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只，注意身体啊，美女。”收到外卖员这条骚扰短信的四川成都王女士既愤怒又困惑：平台明明承诺对用户电话加密，配送员如何得知自己的真实号码及购买的是计生用品？

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公众对涉外卖、快递等隐私信息泄露的担忧。《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隐私泄露已成外卖快递行业的顽疾，外卖快递人员偷拍用户家庭环境、快递面单信息在黑市流通等问题近年来频频被曝光。

前不久，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快递从业人员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4名被告人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

在上述案件中，龙里县某快递公司装车员潘某、罗某在“每条信息0.8元”的利诱下，连续一周偷拍快递面单，将数千条包含姓名、电话、住址及购买物品的隐私信息上传至网盘交易。这些信息经过层层加价倒卖，最终以每条2.5元的价格流入黑灰产市场，累计非法获利近3万元。

家住天津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近一个月内她连续收到多条快递信息。面单显示是她的手机号，姓氏也对，且需本人签收，可她每次去取快递时却被告知不是其快递，已被别人取走了。

“我联系快递公司，他们说从来没有泄露客户信息。可我为啥会收到快递信息？是不是商家或快递公司利用客户信息在刷单？”张女士疑惑道。

在陕西工作的王女士经常网络购物，她注意到，有人专门收集丢弃的快递包装以获取用户信息，部分配送App在虚拟号通话时自动关联真实号码，短信通道亦未加密，用户隐私在配送环节“一览无余”。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需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即处理个人信息应基于明确合理的目的，并采取对个人权利影响最小的方式。

“外卖员、快递员的职责仅限于安全配送，所需信息应为收件人姓名、地址、虚拟号码及订单编号，超出此范围获取或泄露商品信息，可能构成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侵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说。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指出，商家和平台向骑手提供超出配送必要范围的商品信息，已涉嫌违法。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配送员仅需知晓地址和虚拟号码，商品明细、真实电话号码等均属非必要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外卖员不应知晓。然而现实中，技术漏洞与权限管理松懈让“最小必要原则”难以落地。

“在成都王女士事件中，其手机号码已通过平台虚拟号加密，但骑手仍能直接获取真实号码并发送骚扰短信。”赵占领说。

据公开报道，部分平台为提升配送效率，在技术部署上“偷工减料”——虚拟号仅用于通话，短信仍关联真实号码。部分配送App在虚拟号通话时会自动解密真实号码，且订单详情页未完全屏蔽敏感信息。

记者采访多名快递员和外卖员了解到，部分平台提供给骑手或快递员的端口页面里，可以看到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即使有些平台打电话显示虚拟加密号码，但是反复拨号后有些会显示真实号码，而短信可以直接发送至用户真实号码上。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隐私权不仅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数字文明得以存续的伦理基石。外卖员的一条骚扰短信、快递面单上的一条敏感信息、平台系统中的一个权限漏洞，看似微不足道，却如同蚁穴般悄然瓦解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心。

如何终结隐私“裸奔”？受访专家提出，需要“强监管+技术堵漏”，如将多次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公示，对泄露信息行为从重处罚；强制全平台使用虚拟号码，屏蔽骑手对敏感信息的访问权限；严格限制平台、商家与第三方数据接口的权限，避免跨平台泄露等。

“平台应优化订单系统，屏蔽配送员对敏感商品信息的访问权限。”程科说，平台可通过虚拟号码技术，确保真实号码不以任何形式暴露给配送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武认为，要从技术脱敏、权限管控方面避免个人信息从平台被泄露；从包装标准化方面避免因包装简陋或破损导致物品信息被他人知晓；从法律责任衔接方面，充分明确各方的法律义务以及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下，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

“应定期对配送系统进行安全测试，及时修复可能导致真实号码或商品信息泄露的漏洞。”程科说。

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玉建议，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开展专项检查工作，抽查各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及与第三方商家等对接情况，将多次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企业加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布；还应加大罚款力度，对不合规的企业加重处罚；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对涉及泄露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的情况作出相应处置。

“政府部门应当考虑出台相应规范，明确平台、商家及配送服务提供方的责任。”尹玉建议，比如在《快递暂行条例》中增设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保护专章，如商家不得将物品信息以任何方式透露给配送服务提供方，配送服务提供方无权查看物品信息、消费者真实手机号码等。如技术条件允许，应当推广全平台强制使用虚拟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