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左）、玛丽·E·布伦科（中）和坂口志文。

“一个也没预测到，但他们获奖实至名归。”10月6日，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后，《中国科学报》直播间一时间被“爆冷”的气氛笼罩。但很快，几位解读嘉宾都认为，这项揭秘免疫平衡机制的研究值得一个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美国科学家玛丽·E·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他们“因其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发现而获奖”。值得一提的是，3位科学家在获得诺奖之前都是科学道路上默默无闻的耕耘者。

有些意外，但“实至名归”

《中国科学报》：对于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周旭宇：很意外。因为在2017年，这个领域已经获得过与诺奖级别相当的克拉夫特奖，该奖同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学界通常认为，获得此奖后再获诺奖的机会不大，当时获奖的科学家就包括坂口志文和拉姆斯德尔。

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胡志远：我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SB），和布伦科做了同事。布伦科得奖让我喜出望外。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祁海：实至名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此前业内有不少人预测，今年奖项可能更偏向临床医学方向，但坂口志文等人的发现，其深远影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机制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黄波：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坂口志文，这也是圈内的共识。

《中国科学报》：对于布伦科获奖且排在第一顺位，大家可能感到诧异，你怎么理解？

胡志远：她很擅长计算，而ISB正是以计算“起家”，在遗传数据、软件工程和计算资源方面投入巨大。从布伦科的获奖词可以看出，在2001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了突变小鼠的致病基因Foxp3，这个基因点位对调节性T细胞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曾默默无闻、兼职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跟几位获奖者是否有交集？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周旭宇：我跟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交集较多，有合作，也有竞争。比如，我在美国做研究时，与拉姆斯德尔实验室有直接合作。与坂口志文则更多是“对手”。在投稿过程中，他经常是我们的审稿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严格的科学家，对论文质量要求极高。

《中国科学报》：坂口志文身上有什么特质特别吸引你？

祁海：坂口志文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科学家，谦逊、话不多，但内心极为坚定，甚至有些固执。他当年的研究最开始不被主流认可，甚至一度找不到正式的教职工作。但他笃信自己追寻的答案是存在的，无论外界如何质疑，都心无旁骛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

这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在诞生之初被视为异端，或被认为没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科学”。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质疑，忍受长期的冷遇与否定。

黄波：在过往的线下学术活动中，我和坂口志文有过不止一次的交流。参加学术会议时，坂口志文总是和夫人在一起，并很客气地向别人介绍她，能感到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坂口志文的酒量不是特别大，他的学生爱帮他挡酒。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和坂口志文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正一反”。坂口志文是一位非常低调、严谨的日本科学家，而拉姆斯德尔则是一位非常开放、热情的美国人。

坂口志文最让人敬佩的是对科研的坚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免疫学界有一个很热的概念叫抑制性T细胞，但在80年代，这个概念基本上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伪科学”。在当时几乎没人再相信抑制性T细胞的科研环境下，坂口志文还能坚持做相关研究，这份定力非常难得。

在1995年那篇里程碑论文中，坂口志文发现了表面分子CD25可以作为关键标志物来分离调节性T细胞，但投稿过程并不顺利，最终发表于《免疫学》（影响因子约5~6分）。以今天的标准，这项成果的首次发表显得“平淡无奇”，但他坚持下来了。

特别是坂口志文早期处境艰难，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作为临床医生还得拿出一半时间来看病人，只能兼职做科研。即使在那篇里程碑论文发表后，他仍备受质疑，直到Foxp3基因被拉姆斯德尔鉴定并与调节性T细胞联系起来后，才慢慢获得认可。他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人，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章质量高、重复性好，展现了科学家最基本的态度。

《中国科学报》：拉姆斯德尔是一位什么样的科学家？

周旭宇：拉姆斯德尔性格很阳光，是典型的美国科学家。当他得到一个好数据，比如鉴定出Foxp3时，会非常高兴地跑去庆祝。我几次和他接触都是在学术会议间隙或者在酒吧里。他和我的导师杰夫·布鲁斯通（Jeff Bluestone）关系很好，后来他们共同创立了Sonoma Bio公司，致力于利用调节性T细胞开发下一代自身免疫病疗法。

《中国科学报》：你印象中布伦科是怎样的人？

胡志远：我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说过布伦科。首先，她不是一个热门领域的“大PI”；其次，她的确非常低调，可以说一直默默无闻。

布伦科当时只是ISB一两百位“普通研究员”中的一员。大家都是自己申请课题、找基金项目，努力在感兴趣的领域开展一些研究。她聚焦于寻找一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后续研究也在寻找其他靶标。

解决了核心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报》：请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今年的获奖成果到底解决了什么核心科学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这项诺奖成果的核心是发现并研究了免疫系统的负向调节剂，或者叫作免疫系统的“保安”——调节性T细胞，这些细胞能阻止免疫细胞攻击人体。

在人体中，免疫系统一旦识别出一些抗原就会进行攻击，正常情况下这些抗原来自细菌、病毒等外来病原体。但问题在于，免疫系统有时会识别来自人体的抗原。而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是阻止人体的免疫细胞，尤其是T细胞攻击自己的身体。

1995年，坂口志文通过动物实验得到了一个重要发现：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通过移植正常小鼠的细胞就能控制体内过于活跃的T细胞。移植的正常T细胞含有一些有抑制作用的T细胞，保护身体免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被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

2001年，布伦科和拉姆斯德尔揭示了某种小鼠特别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这些小鼠的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他们将其命名为Foxp3。他们还证明，人类对应基因的突变会导致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国科学报》：这项突破对该领域的重要性在哪里？

祁海：“不完美”的标志物CD25成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它让全世界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真正分离、富集并研究这群神秘的细胞。你可以进行功能实验，可以做细胞回输，可以验证它们的抑制能力。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整个外周耐受领域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目前，这一基础发现已催生了全球超过250项临床试验。

应用前景广阔，对科研启发良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项成果获奖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

威立（Wiley）高级编辑主任雷蕾：这项工作具有非凡的科学意义，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命基本规律的理解，更为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多种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释和潜在的治疗靶点。

李治中：这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不能走极端。这种平衡观对公众理解免疫系统具有重要启示——人体好不容易才进化出这种平衡，不要盲目追求提高免疫力。

黄波：重点在于观念的转变。以往大家认为，T细胞就是发挥免疫功能，但是因为这个发现，认识到T细胞也会发挥抑制免疫的功效。这如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阴阳平衡一样，机体免疫系统也需要平衡。

《中国科学报》：调节性T细胞相关研究尚未在临床应用上有太多表现，你对此怎么看？

雷蕾：目前基于调节性T细胞的疗法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恰恰体现了诺奖的前瞻性。诺奖委员会并非只奖励已落地的应用，也看重科学发现的潜力。像mRNA疫苗、CRISPR基因编辑等这些最初源于基础探索的研究，如今都展现出巨大的临床价值。

李治中：一项重大发现从诞生到获得认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这项研究从发现到获奖历经了30多年——基础研究需要耐心和坚持。

周旭宇：调节性T细胞的应用其实非常广。比如，国内现在临床应用较多的低剂量白介素-2疗法，其科学基础在于通过调节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活性平衡免疫反应。

《中国科学报》：3位获奖者的故事，对当下的科学研究、对年轻科学工作者有哪些启发？

周旭宇：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要敢于面对挑战。我初到美国时，导师告诉我“Dar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敢于做你想做的事）。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勇于挑战权威，挑战既定的条条框框，挑战那些我们称之为“定论”或“教条”的东西。它们不一定总是对的，也许你的下一个发现，就能让你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今年这几位获奖者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雷蕾：3位获奖者，尤其坂口志文在科研道路上勇气非凡。在一个几乎无人理解、无人看好的冷门领域，他敢于追问“笨拙”甚至“不合时宜”的问题。这种在孤寂中坚守的勇气，正是科学突破最珍贵的火种。

今天的诺奖故事，本质上是关于“平衡”的深刻寓言。免疫系统在攻击与耐受之间维持精妙的动态平衡，科研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科学工作者同样需要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专注，在目标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作为编辑，这次诺奖提醒我们，审稿时不仅要评估研究的即时影响力，更要判断长远潜力。无论是诺奖的评选，还是期刊的选稿，都应以更开放、更综合的视野，回应超越单一学科的全球性挑战。

科学是一场有序的接力。免疫领域已不是第一次获得诺奖，我想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每一代科学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