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的传说：刘大夏火烧档案

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郑和航海留下来的档案，被明朝中期的兵部官员刘大夏毁掉了。这种故事里说，刘大夏不想让朝廷再下西洋，劳民伤财，就放一把火，把所有档案全烧了。其实这个事情是以讹传讹，之前有一些学者们考证过。当时其实是朝廷想对中南半岛用兵，要看一看当年的调兵记录档案。刘大夏不支持出兵，就把档案先藏了起来，对前来拿档案的人说，还要过几天才能找到。但就在这几天之间，反对出兵的官员们纷纷上书，朝堂上舆论转向，几天之后，朝廷出兵的决策取消了，找档案的事情当然也取消了。刘大夏作为国家官员，即使对自己不支持的决策，也只能拖延时间，不可能自行销毁自己负责保管的朝廷档案。以前有学者从制度角度考证过，刘大夏要是敢这么公然放火烧档案，早就去坐牢了，不可能继续做官，还做到很高的位置（李映发《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

刘大夏销毁档案这个故事的流变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种演变就如当年顾颉刚先生说的“层累造成的古史”一样。

第一个阶段可以总结为“刘大夏暂时藏匿了当年去中南半岛的档案”，这是正德年间刘大夏去世时候的官方记录，《明武宗实录》和刘大夏神道碑里面都这样记载，这两种都是很可靠的史料，我们可以相信这种说法。

第二个阶段是刘大夏去世20年以后，开始有人把故事里面去中南半岛的档案，变成了下西洋的水程。这肯定是因为下西洋更受关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下西洋的热度更高，于是就有人故意把刘大夏的故事移植到这上面。当时有一部记载海外各国情况的著作——《殊域周咨录》，它的作者严从简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写书的时候发现了两种说法：又是藏匿去中南半岛的档案，又是藏匿下西洋的档案，故事细节看起来差不多。严从简觉得这可能是出问题了，但他一时没法判断，就把两种说法一起放进了书里。

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刘大夏去世一百年的时候，有个学者名叫顾起元，他说的这个版本的故事又细节化了一些，说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刘大夏一把火烧了。他描述得很细致，说当年找郑和档案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下西洋的时候去过的地方风土民情是什么样的，都有什么土特产，然后说刘大夏把档案给烧了。其实那些风土民情和土特产早已经被记录下来而且广泛流传。郑和下西洋队伍里有三个随员，他们各写了一部书，即《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就是专门记录这些的。顾起元也看过其中一些，他抱怨说费信的《星槎胜览》写得太简略，他觉得下西洋时应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光怪陆离的航行探险经过，却都不写，所以顾起元说那些更有意思的细节档案都被烧掉了，这可能也是他当时听到的一种传闻。其实这几位船队随员的著作都是古代中国人写海外风土志的固定写法，比如宋朝的《诸蕃志》、元朝的《岛夷志略》，也都是这样写的。它们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地方志题材在海外的延伸，特点就是按照国家和地区记录各地的风土民情，而那些航行中的奇幻经历，在这类题材中是没有位置的。这类著作的作者，也没有打算要把自己的书写成具体的航海历险记或者航海日志。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顾起元生活的时代，是明朝后期。这时候距离郑和下西洋已经两百年了，尤其在南方，文化非常繁荣，小说戏曲创作发达，人们的写作习惯也已经改变了。比如以郑和下西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就是这时出现的，它简称《西洋记》，里面保留了一些与明代南京以及航海相关的重要信息，但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是神魔小说，和《西游记》类似。如果有读者看过，就会知道里面的郑和船队经常在打各种妖怪。所以按照顾起元生活时代的文风标准，看着明朝早期流传下来的风土志，肯定会觉得不满意，太过简略。但这是时代的限制，不能用明朝后期的文风去要求明朝早期的人。其实读者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文学题材，也会发现，几十年几百年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像现在非常流行的各种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玄幻小说，其中的许多内容、题材和写法，在几十年前还没有出现过。

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里的插图

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里的插图

其实说起来，郑和下西洋时期留下来的资料虽然不是很多，但和同时期其他航海事件相比，已经不少了。至少留下了三本书，还有一部《郑和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海外诸番图》，算是很丰富了。明朝早期留下来的史料比较有限，在下西洋之前和同时，洪武和永乐年间还有几万人参加的多年长途海运，人数远比下西洋多，但留下的资料非常非常少。下西洋是当时非常受关注的事情，所以相关的记载和其他航海活动比起来，还算是非常多的。

当时航海活动中写作成果不多的情况，也和船队人员的组成有关系。比如郑和船队里最主要的就是士兵、水手、宦官等，他们的写作能力都不强。现在留下来的三本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船队里的翻译、文员和医生等，而且他们的书中有很多内容还是互相引用，重合程度很高。

其实这也是研究古代海洋史的一个普遍问题，古代的航海者受到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所以他们一般都不写书。如果有跟船旅客的游记留下来，就已经是很幸运的情况。商人一般只是记账，海盗更不容易去写回忆录，所以像《法显传》等一些早期资料，是从海路往返印度取经的僧人，写过一些航海记录，因为僧人们有记录能力，而且也注意文献的传承保存。至于中国古代留下来航海文献资料最多，描写最细致的一个群体，实际是宋朝和明清时期出使高丽和琉球的使臣。他们一般是读书人，有文化基础，考试出身，写作能力很强，而且回来要写出使记录，所以保留下很多重要资料，比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还有明清时期各种使琉球记录等。其中有一些内容堪称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海洋历险记，和那些国外优秀的海洋历险故事一样，都非常地惊心动魄。

后来许多读者对郑和档案被毁这个传说有许多理解，其中有一些想象得特别严重。比如有的就认为，因为把所谓的水程档案给烧了，导致中国人不知道航海路线，就去不了西洋各国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郑和船队并不是专门去那种没人去过的地方，他们有宫廷采购任务，去的是当时世界上的著名贸易地，这些港口和航路是千百年来已经逐渐发展得很成熟的路线，是亚欧非航海者们天天都在航行的地方。所以这种传闻的逻辑就好像是在说，今天在北京销毁几张世界地图，明天全中国人都不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这些地方在哪儿了，也没法去那里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都知道，都可以去的地方，怎么可能只有中国人去不了？！多半是海禁政策下不让他们出去。

其实郑和船队回来以后，对当时的海外航海路线做了标准化的整理，又向民间流传，此后中国人对于外面的航海路线，实际上是更熟悉了。

郑和的遗产：“水程”引导的大天地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这个传说的语境中，所谓被烧掉的郑和航海的“水程”，究竟是什么？如果没了它，是不是就无法下西洋？有人误以为水程包括了很多具体数据，以为它是一整套大信息系统，没有它就不能出海。其实中国古代的水程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而且格式相对固定的地理记录的方式，它只记录两个地方之间有几天距离或多少里，或者今天到哪里，明天到哪里，甚至都不记载航行方向，基本属于流水账。如果我们看一下和郑和下西洋同时代的那些水程，比如元明时期南北运粮食的漕运水程，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路程记录，出了港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航行，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如果真要出海，必须到海边去找经验丰富的领航员，他们有专用的针路簿，这种航海指南带有航行方向、更路距离、水深数据，以及暗礁位置等，它们才是出海必备的手册。所以不管有没有水程，事实上都不影响出海。

那么郑和下西洋时有没有水程能留存到今天？其实还真的有。明代学者祝允明，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位“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曾经在他的著作《前闻记》里记载过一段，但不叫“水程”，叫做下西洋的“里程”。古代对于这种记载格式有很多种称谓，比如水程、里程、路程、行程等，很多情况下可以通用。祝允明记载的是郑和下西洋第7次的行程，比如哪天出五虎门，哪天到占城，哪天到爪哇，哪天到苏门答腊，非常简略。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记录，让我们可以知道当年郑和第七次远航的每一站时间，甚至看到最后返程回国的日期记录时，还会想到，其实郑和这一次并没能亲眼看到船队回国，他在途中病逝了。但这些日期也只能起到历史档案的参考作用，就算郑和下次还要出海，也不能完全按照之前的记录，沿用之前的日期出门。因为每年的气候情况都不一样，向南出海航行需要选在冬天北风强烈的日子里，所以要根据具体的天气、风力、海况情况来定具体日期。

祝允明《前闻记》里记载的下西洋的水程档案

虽然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水程的形式很简单，但在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航海知识流传以后，水程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会发现，许多地理文献里书写海外路程的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像《郑和航海图》。原先以一天之内航程为单位的水程，慢慢演化成了用2.4小时之内航程为单位的“更”。到了明清之际，水程和针经，也就是海员们的针路簿等实用航海指南，逐渐完成了合流的过程。也就是说，原本不带方向的水程，慢慢变得和针经一样，不但用2.4小时的更来记录航程，甚至还带上了方位航向，改变了原有的水程的形式。

在这个合流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明朝中期有一位学者黄省曾，他写了一部《西洋朝贡典录》，记载海外各国的情况。黄省曾在写作时应该是很想写一部经典形式的传统水程，在写作过程中，他借鉴了民间的航海指南，采用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的计程单位“更”，但他把里面的航行方向都删了，这样就改造成和传统的水程一样的形式。但是黄省曾又没有把航行方向信息彻底删除，结果书里留下了很多“针位”两字。按说有了针位，接下来应该写航行角度，比如丁未针，乙辰针之类，但这些都没有，只有“针位”，后面空白。这样做的唯一客观后果，大概就是告诉后人，这里曾经有一系列航行方向记录，但是全都被作者给删除了。就像我们看到生物演变的一系列化石一样，其中总会有一些化石格外不一样，从上面能看到发展变化的重要节点。这本《西洋朝贡典录》和之前相比，明显进步的地方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些“更”作计量单位，这就说明它确实在进步，变得更精确了。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里的针位无方向路程

到明朝后期，人们把航行方向和2.4小时的更一起写进水程，把传统的水程变得和民间的海道针经，也就是航海指南一样。但水程仍然非常简略，虽然形式上带了方向，但细致程度比航海指南差很远。有一些海图也是这样，比如塞尔登中国地图，也就是著名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像从古里到阿丹国的航程，图里只有一个方向和更数，让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看了，可能还以为是走直线。但两个地方之间不可能这么走，因为当中会有山有暗礁有危险海域。民间航海文献《顺风相送》里同样是这段路程，就写得很详细，中间拐几次弯，换几个针位，记载各种参考数据，这样才是实际中需要的操作。

从水程的演变可以看到，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航海知识，在明朝中期以后从专业航海者群体扩散开来，慢慢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其中一方面是记录关于海外路程的地理书，另一方面是明朝打击倭寇的背景下，带有“更”的海程的海防兵书也发展起来。所以这种民间的航海知识，比前代更加细致的，带有航向和以2.4小时航程为单位的航程，就慢慢进入了各种学者的著述里。这实际上影响了此后几百年间，中国明清时期航海路程记录的基本形态，这也是继航海罗盘使用之后，中国航海业的又一次巨大进步。

所以在我们分析了传说中的郑和航海档案和水程的实际面貌之后，就会发现，郑和带回来的航行水程，以及最有价值的那些比水程更详细的实测数据，早就已经向民间流传了。船队里有很多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各地的资深水手，他们回乡后会把这些数据扩散开来，又因为郑和船队代表着朝廷的权威，就会让它的流传更受欢迎。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内地和在海洋上，郑和下西洋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明清时期，许多内地人觉得下西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在东南大海边，人们会把郑和像供奉在庙宇里。在东南亚一些地方，人们把郑和当成行业领袖来纪念，当成神灵来供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没有郑和船队带回来的先进航海经验，他们的祖先可能无法平安渡过大海，到达新的家园。这种更精准的航海技术的进步，还带来了海洋相关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其实都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