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恰逢中欧建交50周年。11月4日，中国提交了最新的自主贡献承诺，首次通过设定绝对减排目标来严格约束排放量。当下，面向《巴黎协定》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努力限制在1.5℃的目标，中国与欧盟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中欧各方构建的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如何协同推进，各方如何达成协作共识，又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

为促成中欧产业链条上各环节参与者的交流，分享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挑战与策略，2025年11月7日下午，作为2025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之一，主办2025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永续之道：中欧合作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论坛在上海虹桥商务区举行，活动得到了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的指导、主办、，以及宝马集团的战略支持。的“永续之道：中欧合作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论坛在上海虹桥商务区举行。

本次论坛邀请了气候科学家、政策研究者、中欧产业实践者、环境标准制定者以及联合国组织代表等，各方在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共同方向上，交流已有的工作和未来的展望，为建立共同的规则平台添砖加瓦。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总裁、总编辑刘永钢，为本次论坛进行致辞。

清华大学兴华卓越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等七院院士陈德亮，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在论坛上分别做主旨演讲。

接下来的圆桌讨论环节，由中欧绿色创新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主体展开分享。由诸大建教授担任主持，中欧绿色创新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主体展开分享。欧冶云商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周铭，宝马集团副总裁吴燕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与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上海）主任赵晓蕾，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区商务发展部主任、高级专家姚娟娟，以及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汪洵，参与了这次讨论。

共建全球绿色治理标杆

“中欧合作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更是东方智慧与西方经验的交融。”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在活动致辞中提到，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转型方面肩负共同责任，展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合作成果。

11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周汉民在活动上发表致辞。

周汉民指出，以政策框架协同构建绿色治理体系、聚焦清洁能源与低碳技术的技术合作创新、推动绿色资本跨境流动的资金机制联动，以及从产业到民生务实合作的项目示范引领，是其中四大重点领域。未来需进一步强化中国和欧盟在迈向更紧密的绿色伙伴关系中的合力。包括：深化多边协作，比如在接下来的COP30响应倡议；扩大中小企业参与，让绿色创新惠及更多主体；还需要强化知识共享，共建全球绿色治理标杆。

“找到双方绿色发展目标的契合点至关重要，而标准制定则是为世界经济绿色增长做出贡献。”周汉民指出，这正是《中欧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的“以系统政策体系推动气候目标落实”。

11月7日，总裁、总编辑刘永钢在活动上发表致辞。

气候治理尤其需要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发挥作用。“作为内容生产平台和信息传播渠道，新闻媒体无法把自己作为出离地球和人类的观察者，而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就更像是联络员和解困者。”总裁、总编辑刘永钢则在致辞中阐明“永续之道”系列讨论的由来。“需要营造这样一种公共场域，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实践者，能够相互参照和携手推动，从城市系统到产业链，从政策制定到市民生活，寻求让彼此更具韧性、能够抵抗波动风险的办法。”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能源转型

人类要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威胁，地球系统科学的视角至为关键。以《科学推动低碳转型深层变革》为题，陈德亮院士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背景包括：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全球变暖，极端气候频发，情况已十分清晰；而多边治理存在信任缺口，行动远远小于承诺；气候与发展、公平和安全等问题交织；科学的角色更复杂也更重要。

11月7日，清华大学兴华卓越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等七院院士陈德亮以《科学推动低碳转型深层变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陈德亮强调，极端天气事件是全球社会面临的首要威胁。而科学在气候治理中有重要作用。科学家不仅需要分析发生极端天气的原因，构建全球共识，还需要以模型和归因等方法，给出对制定政策有帮助的依据，并支持政策与情景路径设计，提供风险评估与预警系统，以此回应气候韧性的重要议题。他坦言，当下的现实情况是，根据科学家的共识，《巴黎协定》的1.5℃目标已无法达成，温升可能在2.5-2.9℃之间。各国科学家正在关注和研究，在超过1.5℃甚至是2℃的情境下，各方该怎么办。而中国对这一议题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不可忽视。陈德亮引用了自己的研究，估算全球军工的碳排大约为5%，若将之视为一个国家，则在全世界位列碳排第四名，排在美国、中国和印度之后。战争将加剧气候变化，因此更要呼吁和平。

陈德亮指出，对此有很多正向的工作可做。包括新能源、CCUS、AI应用等技术支撑，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制度设计，能源-水-粮食耦合等系统规划，尤其是教育和认知转型。与此同时，气候韧性需要与系统理论联系在一起，以长期的视角去分析社会、生态系统或经济体，在抵御、适应、恢复和转型方面的能力。

“科学是气候行动的发动机，推动绿色转型，重建全球信任，让科学发声，也让科学被理解。科学必须与政策对话，与公众对话，也与媒体和文化对话。它应当成为连接多元利益方、推动气候正义与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陈德亮强调。

深入到具体产业层面，诸大建以《从中国能源转型看绿色价值链打造》为题，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的智能革命和低碳化的绿色革命，是手携手的双工业革命。由可再生能源来支撑电力需求，而不是由化石能源来推动，这就是中国与美国所走的不同道路。

11月7日，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以《从中国能源转型看绿色价值链打造》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从2020年到2060年，中国的发电量和人均用电要翻番——不光是生产生活所需，还会受到可再生能源的波动影响。与此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减少，根据中国最新的自主贡献承诺，要在下一个五年碳排总量减少7%-10%——这是对2030年碳达峰之后方案的首次明确表态。如果2030年到2060年，以每个五年减少10%计算，那么最后累计会减少60%的碳排放。

就此，诸大建指出，如果说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的上半场是新能源的产业化，那么从2020年到2060年的下半场就是产业的新能源化。相比只追求经济增长的退群去绿色，或是只追求能源转型的绿色乌托邦，这条中国特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路能做到兼顾两者，因此是预期稳定的。

诸大建举例，2030年之后，需关注四个重点领域增长与碳排的脱钩，包括能源、工业、建筑和交通。比如，一般而言，当下所买到的电动车，还称不上是完全的新能源车，因为当下绿电比例还未超过火电，所充的仍很可能是火电。还需要经历下半场的产业新能源化，也就是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与使用新能源的工业、交通、建筑等结合。中国未来新增的电力基本上都要靠绿电来支持。以往汽车可能要看市场占有率，那么未来就要看绿色的竞争力。

诸大建总结，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思考，并不是针对某个环节，而是面向整个价值链，而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价值链的一部分。

中欧合作构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

圆桌环节由中欧绿色创新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主体展开分享。

全球钢铁年产量超过18亿吨，碳排放占全球总量7%-9%。钢铁企业的减碳工作至关重要。作为中国链长企业代表，欧冶云商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周铭分享了全球最大的钢企——宝武钢铁的降碳实践，即从追求规模到追求质量和效益，从资源消耗到资源循环，从高碳依赖转向绿色转型。他提到，宝武从2021年提出减碳目标和技术路径，在2023年实现了碳达峰，对减碳技术进行了大量投入，预计实现超过5000万吨减碳规模，其中有1000万吨是通过技术减碳。周铭举例提到，宝武湛江钢铁基地正在采用氢基竖炉冶炼金属，投入大，技术路线非常专业和复杂，能够实现净零碳。宝马集团正在认证相应机组的钢板。

11月7日，欧冶云商总裁兼党委副书记周铭在圆桌环节进行分享。

对价值链上下游乃至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十分重要。周铭介绍，作为宝武旗下的钢铁产业互联网平台，欧冶云商接受中国钢铁行业协会委托，建设了中国钢铁全产业链的EPD平台，已有8500家上下游企业注册，发布了超过400份EPD报告。该平台也在努力推进与欧洲的数据互认，希望能实现绿色的公信力。

周铭强调，绿色转型带来产品转型，钢铁行业的上下游非常完整，需要全产业链推动；而中国钢铁生产有自身特色，需要实现中国特色的低碳绿色产品，还要能把产品提供出去。中国的低碳冶金产品，一定要和欧洲对标，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实现相互认可。

作为欧洲跨国品牌企业代表，宝马集团副总裁吴燕彦提到，宝马在减碳和绿色发展方面一直在行动。比如，在沈阳的动力总成工厂将全部靠地热取暖，这是汽车行业的首例。沈阳工厂广泛使用了太阳能，光伏板面积达到约43万平方米，相当于85个足球场。这些光伏板2024年发电9200万度，是3万个家庭的一年用电量。又比如，2024年，宝马在沈阳建立了为物流服务车提供氢能的加氢站，有本地供应商提供绿氢，并说服了物流合作伙伴，使用绿氢驱动的卡车。这也是对绿色物流的探索。循环经济方面，宝马打造了动力电池的闭环回收系统，不光有环境效益，也能带来经济效益。

11月7日，宝马集团副总裁吴燕彦在圆桌环节进行分享。

吴燕彦尤其指出，这些工作是从自己做起，也包括对供应商的要求，比如，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绿电，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已能做到这一点。还有对绿钢、绿铝的认证等。

吴燕彦强调，单车的能耗和排放，无法反映整个汽车行业排放情况，必须从全生命周期去看。而相应的碳因子数据库等，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方面要做到协同，中欧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欧洲品牌企业对供应商的培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多宝马供应链上的伙伴，也已加入全链条减碳的行列之中。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是专门推动双向投资和技术合作，以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构。UNIDO上海办公室主任赵晓蕾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转型、农业绿色发展，以及建立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体系，是当下UNIDO的三个战略优先项。UNIDO会为全球提供标准、框架和政策性指导，也会结合地方和产业的需要进行能力建设，同时搭台进行技术对接。

11月7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与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上海）主任赵晓蕾在圆桌环节进行分享。

赵晓蕾指出，中欧对绿色发展并无分歧，从联合国政策协调机构的角度看，唯一的挑战在于，对绿色技术的知识产权分类并不清晰。这导致企业不知应把自己的相应专利归到哪一类，不利于政府治理部门给产业界制定扶持政策。比如，国际专利分类（IPC）中有一类“Green Inventory”，中国的专利分类与之不同。中国的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需要尽快和国际主流社会共同应对，为企业解决绿色技术方向不明确、绿色知识产权发明缺动力的问题。这方面可以携起手来做顶层设计。

作为绿色供应链中的环境标准制定者和技术支撑者代表，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IVL）中国区商务发展部主任姚娟娟介绍，IVL从1986年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和瑞典政府委派而来到中国，当时带着专家、技术和资金，开展了许多援助项目。这类项目一直持续到2015年。从2015年到2019年，更多变成合作关系。2019年开始，由于国际政策的影响和链主企业的要求，中国企业需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核算，IVL开始为其提供咨询。到了2020年，中国提出了双碳战略。作为第三方机构也可观察到，在绿色供应链等方面，中国一些行业并非被动应对，而是有了更多引领性的工作。链主对绿色供应链中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核算非常重要，可以据此进行革新，推动技术和设计的进步。而产业链条上的数字化引领，以及齐全的行业门类，也是中国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重要基础。

11月7日，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区商务发展部主任姚娟娟在圆桌环节进行分享。

姚娟娟指出，欧洲出台了很多有关绿色的标准，专业服务的行业能力建设非常重要；与之相应的是，传播的工作非常关键，希望更多媒体能对这类知识和政策有正确解读。

作为绿色发展相关政策研究和制定者代表，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汪洵在分享中讲到分享，概括而言，该中心是以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和服务产业，来推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制定政策所考虑的是技术逻辑和治理逻辑。比如，2022年上海市经信委和市发改委共同发文的“百一行动”，要求工业企业每年节约1%的能耗。其技术逻辑就是可以推进源头减碳、工艺减碳、设备减碳、数字减碳、循环减碳。与之配套，各个环节都能找到相应的政策资金支持。治理逻辑方面，从重点企业入手，当时列了5000吨以上标煤的重点用能企业，需要做能源审计；2000吨-5000吨标煤的，请能源审计机构去做节能诊断；还征集了一大批绿色低碳服务机构。这就是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把政策向前推。这项政策到2025年结束，初步评估效果，基本上能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

11月7日，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汪洵在圆桌环节进行分享。

汪洵提到，中欧的绿色发展合作，还是需要更多沟通和交流。2024年，上海能效中心拜访了位于瑞士的国际知名数据库Ecoinvent的总部，对方也很希望能进行更多交流。“我总以为已经进行了沟通，原来沟通还是很不够的。”

“未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但中欧的绿色发展是沿着确定的方向前进的。”作为主持人，诸大建教授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总结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