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以武力实现了对天下的兼并，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所谓“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一》指出：“案此当作‘置宫廷中’。今本‘廷’字误在‘宫’字之上，则文不成义。《文选·过秦论》注、《太平御览·皇王部》引此并作‘置宫廷中’，《通鉴·秦纪二》同。‘庭’‘廷’古字通。”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一也说：“凌云一本作‘宫廷’。”

秦中央政府“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于宫廷之中，是与建立天下一统的政体同时施行的举措，当然首先有宣示“壹家天下，兵不复起”（《峄山刻石》），“永偃戎兵”（《之罘刻石》），“嘉保太平”（《会稽刻石》）的作用。但是，“重各千石”的“金人十二”的造铸，又有富有神秘主义意味的文化象征意义。

《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上奏谈“天文”预示“时变”的史例，曾经说到了“长人见于临洮”的传说：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于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长人见于临洮”，被看作警示秦败亡的异象。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是这样说到秦始皇“作金人十二”的原因的：

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1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奢淫暴虐；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故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

就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写道：

按：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铜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前。”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

张守节《正义》也写道：

《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董卓传》云：“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英雄记》云：“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至董卓而铜人毁也。”

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共同引录的谢承《后汉书》和《三辅旧事》，所记一事而文字略异。

“大人”十二见于临洮，班固以为“天戒”，“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而秦始皇却“反喜以为瑞”，所谓“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发点也在于顺应天意。“大人”“见于临洮”，出现时，“皆夷狄服”，班固理解为“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这可能与临洮当秦地西边，正当与“夷狄”相交的文化界点有关。不过秦始皇反而变本加厉，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临洮地方，成为长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见”，也被班固解释为“明祸乱之起”的先兆。而果然“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灭亡秦王朝的大起义，竟然确实是由前往戍守长城的戍卒陈胜发起。

临洮，在今甘肃岷县，秦汉时属陇西郡。当时，是曾经被中原人看作临于“夷狄”的界地的。《汉书·西域传上》：“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出击赵国的秦军曾经在屯留发生兵变，叛乱者受到严厉的惩处，胁从叛军的当地民众也被强制迁徙到临洮。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蹻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

对于这段文字，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所谓“迁其民于临洮”，文意明确，不当有疑议。

刘向所谓“长人”，和司马迁所谓“大人”，其实是同一含义。关于所谓“长人”或“大人”的神秘主义意识，多见于属于东方神话系统的古代传说之中，或许亦体现出中原和西土居民对东方的某种认识。《楚辞·招魂》写道：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王逸解释说：“言东方有长人之国，其人无义，不可托命而寄身也。”洪兴祖补注：“《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国。’”

《山海经》中，有多处说到“大人”，如：

〔丘〕在东海，两山夹丘，上有树木。一曰嗟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尧葬东。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丘北。……肝榆之尸在大人北。（《海外东经》）

大人之市在海中。（《海内北经》）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大荒东经》）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釐姓，黍食。（《大荒北经》）

除最后《大荒北经》一例外，“大人”均明确在东方。而《大荒北经》所谓“大人之国，釐姓”，也说明其地望也在东方。

《国语·鲁语下》记载：“吴伐越，隳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问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所谓“封、嵎之山”，韦昭注：“今在吴郡永安县也。”“长狄”事又见《穀梁传·文公十一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汪芒氏”写作“汪罔氏”，并明确其为“釐姓”：

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

于是，我们知道《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谓“大人之国，釐姓”，其实也属于东方“大人”神话系统。有的学者理解“莱、釐古文互用”，“莱夷亦即釐夷，釐姓之夷。大人国釐姓，当亦为此釐姓釐夷中的一支”。其活动地域可能在辽东半岛。其说可以参考。

《淮南子·地形》也说到“大人国”，其方位也在东方：

自东南方至东北方，有大人国，……

高诱注：“东南垆土，故人大也。”《大戴礼记·易本命》：“虚土之人大。”与此说相同。许慎《说文》中也有关于“东方”“大人”的内容：

夷，东方之人，从大从弓。（《大部》）

东夷从大，大人也。（《羊部》）

《列子·汤问》说到“渤海之东”所谓龙伯国“大人”：“龙伯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因触怒帝，“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

东方“大人国”的传说流传相当久远。晋人张华在《博物志》卷二《外国》中写道：

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而生儿，生儿白头，其儿长丈，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去会稽四万六千里。

“大人国”居海上，以及“大人”“能乘云”等传说，暗示或许当与海上幻象有某种关系。

对于《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谓“大人之市在海中”，袁珂先生写道：“杨慎、郝懿行等咸释以登州海市蜃楼之幻象，云：‘今登州海中州岛上，春夏之交，恒见城郭市廛，人物往来，有飞仙遨游，俄顷变幻，土人谓之海市，疑即此。’云云，非也。”袁珂先生断然否定对杨慎、郝懿行等“以登州海市蜃楼之幻象”解释“大人之市在海中”的观点，然而却并没有提出否定的理由。

其实，可能只有以海市蜃楼现象，才能合理地解释“大人”神话何以多流传在东海地区的原因。

《唐国史补》卷下：“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甚壮丽者。”《梦溪笔谈》卷二一《异事》也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苏轼曾有《登州海市》诗：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南宋诗人林景熙曾著《蜃说》，记述了亲见海市蜃楼变幻的情形，起初见“海中忽涌数山”，后又出现“城廓台榭”，“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饰，壅盎之器，诡辨万千”。明末方以智转记他人所见“海市”情景，有“忽艨艟数十扬幡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眼，朱旆蔽天”等文字。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写道：“广州之虎门合兰海，每岁正月初三、四、五日现海市。城阙楼台，车骑人物，倏忽万状。康熙丙辰见戈甲之形，粤有兵变。黄太冲宗羲亦言宁波有海市。该东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见以四、五月，广见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异耳，鄞之见不言定期。”

“海市”所见“群仙”“介士”“人物”等以及“或立如人”景况，应当就是“大人”传说的由来。

《暌车记》卷四说，宋高宗建炎年间，“泉州有人泛海，值恶风，漂至一岛。其徒数人登岸，……俄见长人数十，身皆丈余，耳垂至腹”。这里所说的“长人”，有可能就是海上“大人”。

秦人初起于东方，到了秦始皇所处的时代，东海神话世代传习的影响，应当还是隐约存在的。

在秦始皇“初并天下”，实现统一的当年，就出现了“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的异象，于是，“销兵器，铸而象之”。在“是岁始皇初并六国”的时代背景下，从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心理出发，联想到东方“大人”神话，对于西边的这一神秘现象自然会“喜以为瑞”，除了“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而外，秦始皇次年的陇西之行，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显著折射或全反射，把远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地面而形成的海市蜃楼现象，不仅多见于海上，也多见于沙漠荒原。这一情形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受到注意。《史记·天官书》就写道：

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临洮以远的地区，正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西极流沙”之地，是沙漠荒原连天的“广野”。

内陆地区发现海市蜃楼的记载，其实不绝于史。例如《晋书·苻坚载记下》：“自坚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视地则见人，至是则止。”《隋唐嘉话》卷下也记载：“神龙中，洛城东地若‘水影’，纤微必照，就视则无所见。”《旧唐书·五行志》也记载了这一现象：“神龙二年三月，洛阳东七里有‘水影’，侧近树木车马之影，历历见‘水影’中，月余方灭。”又如《新唐书·五行志三》：“神龙二年三月壬子，洛阳城东七里，地色如水，树木车马，历历见影，渐移至都，月余乃灭。长安街中，往往见‘水影’。昔苻坚之将死也，长安尝有是。”“大历末，深州束鹿县中有‘水影’长七八尺，遥望见人马往来，如在水中，及至前，则不见水。”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有“海市山市”条，又有“阳炎水影旱浪”条。其中写道：“燕、赵、齐、鲁之郊，春夏间，野望旷远处，如江河白水荡漾，近之则复不见，土人称为‘阳炎’。”又说到《晋书·苻坚载记下》建元十七年长安有“水影”事，称“亦谓之‘地镜’”。又写道：“陆友仁曰，宋宝祐六年四月，常州晋陵之黄泥岸亦有此异相，传呼为‘旱浪’。”方以智以为这都是大气变化引起的特殊光象。“其气平者为阳炎、旱浪，其气厚者为山市海市矣。”揭暄注《物理小识》指出，海市蜃楼是普遍的现象，“山海都地皆得见之”。他和游艺在《天经或问后集》第四册《山城海市蜃气楼台图》注记中还写道：“其盛则明，气微则隐，气移则物形渐改耳。在山为山城，在海为海市。”

非滨海地区所见可能属于海市蜃楼一类的“大人”的情形，其实也并不罕见。例如：

《宋书·五行志五》：“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见太子西池水上，迹长三尺余。”

《陈书·高祖本纪下》：“〔永定三年〕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长三丈所，通身洁白，衣服楚丽。”

《隋书·高祖纪下》：“〔仁寿四年六月〕长人见于雁门。”《隋书·五行志下》则说：“仁寿四年，有人长数丈，见于应门，其迹长四尺五寸。”

《新唐书·五行志三》：“久视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迹见。”“〔贞元〕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迹见。”《旧唐书·五行志》：“十年四月，巨人迹见常州。”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天复七年〕是年正月，巨人见青城山。”

《金史·五行志》中这样的记载更是耐人寻味的：“军宁江，驻高阜，撒改仰见太祖体如乔松，所乘马如冈阜之大。”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站立俑

此外，《涌幢小品》卷二七也记载了这样一些“巨人”传说：

“〔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陕西会城，初昏时，阴暗忽大明，有巨人长三丈余，见抚台东。足长四尺余，衣袂飘摇，须髯如丛戟。”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宁王濯未第时，同二三友人丙夜过秦邸，见一巨人从东蹒跚而来，高三余丈。”

“〔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门，又见一巨人从北著白衣白帻，耳有隧。高二丈余。两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涌幢小品》中的记载有志怪性质，未可确信，但是《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陈留王奂》中的如下史例，则是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魏元帝咸熙二年秋八月〕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

同一事，又见于《晋书·武帝纪》：

〔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国内行服三日。是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

这是一例与秦始皇时代临洮见大人同样对于“大人见”“喜以为瑞”的史事。另外，尤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襄武县（今甘肃陇西）和临洮县（今甘肃岷县）相距很近，同属于陇西郡，是地形气象条件相近的地区。两地同样“有大人见”，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具有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内涵。

“金人十二”，据说与“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其实，取“十二”之数，更可能是取义于象征天数。

《左传·哀公元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杜预解释说，“天有十二次，故制礼象之。”《礼记·郊特牲》规定郊祭仪程，也说：“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同样以“十二”为“天数”。郑玄注：“天之大数，不过十二。”《汉书·律历志上》也有这样的内容：“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天之大数也。’”

天时也以“十二”为纪。《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金人”“各重二十四万斤”，而与铸“金人十二”同时，秦始皇又“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大约也都与取法天数“十二”的意识有关。

与刘向、班固们将临洮“大人”看作“暴秦之异”不同，司马迁没有流露出对秦始皇的鄙视和讥讽，而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客观的记述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少有主观臆断污染的较纯实的文化史素材，以便于科学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秦始皇的一些有关政策，大体持理解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出他的历史观的宽容，又说明他的心理倾向，和当时文化一统的新的时代要求，有一种神妙的默契。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太平御览》卷七一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董卓正是陇西临洮人，《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以秦始皇铸铜人为“凶暴”，似乎不无历史偏见之嫌。其实，《英雄记》所谓“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正意味着“金人十二”曾经被看作政治成功的一种象征，被看作统一事业的一种象征，被看作天下安定的一种象征。由这一角度来读司马迁对于此事客观主义的记述，应当理解当时大一统意识已经成为具有充备社会影响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时代精神的主体这一文化史的现实。

《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金狄迁于灞川。”李善注：“潘岳《关中记》曰：‘秦为铜人十二，董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铜人，即金狄也。”《水经注·渭水下》也写道：“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曰：‘正见铸此，时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蓟子训摩铜人故事，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蓟子训》：“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年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说到秦铸铜人，汉代置长乐宫门前，“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也”。张守节《正义》也引《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秦始皇铸“金人”，潘岳《关中记》说：“魏明帝欲徙诣洛”，《水经注·渭水下》则说：“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当以前者为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是岁（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

秦始皇铸“金人”，起初据说立在阿房宫殿前，汉徙长乐宫大夏殿前，或说未央宫前，后来魏明帝、石季龙、苻坚又屡次往复迁徙，魏明帝迁而不至，甚至又另外自铸铜人二，似乎可以说明秦始皇所铸“金人”有十分特殊的象征作用。至于魏晋时期，“金人”尽管已经远远不足“十二”之数，然而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仍然保留有象征王制皇权的文化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前述咸熙二年“长人见于襄武”事后不到一年，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据《晋书·武帝纪》：

秋七月辛巳，营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

“铸铜柱十二”事在公元266年8月22日，在“长人见于襄武”事（公元265年9月6日）350天之后，与设坛南郊正式受禅（公元266年2月8日），相隔195天。“铸铜柱十二”的形式与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相仿，是十分明显的。其时间的择定，也有模拟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即造铸“金人十二”的迹象。

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与“钟鐻”有需要辩明的关系。

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很早就指出“金人”是钟鐻的附座。藤田丰八则提出“金人”就是钟鐻的见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鐻，示不复用。

《史记·太史公自序》：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

国内近年有学者根据这些记载，以及贾山《至言》所谓“秦皇帝”“悬石铸钟鐻”等，又注意到“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由六具钟虡铜人承托’”，于是以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以及同篇引贾谊《过秦论》所谓“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铸钟金人不当分开理解，断定“销锋改铸为钟虡一物”，“把钟鐻、金人断作两种名物”“是值得商榷的”，或说“钟鐻与金人系同一物”，“就是销熔兵器，铸成了十二枚铜质人形的鐻”。被看作“确凿的证明”的，是扬雄《甘泉赋》所谓“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论者认为“扬雄所述即秦之钟鐻编钟”，而其认识基点在于“秦汉时该编钟放置于甘泉宫”，阿房宫时尚未建成，“况且，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钟鐻金人倘若置阿房宫中，当随之化为灰烬，汉人又怎能将其徙于长乐宫或未央宫呢？甘泉宫离咸阳70多公里，所以幸免于被难”。这样的观点得到附和。有的学者还说：“让十二金人充当钟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些代表符瑞的金人是用兵器铸成的，让它们来承托乐钟无疑是象征着和平与安定，恰好可以向天下人表明秦始皇偃武修文，维护统一的思想，这正是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的根源。”

不过，这样的意见，似乎仍然不能够完全否定秦始皇“既铸钟鐻又铸金人”，钟鐻即钟鐻，金人即金人的理解。

《太平御览》卷八六引《史记》有这样的说法：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收天下兵，聚之于咸阳，销以为钟鐻，铸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

前一种记述，只说造铸“金人”。后一种记述，也说明“钟鐻”和“金人”不宜混同。

有学者指出，班固《西都赋》说：“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可见“金人”和“钟虡”两不相干。又《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后汉书·董卓传》以及《资治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都以“钟虡”和“金人”分为二事。而“《甘泉赋》所言金人并非秦始皇所铸的十二金人”。于是坚持了“金人不是钟虡”的判断。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

〔秦始皇二十七年〕为金人十二。

《淮南子·氾论》也说：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谪戍。

都只说铸金人而不说铸钟鐻。如果金人只是钟的附属结构，这样以末代本的叙述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又秦时金人置于甘泉宫（今按：秦时称林光宫）的臆测，也是缺乏史实根据的。金人立于咸阳，以形制高大，当置于宫殿区中较开阔的地带，即使项羽一炬，也不至于“化为灰烬”。

此外，按照以为“钟鐻与金人系同一物”者的观点，金人为鐻，下层6枚，高6.93米，第2层亦6枚。以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上下3层，承托钟架的佩剑铜人（包括头顶的榫）最高为0.96米，而钟架通高2.73米的比例计，则高6.93米的金人所承托的钟架高度应当达到19.71米。高度近20米的编钟，规模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姑且不论当时的铸造技术可否达到这样的水平，设想即使确实创造出这样的铸焊技术史上的奇迹，然而却并没有在史家笔下留下记录，也是不可思议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极言阿房宫前殿之高大，也只说“下可建五丈旗”，以现今尺度核计，当时的“五丈”，也不过才11.55米。如果宫前列立的金人竟然高于最宏伟的大殿，也是不可理解的。

另外，如果将“金人十二”强解作“承托”“编钟”的“钟虡铜人”，即只是编钟的附件，那么后来有关梦“金人”泣，以及销毁“金人”、移动“金人”的记载，也不好理解。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即分说“钟虡”与“金人”。至于扬雄《甘泉赋》所谓“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则可能是如同曾侯乙墓相类似的“金人”。《汉书·郊祀志下》记载：“〔汉宣帝甘露元年〕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皆生毛，长一寸许，时以为美祥。”甘泉宫“承钟虡”之“金人”，与所谓“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当然性质相同，可见秦汉宫廷应用“钟虡铜人”确实相当普遍，然而却与秦始皇销天下兵器所造铸的“金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宫观庙堂前列立“金人”，可能确实是曾经流行一时的建筑风格。《孔子家语·观周》就写道：“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根据有关记载，我们可以讨论秦始皇所造铸“金人十二”的形制。

秦始皇所铸“金人十二”，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说，“重各千石”。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旧事》：“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张守节《正义》则引作“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说：“《正义》引《三辅旧事》云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水经注》四同。而此言‘千石’。考《黄图》云‘钟鐻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则知‘千石’者乃钟鐻重数，《史》误并之，而又失书金人之重耳。”

《西都赋》：“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李善注：“《史记》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铸金人十二，各重千斤，置宫中。”又《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高门有闶，列坐金狄”，李善注：“《史记》曰：‘始皇收天下兵，销以为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致于宫中。”

这里所谓“各重千斤”，显然有误。

而如果“各重二十四万斤”的记载属实，则重量相当于60933.6公斤，即超过60吨。金人十二，则总重量超过731吨。这当然还不是“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毁的总重，因为还有铸作“钟鐻”者，按照《三辅黄图》卷一的说法，其“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也”。此外，民间流散的兵器，还有许多。

《三辅黄图》卷一关于“金人十二”，还有如下的记述：

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三辅旧事》云：铸金狄人，立阿房殿前。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大五丈，足迹六尺。铭李斯篆，蒙恬书。董卓悉椎破铜人铜台，以为小钱。天下大乱，卓身灭，抑有以也。余二人，魏明帝欲徙诣洛阳清明门里，载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

按照秦时通例，所铸铜人应当是有铭文的。据《水经注·河水四》，铭文字句与《三辅黄图》略有不同，又《汉书·王莽传下》记载：“〔王〕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汉书补注》：“先谦曰：‘十二枚，镌其五。’”

《汉书·王莽传下》所谓“所梦铜人膺文”，与《长安志》引《关中记》所谓“长乐宫前铜人，其胸前铭，李斯篆，蒙恬书也”相合。《三辅黄图》卷一“铭其后曰”云云，记载与此不同，不过却又与《孔子家语·观周》所谓“太祖后稷之庙”所立“金人”“而铭其背”的说法相合。金人铭文究竟在胸前还是背后，现在似乎也难以确知。

“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似乎铜人原先是坐姿。后来魏明帝欲徙金人至洛阳，重不可致，于是自铸铜人二，也是“列坐于司马门外”。《三辅黄图》卷一说：“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史记·陈涉世家》褚先生补述引贾谊《过秦论》：

〔秦始皇〕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所谓“坐高三丈”，或者“坐高二丈”，不知是说铜人坐姿，还是指铜人之“座”即董卓所“椎破铜人铜台”之“铜台”。如果取坐姿，则当为跽坐，如出土跽坐秦俑形式，然而与临洮所见“大人”“长五丈”之立姿不一致，如此则大约铸作时并非绝对“象之”，或当另有深意。不过，《三辅黄图》卷一说“坐高三丈”，又说“立于宫门”，对于这里所谓“坐”与“立”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我们现在还难以确知。有学者以为，“金人为坐相是毋庸置疑的，也因此王莽才会‘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此说还可以讨论。而“列坐于司马门外”之所谓“坐”，或许只是放置的意思。

《水经注·河水四》说秦始皇铸金人十二事始末，也说“坐之宫门之前”：

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

其中说到“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由此可以推想《汉书·王莽传下》“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起立”或当为“泣”之慢读讹音。如果这一推想能够成立，则“金人”跽坐的可能，大致也可以排除。

秦始皇陵区出土跽坐俑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银人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说秦始皇二十六年临洮所见“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考察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一区（T1K、T10K、T19K）出土的157件陶俑，足至顶高平均176.79厘米（最大数值为186厘米，最小数值为168.5厘米），脚长平均27.50厘米（最大数值31厘米，最小数值22.8厘米）。1按照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尺长24.1厘米的尺度计“足履六尺”，相当于144.6厘米。按照秦俑身材比例，则身高大约合929.59厘米，相当于当时尺度3.86丈。很可能“金人”的铸作，是以“足履六尺”为准计定的身高。如此则正与其高“三丈”的传说大体符合。根据这样的分析，似乎也可以否定“金人为坐相”的说法。

“董卓悉椎破铜人铜台，以为小钱”事，见于《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所谓“椎破”的说法，暗示“铜人铜台”至少有些部分可能是中空的。

马非百先生曾经采录《广弘明集》及《释迦方志》引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中有关“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房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的说法，并且以为“秦始皇时，有外国沙门东来”，《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就是“同类之记载”。

马非百先生说：“始皇铸金人，乃中国有金属铸象之开端。《孔子家语》载孔丘见金人，三缄其口，乃是魏王肃伪造，不足置信。当时金人被置于宫庭中。”“自始皇铸金人以后，秦汉所造宫殿，大都模仿其制，铸为金人以为装饰。”“可见始皇铸金人所遗后代影响之巨。然此事实含有极深之宗教意味，而且与西域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考秦时临洮，即现在甘肃之岷县。在当时，与匈奴及氐羌毗邻。汉武帝时，匈奴已有‘祭天金人’，可知佛教在匈奴已开始盛行。而始皇时十二大人之发现，正是从毗邻匈奴之临洮传说而来。当时官吏报到朝廷，在中国固有之神秘观念中，以为是国家祥瑞。适值始皇大修宫殿，而宫殿是‘仿太紫之圆方’者，于是铸成金人，置于其中，以示宫殿之雄伟。佛教佛陀身长丈六，作紫磨金色，佛教中之护法天师亦多高大而金饰，与始皇所铸之金人‘重各千石’者正相符合。且传说中之大人‘皆夷狄佛’（今按：‘佛’，‘服’之误写），故始皇所铸之金人，服饰亦与中国不同。此种采用夷服之作风，在以后各代莫不皆然。”“金人所以被称为金狄、长狄者，即在于其身量之高大，金光辉昱，而服装又不同于中国。”“此种金人，又显然为一种坐像。凡此，皆足以窥见外来之色彩。”

战国时期铜人

马非百先生于是断定：“总之，始皇所铸金人，是吸收西域佛教圣像而融化之于中国神教系统之中。可见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关系，在二千年前即已开始矣。”

其实，“外国沙门释利房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的说法，是后世不能得到历史确证的佛家宣传。如果“释利房”“化始皇”是历史事实，以中国如此丰富之典籍遗存和文物遗存，迄今竟然没有发现点滴依据可以助证此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马非百先生注意到张衡《西京赋》所谓“高门有闶，列坐金狄”，何晏《景福殿赋》所谓“爰有遐狄，镣质轮菌，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他写道：“盖高门即皋门，是帝宫五门中之外门，亦称为端门。‘皋门像征紫宫，有十二之藩臣’。《史记·天官书》以此秦宫中列坐之十二金人，依星位形式，应为东首五尊，西首五尊，中间两尊。虽不完全相合，但已具有后世中国佛寺山门天王殿之格式：即中间向外为弥勒，向内为韦驮，两旁为四大天王。”

《西京赋》所谓“金狄”，《文选》卷二李善注：“金狄，金人也。”《景福殿赋》所谓“遐狄”，《文选》卷一一李善注：“遐狄，即长狄也。”“言为金狄坐于高门侧堂之中，以明圣主之有威神。”“金狄”“遐狄”，确是指秦始皇所铸金人。然而，《史记·天官书》中并不见“皋门”之称。所谓“紫宫”“十二之藩臣”之说，当是指如下一段文字：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十二星，藩臣”，并不是如马非百先生所设想的，“应为东首五尊，西首五尊，中间两尊”，“已具有后世中国佛寺山门天王殿之格式：即中间向外为弥勒，向内为韦驮，两旁为四大天王”，而明确是“环之匡卫”。

尽管马非百先生的推测难免臆度之嫌，但是他所注意到的“金人”只是作为“藩臣”的象征，只是“坐于高门侧堂之中，以明圣主之有威神”的作用，却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取象临洮“大人”的十二金人，在秦汉宫廷中，只能“侧”居以陪衬显示“圣主”的“威神”。

真正的唯一的“圣主”，是大一统的帝国的主宰——皇帝本人。

马非百先生以秦始皇铸“金人”与佛教相联系，注意到秦时临洮与匈奴及氐羌毗邻。又以为“汉武帝时，匈奴已有‘祭天金人’，可知佛教在匈奴已开始盛行”。匈奴“祭天金人”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司马贞对《汉书音义》“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的说法提出异议，以为：“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甘泉也。”张守节《正义》则指出：“《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案：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

我们看到的有关匈奴“祭天金人”的信息，又有《汉书·金日磾传》：

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赞又写道，甚至金日磾得姓，也与这一宗教现象有关：

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

《汉书·霍去病传》：“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对于“收休屠祭天金人”，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以“休屠祭天金人”为“佛像”的推测，仍嫌论证不足。

特别是所谓“休屠祭天金人”“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都指明“金人”并非祭祀对象，而只是在进行祭事时“象祭天人”即象征祭主的替身，严格说来，其实也是一种祭具、祭器。“金人”的作用与佛教中“佛”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可相拟的。休屠王遵行的宗教准则，是“天”的崇拜，而这与佛教基本原则也是不相同的。

马非百先生以为秦汉宫廷中的“金人”“显然为一种坐像”，因而“足以窥见外来之色彩”。然而所举张衡《西京赋》所谓“高门有闶，列坐金狄”，何晏《景福殿赋》所谓“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文选》卷一一李善注“坐于高门侧堂之中”等，这里所谓“坐”，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放置。

《西京杂记》卷三《咸阳宫异物》说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而“其尤惊异者”之中，有另外一种秦铸“金人”：

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花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

其制作机巧生动，然而即使记载真实，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宫廷玩具，与秦始皇销天下兵器所铸“金人十二”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这样的铜人也取“十二枚”之数，似乎也可以看作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一事之广泛的历史文化影响的一种曲折反映。

（本文摘自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