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时常惊叹于数字殿堂的辉煌，却很少低头去看它的地基。我们试图记录缘起，皆因所有改变世界的庞然巨物，最初都只是细小的砖石。

“·私家历史”即日起推出专栏“数字底稿”，记录信息时代的创造者、研究者、普及者、参与者甚至是被数字浪潮裹挟的普通人的故事，为奔涌向前的数字文明建立一份人文备份。

上世纪8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走入中国大众视野时，一位清华出身的“双肩挑”干部，以通俗易懂的教材与电视课程打开了无数人接触编程世界的第一扇门。

谭浩强先生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尽管早年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却在改革开放后投身计算机普及教育，成为推动BASIC、C语言等编程教学进入千家万户的关键人物。他所编写的《C程序设计》累计发行超1700万册，全部教材总发行量达5500万册，影响了几代计算机学习者。

本期“数字底稿”是对谭浩强教授的口述访谈，不仅回顾了谭浩强从清华学生工作转向计算机教育的个人历程，也呈现了他在电视大学授课、教材编写理念与普及实践中的思考。他的故事，是技术传播史中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案例——如何将高深的技术知识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语言，如何以教育者的耐心与智慧，推动整个社会迈入信息时代。我们请读者留意，作为1934年生人，谭浩强先生在1978年开始学习编程语言时已44岁，当时并不具备我们今天便利的学习条件。通过他的讲述，我们希望回到历史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普及”一词在技术史中的分量，也为理解中国计算机教育的早期生态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记录。

本文由首发。访谈时间：2025年10月1日，地点：清华大学新林院。访谈与整理者刘年凯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鹏教授做了进一步润色和整理。本访谈内容得到谭浩强教授确认。

刘年凯：谭老师好，您是1953年考进清华的，当时是在电机系吧？

谭浩强：对，我是在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1958年毕业的。我当学生时，就是学生会主席兼团委副书记，当时在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所以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分配到系里搞业务工作，就给团委要走了，后来关系一直在团委。

那时候，蒋南翔（注：1952年至1966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来清华以后就想着建立一些新系，比如工程物理系、自动控制系、工程力学数学系等，我们做学生时都没有的，成立的具体时间，记不住了。当时读书时，清华设立新专业，要选一些人去，领导觉得，好像这个新专业需要有些干部，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去，对于新专业，总是觉得有点好奇心。自动控制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钟士模教授（注：清华大学教授，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工程学家），但是我们跟钟士模教授没有直接联系，他是年纪比较大的教授。我们当时是学生，我记得可能是电机系的辅导员问我的。

刘年凯：当时都有哪些同学一起调到这个新的班级？

谭浩强：我想想，有沈正谊、王亚光等，大概八九个人，最多不超过10个人。当时电机系有工业企业电气化、有发电专业、电器制造，每一个专业抽调一些同学过去。不可能都在一个专业抽，会影响这个班的人。这个班级应该是1956年成立的，叫“自8班”。

我们到了快毕业了，学校在1958年成立了自动控制系，我在自动控制系也没上什么太多专业课。那时候新专业，教师也不健全，我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有些时候是到北航听苏联专家讲课，一个礼拜去一两次。到我们毕业以后，慢慢就把毕业生留下来，作为补充人才。张钹是我们班业务比较好的一个，就留校了。我毕业以后就直接分到团委了，我的编制在团委，所以实际上我就没有参加很多业务工作，主要做政治工作，所以开始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当计算机教育专家，想都没想过。

刘年凯：您在学习期间就参加过很多活动，您是学生会主席，也是北京市人民代表，还有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全国学联执行委员。

谭浩强：是的，你看这个照片，这是1957年2月1日，中央领导与全国学联代表合影。我们很幸运。当时全国学联过来开会，中央领导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领导旁边坐的都是学联代表，因为照相的时候，总理说，学生跟领导一个隔一个坐。当时我记得毛主席先进去，我们从外头排了队，一个个进去，我排队排在第一个，当时先进去，周总理说你们北京代表跟领导合影机会多，你们站到后面去，于是北京代表团都在后面——我站在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个。所以说第一排，除了领导外，别的都是外地的。照片里一共只有63个人，并不算多。

谭浩强1957和1958年与中央领导的合影

然后下面这个照片，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是1958年4月13号，这是第二年。1958年这张照片，除了毛主席以外，别的中央领导都在，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陆定一、彭真，还有廖承志、王光英，这次我坐在第一排了。

1957年这张是在怀仁堂拍的，1958年这张是在怀仁堂的外面。当时清华就去了我一个人。这两张照片都是很珍贵的。

还有这张照片，是周总理在清华作报告，在图书馆门口，在周总理身后，这是张慕津，当时是清华团委书记，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张慕津旁边是我，我当时是团委副书记。这应该是1958年8月份，当时周总理来校视察，由蒋南翔校长等陪同参观了1958届毕业生的红专跃进展览会，周总理在图书馆门前向毕业生讲话，勉励同学们把学习、工作和生产结合在一起。

刘年凯：这些照片都太珍贵了。您觉得在团委的这些经历对您后来从事计算机教育工作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谭浩强：太重要了。我们当时说就是叫双肩挑的人才。双肩挑，大一时我没有半脱产，我到大三才半脱产当辅导员，大三当时的辅导员是延长一年毕业。所以我实际上延长了半年，1959年3月才毕业，但是算学历，都给我们算成1958年毕业。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属于双肩挑，我一年级就当团支部书记，到三年级去当辅导员，再延长半年毕业。在清华的几年我始终是一面念书，一面是工作。这个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平均每年学习我有一半的时间从事政治工作。可能念的书比别人少一点，但是锻炼非常大。

谭老师讲解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前讲话的照片 

刘年凯：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做计算机教育的。您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的？

谭浩强：当时也不是我想，实际上是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潮流。那个时候整个计算机事业刚刚开始。我记得好像是1978年开始，国内在社会上开始普及计算机，实际上连张钹他们当年也没有搞计算机，也是后来转过去的。

当时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的。当时最初讲Basic语言，原来我也没学过，当时电视大学想开一门课，是Basic语言。电视大学它本身没有教室，都是上电视，在中央电视台播。那么就到清华来，到处请教师都请不到，都没有，大家计算机根本就没学过。后来他们就想找到我。我说我也没学过呀，那么我就现学现卖。具体讲课的时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1978年我开始接触（计算机语言），讲课应该是1981年前后。最开始是自学Basic语言，边学边干，学完以后就到Fortran。也是看国外的教材，然后自学。当时国内还有一个老师，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他在搞Fortran，跟我同时在搞。《计算机基础教程》这本书最早是由北大的王功本和我合著。我本来和他也不认识，就是通过电视大学认识的。《Fortran语言》则是我和田淑清老师合著的。田老师现在退休了，原来也是清华大学计算中心的，这是比较早的书。

我在电视大学先后讲了4年左右，一直讲到1985年。每周去讲多久，每周去几次，这些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定期讲课，好像就在清华。我记得还利用了清华的电教中心，就他们过来先录拍，先录节目，拍摄的是清华的电教中心，然后在电视上播，现场讲的有三四年，以后是放录像。

刘年凯：根据我们找到的材料，您应该一共是讲了7种语言。当时央视是在什么时间播放？

谭浩强：最初是电大的节目，后来跟电大没关系了，直接在中央电台节目时间里头播这个。是在下午播放的。一次一般是播半小时。电视台不能播很长的节目，当时能够播半小时就不错了。那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也记不清是电视台哪个频道了。

刘年凯：到1985年，您就去北京联合大学了吗？

谭浩强：联大好像是1985年去的。1978年，当时北京的市委书记林乎加（1916-2018，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说要加快普及高等学校。他说每一个大学都成立一个分校，而当时清华大学有两个分校，分别是“一分校”“二分校”。别的学校也有分校，那些分校都是把中学迁走，然后用的原来的地方，条件很差。等到1985年的时候，又提出大学不要设立分校，于是就把这些分校联合起来。当时如果直接取消好像会打击它们的积极性，领导说你干脆把它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大学，再加强领导、配备教师，就这么成立了联合大学。我原本是清华一分校副校长，到了联合大学后，没再做领导，开始从事教学，主要教计算机。

最开始的时候，联合大学在市中心，当时我是在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那个学院是在市中心，在黄化门，就是地安门那个地方。联合大学最初没有校址，因为学生都在各个学院，实际上当时很分散，一共有12个学院。另外，还在中山公园租了一个房子，联大的领导机构在那儿。联合大学是后来才定址到北四环。

刘年凯：谭老师您出了特别多的教材，包括C语言，还有计算机Fortran语言这些。您教材编写的时候，您编教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

谭浩强：当时一开始我的教学的理念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特别注意初学者的特点，因为当时计算机在全国刚刚普及，领导也不会、别的教师也不会，所以就需要用一个比较容易、通俗易懂的办法来推广、来学习。这个是我的特长，我就把计算机由难变成容易，当时不光是教学，社会上也在普及计算机，所以大家都在学。我甚至还给领导干部讲过课。我的特长是讲得通俗易懂，所以受欢迎。

教材发行量很大，包括这一本《C程序设计》发行已经1700万。我的全部教材发行量总量是5500万。实际上我的工作在家里，全是在那儿写书。你想写一本书要花多少时间，我吃完饭没事儿就写，从早到晚就写书，产量比别人高。读者很多，有些读者买不到书，比如天津的读者写信来，说我买不到你的书，我就自己买了三本给他寄去了，让他还可以给别人。让我评价自己的教材的话，这个特点不是高精尖，而是普及。我针对学习者的特点来普及，不是专门对哪个领域的那些专家的著作。不是专著，而是普及。

《C程序设计》

刘年凯：您买电脑应该挺早的，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谭浩强：那早了，这个也是1978年到1980年之间吧，因为你没有电脑、没有操作，你也没法写书，去验证这程序。当时还是组装的电脑，可惜最早的电脑没有了，处理掉了。原来在这儿的，都当废品处理掉了。现在电脑是后来买的。

谭浩强教授在书房操作电脑

刘年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兴技术兴起，计算机的教育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您认为未来计算机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谭浩强：我就不好谈了。现在从我的认识来说跟过去又不一样了，过去是认为计算机是个专业，跟别的是同平行的，你是土木建筑，他是计算机学，计算机的人只管计算机，不管别人，现在计算机它是所有人不可缺少的科学知识和工具，这点是跟过去的理解不一样。在过去，计算机实际上就是跟别人平行的业务，我可以不学。现在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掌握计算机的知识，来跟原来的比如土木建筑之类结合。所以有人说它是一个工具，但又不完全是一个工具，计算机既是工具，它更是一种科学素质。现在去跟别人谈，说我说学什么，你学计算机，这说法似乎不是很科学，因为计算机是每个人都必须学的。

刘年凯：比如说让您现在再编教材的话，您会怎么编就来适应当下这个形势？

谭浩强：现在可能需要把计算机跟其他的专业结合起来，针对不同领域的需要，再进行计算机教育。所以我说计算机原来说是一种工具，现在则是一种知识结构，是一种基础。现在没有人可以说我不学计算机，然后在其他领域做得很有成就。当你必须用计算机来处理各种对象，它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科学，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理念。

刘年凯：您是哪一年退休的？退休以后还是每天在工作吗？

谭浩强：退休是2006年。这几年不写了，一直到前几年还在写。因为计算机本身在发展。后面就没有精力写书了，基本上没太多事，就维护、修改（教材）。现在连修改都没时间了。

刘年凯：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谭浩强：最难忘的应该就是看到了计算机的普及。我不去搞专业的、更高精尖的东西，我就做普及工作，很有成就感。看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读者、初学者，通过我的教材成长起来了，这个比什么都要有成就感。

有一个例子，祖孙三代都是我学生。我出差到武汉的时候，父女两个见到我，说，你是谭老师吗？他们说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学你这个书，要跟我照相。后来我就跟他们合了一个影，他们很高兴。碰到这种事好多。还有一次就在双安商场，我和郑小筠（原清华大学艺术中心主任、教授，谭浩强教授的夫人）去买东西。一个女同志跑过来，从后面拽着我的衣服，问“您是谭老师吗？我有个问题不懂向你请教”，当场就问。都碰见好些这种事儿。现在外头认得我的人少了，过去都几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