林保写给高芳仪的信，有时附上曲谱。

父母的影响也深深烙印在钱天华身上。小时候，生活中音乐、书籍、电影观剧不断，父母喜爱风行的文艺作品和演出，耳濡目染下，钱天华也爱上文艺，至今钟情交响乐。“唯有热爱，才能走到最后。”他说，是生活中的热爱支撑全家度过艰难岁月。父亲晚年仍痴迷于昆曲——那是他青年时代就倾心的艺术，还积极参加上海昆剧团的活动。

每逢结婚纪念日，父亲总要买一盆“象牙红”装点房间；结婚50周年时，他还用金纸剪了一个“爱”字贴在一个“红心”上，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这一天，也是钱天华最在意的日子之一。

回望父母的一生，钱天华总结道，母亲一辈子的老天真，年轻时胆大敢闯、率真乐观，后来也是随遇而安。父亲，自己几乎没见过他落泪，也许是风骨所致，大喜也罢，大悲也罢，他总唱《春天里》或《叫我如何不想他》来排遣。即便在困顿流离的日子里，他们也从不轻易言苦。

父母已离世多年，钱天华仍会感慨：“他们的晚年，延续着青年时代的操守表里如一，始终影响、感染着我，也许还影响、感染着我的下一代。以后呢？我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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