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社会学家能够研究那些看似游离在社会之外的，甚至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奇异存在吗？是否存在一种属于鬼魂、怪物和外星人的社会学？在《大脚怪的形状》中，两位来自英国的社会学家将带领读者走进大洋彼岸的北美大脚怪研究者们的世界，尝试理解他/她们为何“相信”大脚怪的存在，又是如何使自己的叙述更加可信。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或目击报告表明大脚怪可能存在于欧亚大陆，但和大脚怪相似的东西——民间传说、神秘故事，乃至各种与正统科学知识并不全然兼容的知识系统（例如气、五行、经脉、扶乩、驱邪等等）——却广泛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因此，与其说我们将要遭遇的是大脚怪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所有社会、所有时代都保有的一种惊奇。它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技术有如魔法一般迷人的世界中，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可信，什么是迷信。

大脚怪“帕蒂”（Patty）

大脚怪存在。如果不是一种生物，那也是一种在人们看来高度稳定的文化对象。大脚怪还是某些人组织生活的核心对象。那些收集大脚怪（在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证据的人被称为“大脚怪研究者”（Bigfooters）。在他/她们收集的证据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各种目击者与大脚怪相遇的叙述。自19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有组织地收集和整理这些叙述：例如，今天的大脚怪现场研究者组织（Bigfoot Field Researchers Organization，BFRO）就提供数千份相关叙述可以在线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脚怪研究者报告说，正是他/她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促使他/她们积极参与这项研究。

本文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关注大脚怪研究（Bigfooting）的认识论社群，包括对166名参与大脚怪研究和大脚怪主题讨论的人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这些访谈探讨了大脚怪研究者如何建立和争辩知识，在访谈过程中，数十名参与者分享了他/她们自己亲身遭遇的故事。通过探索这些故事如何被用于提出知识主张，我们推进了对神秘社会学（sociology of mystery）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为大脚怪“腾出空间”，是因为它们首先创造出一种缺席（absence），再将我们所知的大脚怪的”形状”——无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填充进去。我们还展示了受访者如何将自己呈现为这些缺席的合法解释者；在一个以恶作剧闻名的领域中，要提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人们就必须被视作可信之人而非轻信之人。

引言

大脚怪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和鬼魂、天使和外星人一样，大脚怪是一种被科学否认但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宣称相信的对象。根据巴德尔等人（Bader et al.，2011）的研究，多达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大脚怪的存在。但即使是那些不相信大脚怪的人，他/她们也都知道它，知道它的样子和行为方式。据菲奇（Fitch，2013：21）所说，“大脚怪已经成为——可能比任何其他超自然现象都更称得上——美国神话和文化的一部分。”基于这些信仰和知识，一小部分人围绕这些超自然对象组织他/她们的生活，收集、整理和分类它们存在的证据。这些社群及其实践可以被视为在物理意义上演绎着传说，像是埃利斯（Ellis，1992）这样的学者也会称之为“直示/操演”（ostension）实践。本文所属的项目旨在认真对待大脚怪研究社群，将它看作一个知识制造团体。

有关大脚怪和其他类似地位对象的信仰和知识既丰富着现代文化再生产，也被后者强大的力量所滋养。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通俗杂志小说，到 50 和 60 年代的 B 级电影，90 年代的热门电视剧《X 档案》（The X-Files），再到现在流行的“纪实”电视节目如《古代外星人》（Ancient Aliens）和《鬼魂冒险》（Ghost Adventures），以及对本文最重要的《寻找大脚怪》（Finding Bitfoot）和《大脚怪探险队》（Expedition Bigfoot），超自然内容一直广受欢迎。这些纪录片将制度化科学之外的对象展现为合乎理性的、自然主义的调查主题。也许我们不应该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有人认为，在政治动荡和社会压力大的时期，各种古怪、奇异、神秘之物明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Kurakin，2019；Tiryakian，1972）。

《寻找大脚怪》（Finding Bitfoot）

但即使在那些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这些对象的人看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UAP）或不明飞行物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UFO)、鬼魂和大脚怪的知识主张通常可以解释为对寻常现象的误解或错误感知。更糟糕的是，这些领域充斥着恶作剧，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其经典的一部分（Loxton and Prothero，2013）；这一事实困扰着许多大脚怪研究者（Blu Buhs，2009；Daegling，2004）。因此，大脚怪遭遇（Bigfoot encounters）不只处在信仰和知识的背景下，还同时面对着娱乐、小说、怀疑、欺诈以及信任的缺失。如此说来，对一次大脚怪遭遇来说，怎么才算得上合情合理（plausible）？我们研究中的受访者属于特殊类别：他/她们所有人都参与了“大脚怪研究”（Bigfooting）。许多人宣称他/她们的兴趣源于和大脚怪的亲身的、近距离的遭遇。作为大脚怪研究者，他/她们是一个认识论社群的成员，由于这种社会化，他/她们能够看到大多数人会错过的大脚怪的痕迹。在他/她们与大脚怪的形状的遭遇之中，位居核心的是种种缺席（absences）。本文展示了他/她们如何利用其社会化（socialisation）来填充这些缺席，并且在缺乏信任的背景下，通过将自己呈现为可信的（credible）而非轻信的（credulous），来合法化他们填充这些缺席的权利。本文也将为发展之中的神秘社会学（Boltanski，2014；Ginzburg，1979、2013；Harrod，1971；Kurakin，2019）和缺席社会学（Frickel et al.，2010；Scott，2019）研究再添一份力量。

与社会知识相遇

大脚怪研究团体，例如大脚怪现场研究者组织（Bigfoot Field Researchers Organisation，BFRO）、奥林匹克项目（Olympic Project）、Zoobook项目（Project Zoobook）和北美木猿保护协会（North American Wood Ape Conservancy，NAWAC），对于大脚怪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有着共同的看法，并且就如何收集证据达成了一致的方法。然而，大脚怪研究，像任何知识制造社群一样，也存在分歧，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不同的派别。例如，关于大脚怪会“隐身”（cloaking）——即能够随时消失——的证据，就被自称为“猿人派”（Apers）的团体所否认。“猿人派”坚称大脚怪是一种未被分类的猿类，并且是大脚怪研究社群中的主导派别，尤其是在BFRO内部。他/她们认为自己是在像珍·古道尔（Jane Goodall）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的传统下工作，并与那些持有更超自然信念的人保持距离。大脚怪研究中同时存在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两种方法，这种分歧在许多神秘生物（cryptid）亚文化中都存在（Bader and Baker，2019）。

尽管有些人认真、严肃且专注地从事着神秘动物学（cryptozoology）研究，包括大脚怪研究（参见 Bindernagel，2010；Heuvelmans，1958；Meldrum，2006），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神秘动物学是一个延伸的虚构作品的实质部分，是更广泛的娱乐综合体的一小部分，它与科学有某种联系，但也借鉴并贡献于科幻、奇幻和恐怖作品。因此，虽然普通的北美人并未被社会化以认同大脚怪研究的证据实践（evidential practices），但即使是局外人，包括怀疑论者，也能识别出一次大脚怪遭遇所包含的主题、母题（motifs）和符号的组合。恰恰因为他/她们能识别出遭遇叙事的惯例，才产生出对证据的不同的、不可调和的解释：对于信徒来说，遭遇的稳定性证实了大脚怪的存在，而对于怀疑论者来说，遭遇的故事是（无论多么不自觉地）对类型套路（genre tropes）的再现。对此，信徒可能会像我们的一位受访者那样沮丧地说：“除非你亲自经历过（in this stuff），不然你永远不会懂！”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回退（regress）；对许多大脚怪研究者来说，“经历这些事”的关键途径是他/她们自己的遭遇，那一刻改变了他/她们他们对北美森林的看法（Fitch，2013）。

这些遭遇大多出于偶然，发生在他/她们开始进行大脚怪研究之前。但正是那次遭遇为他/她们开启了大脚怪研究的大门，他/她们也开始围绕着大脚怪组织起相当一部分生活。这些故事有一个普遍的模式，即遭遇制造出一种缺席（absence），一个核心的未知，目击者会去填充它——要么当场填充，要么事后借助更多关于大脚怪的知识来填充。当然，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故事是在他/她们的生活已经因此发生改变之后才被讲述出来的。这些故事是现在而非当时，是作为大脚怪研究者，而非受惊的目击者所提出的知识主张。

因此，我们受访者讲述的目击证词不仅仅是个人叙述。它们是由大脚怪研究者讲述的证词，运用了他/她们作为大脚怪研究者的社会化经验，并通过这种方式，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些关于大脚怪研究社群的信息。我们的受访者在描述遭遇时所用的语言，对于一个将大脚怪视为理性、自然主义探究对象的社群而言，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知识是社会性的；它不仅由专业知识塑造，也受到信任、共享经验、可信度和礼貌（civility）的影响（参见 Shapin，1994）。他/她们也习得了大脚怪研究的共享语言（Collins and Evans，2007）。但这些证词同时也是为一群倾向于不相信的听众而说，这其中就包括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

大脚怪与大脚怪研究

讲述与大脚怪的遭遇就是在生产故事。按照麦克德鲁里和阿尔泰里奥（McDrury and Alterio，2003：31）的说法，“讲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人类体验，使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文字传达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所栖居的真实或想象的世界”。这些故事不仅与讲述者的事件和经历相对应，也与那些已经被讲述过的故事相关联。这就是说，大脚怪和类似大脚怪的生物并不仅仅是大众传媒时代的产物。关于一种在北美森林山坡上跺脚行走的、体型庞大的两足野兽的故事，其历史早于欧洲殖民时期，植根于原住民文化（Daegling，2004；Regal，2011）。这些生物曾有过各种名称，其中最著名的是“萨斯科奇”（Sasquatch）。

“萨斯科奇”（Sasquatch）一词在1920年代由伯恩斯（J. W. Burns）引入英语。伯恩斯当时在切哈利斯印第安人保留地（Chehalis Indian Reserve）工作，并将海岸萨利什语（Coast Salish）中的Sesqee（Suttles，1980）、Sesquac（Strain，2008）或Sokquetal（Ilacqua，2014）英语化，这些词语被分别翻译成“森林”巨人或“食人”巨人。根据洛克斯顿和普罗特罗（Loxton and Prothero，2013）的说法，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体型特别巨大的人，即生活在定居点之外的“野人”（wildmen）。而另一些人认为，这些故事描述的是八英尺（大约 2.4 米）高的类猿生物（Coleman and Clark，1999）。

“大脚怪”（Bigfoot）是更晚近的发明。人们通常将其追溯到安德鲁·根佐利（Andrew Genzoli）于1958年10月5日在《洪堡时报》（Humboldt Time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故事大概是这样：大约30名公司工人在布拉夫溪（Bluff Creek）和克拉马斯河（Klamath River）之间修建一条伐木便道（Bader et al.，2011）。8 月 27 日早上上班时，杰里·克鲁（Jerry Crew）注意到他的拖拉机周围有巨大的脚印。很快，其他工人也纷纷讲述了在工地周围发现巨大脚印的故事。他们的主管，“矮子”华莱士——一个出了名的爱搞恶作剧的人——推测，肇事的生物还把一个 700 磅（大约 318 公斤）的轮胎扔进了沟里，并搬走了一个柴油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根佐利和另一位记者贝蒂·艾伦（Betty Allen）走访了该地区，记录了更多奇怪事件的故事（Blu Buhs，2009）。到 10 月份，关于一个大型类猿生物的故事已经在该报纸上刊登了18次，其中包括一篇头版报道，配有克鲁手持脚印石膏模型的照片。据说这个印记是由一个有着“大脚”（big foot）的东西留下来的。这些零星的描述就这样流传开来并固定下来。

最著名的大脚怪遭遇事件发生在1967年。它涉及三个主要角色：罗杰·帕特森（Roger Patterson），据描述他魅力十足但总是负债累累（Blu Buhs，2009）；鲍勃·吉姆林（Bob Gimlin），一位牧马人；以及“帕蒂”（Patty），即这两个人用胶片拍到的大脚怪。帕特森一直对大脚怪着迷，他说服吉姆林和他一起进行一次探险，目的是拍摄早期大脚怪研究者雷内·达欣登（Rene Dahinden）和约翰·格林（John Green）报告的新鲜脚印。10月20日星期五，他们重新回到了几天前检查过的一个区域。在小溪的一个拐弯处，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类猿身影（Meldrum，2006）。他们报告说，他们的马受到了惊吓，看到这个生物时直立起来。吉姆林设法留在了马背上，并骑着马向小溪上游走去，同时用步枪瞄准那个野兽（Meldrum，2006）。帕特森被甩了下来，但设法从他的背包里取出了相机。这部现在颇为有名（或丑名昭著）的影片记录了一个笨重的类猿生物，它脸部扁平，口鼻突出，长着尖尖的脑袋和乳房，沿着干涸的河床大步走着，手臂摇摆，似乎并不在意着两个人的存在（Hall，2018）。影片的第352帧，“帕蒂”从右肩回头看的画面，已成为大脚怪的标志性图像。

1960年代是大脚怪研究的某种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我们今天看到的有组织的大脚怪研究（Bigfooting）的种子开始萌芽。开始有专人在实地和档案中研究这个课题。其中包括约翰·格林（John Green），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采访了数百名目击者，被认为是开创了收集和整理大脚怪遭遇叙述实践的先驱（Green，1994）。

收集大脚怪遭遇故事的实践因互联网而加速和转变。1990 年代中期，马特·莫尼梅克（Matt Moneymaker）建立了 BFRO 及其配套的网站和数据库。在我们的访谈中，克雷格·伍尔希特（Craig Woolheater）——他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自己的大脚怪研究小组，该小组后来发展成为 NAWAC——详细说明了该网站对收集遭遇事件的影响：“我认为是BFRO将大脚怪带到了互联网上。(它) 已经编目了非常非常多的报告。所以，他们把它带给了更广泛的公众”。收集大脚怪证词不再依赖于专门的研究人员在北美各地奔波。现在，这些证词自己就能传播了。如今，BFRO维护着一个公开的国内（以及跨国）数据库，其中包含来自美国本土各州以及加拿大的许多报告。华盛顿州（721份）、加利福尼亚州（461份）和佛罗里达州（343份）是报告遭遇事件数量最多的州。除了网站之外，BFRO还组织探险活动，人们付费参加，由大脚怪调查员带领。

BFRO的一位调查员是拉塞尔·琼斯博士（Dr Russell Jones）。他在访谈中描述了自己经历遭遇事件后，是如何立刻找到BFRO的：

我回来后，用谷歌搜索了大脚怪（Bigfoot），BFRO就出现了。他们的网站每月大约有一百万次点击。他们当时正在组织一次探险活动，这种活动他们每年会举办10到20 次。（拉塞尔·琼斯）

如今，琼斯博士自己也成为了 BFRO 的一员，参与收集和系统化整理目击者叙述的工作。

或许可以进行一些类比：一如在追踪野生动物分布和活动这类劳动密集型任务中，制度化科学研究会动员“公民科学家”（Bonney，1996），大脚怪研究者同样依赖公众成员，但不同于那些根据专业科学家设定的标准刻意收集数据的业余博物学家，大脚怪遭遇大多涉及的是“偶然的”目击者，他们是在事后试图弄清遭遇的意义。重要的是，BFRO明确表示，收集目击者报告并非一种完全科学的认知方式。他们的网站将这项活动界定为一种前科学（pre-science），并在科学之外，也将其与新闻学和法学类比。

正如我们所说，大脚怪研究者面临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许多“遭遇”可以解释为误认（目击者被自然、自己的感官和想象所愚弄）；另一方面，关于大脚怪遭遇及其证据的各种主张也充斥着恶作剧（即故意的欺骗）。BFRO在设定什么构成合法的（legitimate）大脚怪遭遇的标准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马特·莫尼梅克（Matt Moneymaker）解释了这个过程：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筛选掉那些你不想追查的报告，然后将其精简到只剩下最好的部分……你会遇到恶作剧、误认，然后是非常可能的事件……如果他们必须写下来，这就能筛掉一部分；如果他们留下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让自己可以被联系（打电话或拜访），这也能筛掉很多，因为你只会留下那些愿意让人联系的人，而不是那些想着“好吧，他们反正不会写出来”的人……我特别偏好那些有多名目击者的报告。（马特·莫尼梅克）

莫尼梅克在大脚怪（于北美文化中）重受关注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011 年，他开始主持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寻找大脚怪》（Finding Bigfoot）。据莫尼梅克说，人们对大脚怪及其研究实践（Bigfooting）兴趣的复苏，与上传的目击证词数量增加有关，包括当代的和历史的证词。用我们受访者的话来说，这减少了与该主题相关的“污名”（stigma）。正是在大脚怪在文化和娱乐领域重新流行的这一背景下，我们开展了我们的研究。

方法

本文是一项更大规模的、正在进行的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基于访谈，旨在认真对待大脚怪研究的认识论社群，将它看作一个围绕着特定“形成意图”（formative intention）——创造出关于大脚怪存在的可靠知识——组织起来的群体。我们认为，大脚怪研究是一个丰富的场景，允许我们探索文化如何决定什么能算作合理证据（legitimate evidence）、什么被认为是无稽之谈（bunkum），以及什么被留作未有定论（undetermined）等问题。我们项目旨在“恢复”大脚怪研究社群的“理性”（rationality），去理解并弄清为何大脚怪研究者们会坚持进行其研究项目：它哪怕曾经被摆上过科学的货架，现在也早已过了“保质期”。充其量，大脚怪研究也只能被定性为一种未竟之科学（undone science）（Frickel et al.，2010）。

迄今为止，本项目已包括和大脚怪研究社群成员进行的166次半结构化访谈，每次访谈时长通常在45至75分钟之间。这些访谈通过电话（Stephens，2007）和Zoom（Howlett，2021）进行。受访的大脚怪研究者包括活跃的实地研究者和调查员；这些人每年至少投入数个周末来收集大脚怪的证据。这些证据形式多样：脚印石膏模型、叫声录音、毛发等物理材料、环境DNA（eDNA），以及更细微的痕迹，如特征性弯曲的树木。这些证据经常与更广泛的社群共享，包括档案研究者、少数几位学者，以及徘徊在边缘的几位大脚怪怀疑论者。因此，除了采访活跃的实地研究者外，我们的研究还包括采访人类学家、大脚怪纪录片主持人、博物馆馆长和神秘动物学家。访谈探讨了大脚怪研究者如何产生、分享和评估他/她们的证据。然而，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迄今为止大脚怪研究者可获得的最普遍的证据类型仍是目击者证词。虽然我们经常询问目击者证词在大脚怪研究中的作用，但我们的访谈也产生了参与者自己遭遇的证词。这些遭遇故事大多是刘易斯（Lewis）在访谈开始时询问受访者是如何开始参与大脚怪研究的结果。

这个项目开始时的设想规模要小得多。刘易斯首先通过推特招募了少数几位具有一定公众形象的受访者——知名的大脚怪研究者和大脚怪电视名人。这些受访者推荐了其他潜在的受访者，有时还会为这个项目和我们作为社会学家的身份作担保。由于这种临时的滚雪球抽样方法，我们对大脚怪研究社群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雄心和预期。有时，仿佛是为了模仿大脚怪研究者自身的实践，追踪一些较为不知名的受访者并建立联系需要极大的耐心。由于大多数参与者都在美国，而且是西海岸，因此存在相当大的时差；大多数访谈都是在英国的深夜和凌晨进行的。所有访谈都被转录成文字，要么使用Zoom的转录工具——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整理”——要么由专业的转录服务机构完成。所有参与者都可以选择匿名。只有少数参与者要求使用假名，其余的人则主动要求署上真名。

我们通过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的方法来分析这些转录文本。但正如布劳恩和克拉克（Braun and Clarke，2006）自己承认的那样，什么构成一个“主题”既模糊不清（fuzzy）又有争议。我们围绕着我们原有的对「证据生产」（evidence production）和「提出主张」（claim making）的兴趣，将庞大的访谈语料库整理成不同的主题，这些主题随着项目的进展而得以发展和完善。贯穿所有不同类型证据相关主题的一条线索是缺席（absence）；即参与者如何理解大脚怪证据中不可否认的缺席，以及特定证据形式内部较小尺度的缺席。在本文中，我们详细描述了九次不同的遭遇，以探讨这些缺席是如何被用来产生关于大脚怪的知识主张。

作为故事和知识主张的遭遇

与大脚怪近距离接触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的一些受访者看到过大脚怪。这些视觉遭遇往往呈现出一种形式；它们通常很短暂，大多涉及单一个体在林地中目击到一个巨大的、毛茸茸的、双足生物的部分或模糊的身影。这个生物可能被看到跑过马路、从树后偷看，或者是被看到在下山时映衬在天空下的剪影。

然而，还有其他遭遇大脚怪的方式；我们大多数遇到过大脚怪的受访者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它。这类遭遇包括被看不见的生物朝目击者投掷大石块，或者目击者听到令人毛骨悚然、响彻身体的嚎叫声。到目前为止，最不常见的遭遇类型是目击者与大脚怪有过某种形式的互动，无论是通过身体接触还是通过赠礼（据说大脚怪会留下一些东西给人类作为一种交流形式）。

“那是唯一的可能”

人们认为大脚怪是夜行性生物，夜晚的森林因此成为许多大脚怪研究实地工作的场所。那些在进行大脚怪研究时遭遇大脚怪的人，其经历的性质不同于那些，比如说，在日落时瞥见一个大型两足动物穿过马路的人。主动寻找大脚怪的踪迹，进入据称是大脚怪栖息地的林地，并且脑海中牢牢印有大脚怪的形象，这些精心设计的遭遇是所有大脚怪研究者的目标。许多大脚怪研究者会装备齐全地进入这些区域，携带相机、麦克风，甚至抛物面天线和无人机。克里夫·巴拉克曼（Cliff Barackman），曾是BFRO成员，也是《寻找大脚怪》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描述了一次在拍摄该节目时现场发生的遭遇：

我唯一一次见到它并不是一次清晰的目击，“但”我倾向于认为那是只萨斯科奇。我们当时其实正在北卡罗来纳州拍摄《寻找大脚怪》。就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莫尼梅克说，“山上有东西”……那是我们出去试图弄清楚夜间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第一个晚上。当时的背包真的很奇怪；电池续航时间很短……我们还没有确定节目的模式……我们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摸索，试图搞出点什么来让电视台满意。当时我们正在休息，而且对制片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说一些不真实或我们觉得歪曲了事实的话。我们正徒步进入树林大约1.5到2英里（大约2.4到3.2公里）。天气很冷，那是二月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里。然后我听到莫尼梅克喊道，“谁在山上？”……当时我们没理他……”谁在山上？那是谁？波波（Bobo），是你吗？”“不是，伙计。”“克里夫，那是……？”“什么事，马特？不是”。然后，“有人在山上。你是谁？那是谁？” 基本上……他看到了一个两足行走的轮廓，站在大约70码（大约64米）远的地方。山坡先是向下，然后又有点向上，在大约70码远的地方，有个人在看着我们。莫尼梅克朝它喊了一声，它开始移动。他又朝它喊了一声……然后它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马特有一个热成像仪。他说了句类似“表明你的身份”或“你是谁？”之类的话。然后那个东西僵住了。在迈步的中间。单腿站立。完全冻结了，这是一种已知的萨斯科奇行为。它们被目击到这样做过很多很多次。但所有动物都会那样做。就像当它们暴露了，“哦，你不再……隐藏了。”它们会完全冻结，因为那是它们最好的防御方式。这个东西单腿僵立了几秒钟，然后才再次开始移动。就在那时，我把我的热成像仪对准了它，看到了一个两足动物 ……它要么是人，要么是萨斯科奇。根据我观察到的情况，那是唯一的可能……而且它走路的姿势非常奇特。完全不像人类。它走路也不像帕特森-吉姆林影片中的帕蒂那样，大幅度摆动手臂……手臂有点像向前舀东西的动作，就像你在游泳池浅水区走路时那样。（克里夫·巴拉克曼）

有说服力的大脚怪遭遇故事需要一个好的讲述者（Maslen，2022），而大脚怪研究作为纪实娱乐电视节目的兴起，也要求寻找大脚怪证据的过程具有故事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大脚怪研究者并不会声称自己有过很多次（如果有的话）遭遇，并且他们很少会将自己经历过的少数几次遭遇呈现为确凿无疑的。克里夫·巴拉克曼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当代大脚怪研究者，已在该领域投入了数十年时间。他在叙述的开头就加上了限定语，说明这并非一次清晰的目击。这次与夜间两足身影的遭遇，部分是通过热成像仪观察到的。巴拉克曼并没有看到大脚怪；他看到的是一个形状，先是一个剪影，然后是一个与相对凉爽的树林背景形成对比的热信号。他看到了这个形状的移动。他接下来所做的就是构建一个缺席。它是一个两足动物，因此不是已知的栖息在北美森林中的动物。这缩小了可能性的范围，留给巴拉克曼用来填充热成像仪上那个温暖斑点的“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一个人或一个萨斯科奇”。但如果像巴拉克曼所说，“它走路完全不像人类”，那么就留下了一个只能由未知来填充的空间。或者，在巴拉克曼的例子中，是由已知来填充。一次刻意寻求的大脚怪遭遇，其显著特点在于大脚怪研究者能够运用他/她们丰富的大脚怪知识。基于巴拉克曼是一位大脚怪研究者这一事实，他可以做出几项陈述。他可以将他所看到的与他所了解的关于大脚怪的知识进行比较。虽然它走路不像帕蒂，但它确实表现出了“已知的萨斯科奇行为”，包括单腿抬起僵住不动。尽管他承认“所有动物都会那样做”，但这个缺席无法用任何其他动物来填充。只能是大脚怪。

巴拉克曼有权做出这一论断，并不仅仅基于他在大脚怪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在于他的可信度。除了提醒说这不是一次清晰的目击之外，巴拉克曼还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目击者，称自己起初“没理会”莫尼梅克声称看到了东西。他并非轻信之人。他将自己对这次遭遇的态度置于他对“制片人强迫我们说不真实的话”感到沮丧的背景之下。他不是那种会夸大其词的人；他是可信之人。

“那时没人把它和大脚怪之谜联系起来”

BFRO的成员马特·普鲁伊特（Matt Pruitt）讲述了另一次遭遇。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一次刻意寻求的遭遇。但讲述者当时的心智和感官并未被社会化以看到大脚怪。

所以，我们遇到过很多故事…… 基本上是关于一个据说闹鬼的地方的当地传说，在那里会发生这些可怕的、虚无缥缈的事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描述相当一致。人们会谈论，夜晚传来无实体的嚎叫或尖叫声，或者投掷过来的石块，还有 ……反光的红色眼睛之类的。但那时没人把它和大脚怪之谜联系起来……那是我高中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一个夏夜……我们一时兴起去了那个地方，打算在那里露营。大部分故事都围绕着……一间曾有人居住的小木屋。现在它被废弃了，据说像是这些奇怪事件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想，“喔，我们晚上去那里扎营，然后徒步上去。我们在黑暗中找到这间小木屋，看看会发生什么。”于是，在路上，我们去了那里，搭起了营地……长话短说，我们当时正试图用手电筒在黑暗中徒步……那是1999年，所以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我的一个朋友确实有一台VHS摄像机，我们听到了声音，起初听起来像是有东西跟着我们或与我们平行移动……我们以为是野生动物。但后来升级为，像是树枝被大声折断的声音，然后……听起来像是它们被撞击到更大的树木上。所以，这些声音录在了这盘磁带上，你能听到我们在描述它们。听起来像是木头被折断并猛撞在一起的声音……然后还有这些像是叫声的声音，我们非常害怕。情况变得非常令人不安……以至于我们赶紧跑下山，坐上车……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取我们的帐篷和东西。（马特·普鲁伊特）

和许多恐怖电影一样，这是一次由青少年主导的探险，过程中遭遇了“某种东西”。尽管传说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激发旅行，但年轻人进行的探险尤其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McNeill and Tucker，2018）。学术界对年轻人“传说之旅”（legend tripping）的关注，可能源于年轻探险者和寻求刺激者参与和解读传奇叙事的方式，他们常常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冒险感，这与学术界对文化和亚文化的探究产生共鸣。普鲁伊特和朋友们前往该地点时，就预料到会遇到当地传说中为人所知的“某种东西”。重要的是，在当时，这种经历——木头断裂的声音、嚎叫声——并没有被理解为与大脚怪有关。相反，它是一个等待解释来填充的缺席，而这个解释在普鲁伊特后来深入了解大脚怪的“形状”之后才浮现。普鲁伊特后来了解到，“敲木头”（wood knocking）是大脚怪的一种交流方式（McMillan，2014），大脚怪研究者解释说这是一种已知的猿类行为特征（Kalan et al.，2019）。这就为一种最初被理解为超自然的——在 21 世纪理性框架下本质上是不可知的——经历，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当然并未被普遍接受。

“嗯，我现在知道它是什么了”

另一次遭遇来自奥林匹克项目（Olympic Project）的资深成员谢恩·科森（Shane Corson），同样是在事后回溯时用大脚怪来填充缺席的故事。连续两个晚上，他也遇到了“某种东西”：

在俄勒冈州，我连续两晚遭遇了某种东西。嗯，我现在知道它是什么了；是萨斯科奇……我和两个朋友在俄勒冈州胡德山（Mount Hood）地区进行一次偏远的背包旅行，徒步前往一些高山湖泊钓鱼。我们做了顿饭，生了一堆相当大的火。晚上11:30左右我们去睡觉，大约凌晨1:30到2:00，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森林茂密，死一般寂静，没有风也没有任何动静，我听到像是两块石头互相敲击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我们当时大致呈三角形扎营，我的一个同伴醒了，他说，“谢恩，你醒着吗？”“那是什么声音？”我说，“我不确定……真的很奇怪。听起来像两块石头在互相猛撞。”我心想，“嗯，会不会是麋鹿、鹿角，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当时试图给这事找个合理的解释，想弄明白这可能是什么。会不会是浣熊在做什么傻事？磨牙声，熊会这样吗？但声音越来越近，然后停了。接着，大概在我们小营地30到40码（大约 27 到 37 米）远的地方……你听到有东西在林子里跺着脚走来走去，绕着我们的营地转圈。它就在那儿来回跺脚，然后传来猛烈的撞击声，听起来像是有东西撞到了树。所以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我的（另一个）伙伴……整晚都睡得很沉。最后，这个东西……又开始发出那种哐当声，然后撤退了。嗯，我们就那么，大概，坐了一会儿，最终又睡着了，没有受伤，也没遇到麻烦。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稍微聊了聊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答案……晚上我们又回到营地，重复同样的流程，做饭，围着火堆聊天，大约 11:30 又去睡觉了。然后，大约凌晨 1:30到2:00，你听到同样的声音，越来越近，是那种哐当声，而且是重复性的。然后它又停了，我猜离我们营地30到40码（约 27 到 37 米）远，然后你再次听到它在附近走来走去，发出砰砰声，有树枝被折断，地上的大树枝被踩断的声音。它绕着我们转圈，我的伙伴又在他帐篷里醒了，说：“谢恩，你醒着吗？”我说，“它又回来了”，他听到他左边有动静。我听到我帐篷后面有动静，所以我说，“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两个这种东西，但我们听到两个不同方向都有声音。”但声音很大，是噼啪作响、折断的声音。听起来更具攻击性，节奏更快，就在我们帐篷周围来来回回。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又是一个死寂的夜晚。

接着我们听到树上传来五下非常强有力的敲击声……我的伙伴醒了，他说……“那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我说，“闭嘴”，因为情况开始变得诡异，而且……它似乎更具攻击性了。又是一片寂静，然后我听到一声沉重的闷响……是一块石头。某个东西或某个人朝我们的营地扔了块石头。那石头最后看起来有垒球那么大……我的伙伴吓坏了。我想，“他肯定怕熊。他要开枪了。”所以我决定拉开我的帐篷拉链，告诉他冷静下来……我大概往外看了有20 秒钟，然后注意到我左边有动静，（那里）几乎就在我正前方（是）一棵巨大的道格拉斯冷杉。我看到有东西从这棵树后面来回摆动，我看到的是一只手、一条胳膊、一个肩膀和一个头从树后探出来。胳膊和肩膀在树的前面……而身体在树后面，但它会探出来，就那么来回摆动……它那样做了几秒钟，然后离开了这棵树，上了山坡，消失了。

这东西看起来非常巨大；我能看到手指，能看到拇指，能看到它手臂背面的毛发，颜色似乎是黑色或棕色，就是非常巨大。大约一个月后，我……最终才……鼓起勇气回到那里，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再也不想进树林了，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们找到了那块被扔过来的石头。我测量了那个东西站立的位置……它头顶上方有一根树枝，所以测量下来大概在七到七英尺半（大约 2.1 到 2.3 米）之间。这里的黑熊没有七英尺高，而且（虽然）它们能用两足行走，但只能走很短的距离，它们也没有这东西的步态（gait），它的步幅（stride）太惊人了。（谢恩·科森）

尽管科森有一次非常近距离的遭遇，甚至确实看到了一个七英尺高的两足生物，但在他的叙述里，他当时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它不是什么。他的故事里留下了一个空间（space），那里填入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熊，更肯定不是浣熊或麋鹿。正如他所说，“我当时试图给这事找个合理的解释，想弄明白这可能是什么。”后来，和普鲁伊特一样，科森了解到曾有报道称大脚怪会扔石头来吓走人类。这种知识赋予了科森以不同方式“看见”这一现象的能力（参见Berger，1972）。事实上，这次遭遇最终促使科森开始研究大脚怪，部分是为了验证他自己的经历。

20 世纪末关于大脚怪的观念，以及大脚怪研究者产生的关于其解剖结构、步态和行为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寻找大脚怪》等节目中被普及并娱乐化——使得这些遭遇得以被解读为大脚怪事件。在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时代，这些缺席则可能被另一种“形状”所填充。

“某种两腿行走的生物呈新月形绕行”

户外活动者瞥见一种未知的、可能是怪兽般的动物的营地故事，是美国民间传说中的经典情节。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回忆录《荒野猎人》（The Wilderness Hunter）中就记载了一个别人讲给他的故事，内容是关于蒙大拿州（Montana）和爱达荷州（Idaho）边境地区的一头凶残野兽。据说，这种生物留下了巨大的脚印。这起遭遇事后被纳入了大脚怪的历史。对本文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脚印——一个相当字面意义上的缺席，即脚在地面上留下的印记——被描述为与熊的脚印不同。如果它不是熊，那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些受访者有过他们自己的营地遭遇。在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时，大脚怪的形状填补了其中的矛盾和缺席。

大脚怪的想像图

在加拿大，我们有大片的皇家土地（Crown land）可供公众使用，并被指定用于所谓的随意露营（random camping）……我们当时在一个土路边建了个营地。周围没有其他人。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大约 10 点挺早就睡了。我睡在一个单人帐篷里……我的朋友睡在一个大约八人的帐篷里。所以，我们的帐篷大概相距15到20米。然后在半夜，大概凌晨2:30到3:30之间，我被某种东西隔着帐篷松软的布料碰到了我的头而惊醒。因为是单人帐篷，我没法真正坐起来或做任何事……然后，我的下一个经历，在我完全清醒的时候，是一只大手伸过帐篷松软的布料，抓住了我的头……我总是这样向人们描述：当你看到美国NBA球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抓篮球时，看起来就像他拿着一个葡萄柚……我常用的比喻是：想象一只手，其整个周长，包括你的手指，会和你家最大的煎锅一样大。然后想象它抓住并包裹住你的头。再想象它在触摸、探查你头骨的形状。抓住我的东西没有能穿透帐篷的爪子。它有相当宽的手指……它们直径至少有一英寸（约 2.54 厘米），并且它左右转动手腕。感觉着。我将其比作的那种感觉，就像你盲目地把手伸进背包……四处摸索寻找某个物体。

所以，通常这时候人们会问我，“嗯，你不觉得可能是你朋友在跟你开玩笑吗？”我的朋友有睡眠呼吸暂停症。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能听到他在他帐篷里打鼾……但他从帐篷出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昨晚深夜在我帐篷周围走来走去干什么”……因为他把帐篷搭得更靠近灌木丛？在他的帐篷后面，某种两腿行走的生物呈新月形绕行……所以他能听到它在灌木丛中行走的声音。但据他所知，它没有碰他的帐篷。还有一件事是，当我们醒来……我们检查了所有贵重物品。我们把好几根价值800、900美元的鱼竿留在野餐桌上。我们还留下了其他一些贵重物品……但什么都没被偷……这看起来有点暧昧不明，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凌晨3:30的漆黑中，某种有五根手指和一个对生拇指（opposable thumb）的东西过来抓住了我的头。不是我的朋友，我能听到他打鼾。（GK）

GK运营着一个萨斯科奇（Sasquatch）网站，是少数几个要求匿名的参与者之一。参与者普遍承认，大脚怪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对象，这种污名由他人施加，社群成员也有所感知。通过要求署名，其他大多数参与者试图挑战与该主题相关的被感受到的污名（Scambler and Hopkins，1986）和羞耻感。

用GK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呈现出的这次遭遇相当“暧昧不明”（ambiguous）。在讲述故事时，常常会在个人陈述的语境中表达出怀疑，甚至是质疑。他不仅不轻信，而且对自己的遭遇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度。GK从未真正看到入侵者。相反，故事中构建起来的是一种缺席。这种缺席是隐含地构建起来的；不可能是熊，因为它没有爪子而是有手指和对生拇指；也不可能是人，不仅因为那只手“大得不可思议”，而且周围也没有其他人。寻常的解释被逐一排除，然而遭遇本身却依然存在。大脚怪就存在于剩下的空间中。

“你突然开始质疑所有事情”

有些遭遇需要其他人来填补缺席。利奥·弗兰克（Leo Frank）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金斯县（King's County）有过一次面对面的遭遇。

我当时正抄近路沿着一条小溪走……沿着小溪边，你知道，我绕过一个拐角，就在一个瀑布的底部，我看到了像是黑熊背影的东西，这在那一带非常常见。所以我只是开始往后退了一点，然后这个，我原以为是，黑熊的东西站了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它一只胳膊是湿的，它把那只胳膊放在水里，我不知道它是受伤了还是在用手抓鱼什么的，但它站起来，转过身……直直地看着我。我停下来，僵在原地，它就只是盯着……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停止了，因为这是一个浑身是毛的人，出现在我走过成千上万次的溪流里……当这种事发生时，一切都停止了，就像你突然开始质疑所有事情……但同时，你又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我叔叔说，“你知道，你描述的听起来像是大脚怪。”我当时想，“等等，大脚怪，在这里？”所以，不，那之后我有好一阵子没进树林。这对我来说很奇怪，因为我从小就在那儿度过大部分时间，在树林里玩。但是，是的，它让我措手不及，而且……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去书店和图书馆之类的地方，试图找出我能找到的关于大脚怪的信息。（利奥·弗兰克）

弗兰克将这次遭遇置于熟悉的环境中——抄近路穿过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区域。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了解森林的人；他不是那种会被他“走过成千上万次”的地貌吓到的人，也不是那种会把“在那一带非常常见”的黑熊误认为某种怪异事物的人。当那个他原以为是黑熊的形体显露出是一个“浑身是毛的人”时，一切都停止了，“就像你开始一下子质疑所有事情……但同时，你又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位经验丰富的林地居民的想象力无法命名他所看到的对象。弗兰克是一个不情愿的目击者；他声称需要他叔叔的知识来填补这个缺席。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位目击者将自己的经历置于大脚怪的框架内进行解读。

“我的意思是，我没法装作没看见，对吧？”

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有几份来自在林区工作或打猎的人的大脚怪遭遇记述。这些记述的显著特点是，目击者能够从他们的职业或爱好使他们对林区环境习以为常这一事实中获取可信度。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环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专业知识。托德·奈斯（Todd Neiss），一位退伍军人，也是大脚怪组织“美洲灵长类动物保护协会”（American Primate Conservancy）的创始人，向我们讲述了他在担任战斗工兵（combat engineer）时的一次生动遭遇。

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长大，你会听到关于这些生物的故事……但我以前对此完全不屑一顾。但在1993年4月，我经历了一次有点粗鲁的觉醒。在那天，我们前往了克拉特索普县（Clatsop County）的山区。我们获得了木材公司的特别许可，可以使用他们的采石场、碎石角……在那里我们会训练和练习使用大量不同种类的炸药。那是个美丽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除了我们自己炸出来的烟云。所以，我当时开着车窗，而对我这个曾在那个区域猎过鹿和麋鹿的人来说，寻找野生动物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我们大约一小时前（在那个地点）引爆了几百磅塑料炸药的地方之一。当它（指采石场）映入眼帘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三个非常黑暗的身影就站在开阔地带，正好在我们引爆炸药的那个点上，我们当时就想，“那些人他妈的在下面干什么？” 因为我们有……毫不夸张地说，设置了两道安全警戒线，以防止平民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进入该区域。而且我们实行所谓的“百分百人员清点到位”的策略，所以每个人都会被点到名，我们不会派人出去闲逛，你知道吗？……我当时只是想，“那些人在下面干什么？”然后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人。他们像我们一样用两条腿站着，三人并排站立，看着我们的车队沿着横跨这道峡谷的公路下来。

我应该指出，站在中间的那个，我估计大约有九英尺（大约 2.7 米）高。在它左右两侧的那两个要矮一英尺（大约 0.3 米）左右……但回到外形特征上，这些手臂的比例跟人类完全不符，在正常站姿下，手臂就垂到膝盖下方一点点。腿也与人类不成比例，太长了。他们看起来像健美运动员……脖子那里的斜方肌巨大……看起来头就像是直接安在肩膀上，因为那些斜方肌似乎从他们的耳朵一直延伸到肩膀。桶状胸（Barrel chested），肩膀有四或四英尺半（大约 1.2-1.4 米）宽，只多不少。你可以看到从桶状胸到腰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锥形收窄。

中间那个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似乎完全没有动。它两边的两个则像是在摇摆，左右来回晃动，重心在两脚之间切换。在我观察他们的大约 25 秒钟里，他们一直这样做……人会经历一个从否认到不得不接受你所看到的东西的时刻。我的意思是，我没法装作没看见，对吧？大约 25 秒后，我们终于又拐了个弯，我看不到他们了。我当时就有点瘫倒在座位上，试图处理我所看到的一切；那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当我们到达那个安全集结点时，我本能地开始沿着路往回跑，而后续车辆还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不敢离开队伍的视线，因为那个“百分百人员清点到位”的规定。……但我尽可能跑远了些，我使劲伸长脖子想看到那个采石场，但不幸的是有个土丘挡住了视线。我踮着脚尖使劲看（然后）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向右看去，向我走来的是（那位）中士，他大声喊道，“你在看什么？”我说，“哦，没什么。”他继续向我走来……当他走到我跟前时，他说，“我猜你没看到我在第二个爆炸点看到的东西吧？”我不是想要他的佐证，只是知道有其他人和我有相同经历的感觉很好。他吸了一口烟，左右看了看，确保没有其他人在听力范围内，然后说，“我看到三个巨大的、浑身是毛的大脚怪，我猜。”（托德·奈斯）

奈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不太可能轻易上当受骗的人，他表示自己过去常常对大脚怪的故事不屑一顾。然而，在一个“你不可避免地会听到关于这些生物的故事”的环境中，你就拥有了填补你可能遇到的缺席所需的知识。奈斯看到的东西“绝不是人……（它有着）与人类比例完全不符的手臂”。他知道那不是什么，而这种缺席的构建，基于他作为猎人的经验以及他对该地区野生动物的熟悉度而变得合理。由此打开的空间，被那些九英尺高的身影所占据，并通过那些“你不可避免地会听到”的故事而获得了实质和肌理。

这是少数几份出现佐证目击者的记述之一，并且，就像前面引用的弗兰克一样，这位他人帮助他填补了缺席。奈斯和他的中士可以从服兵役这一行为中隐含的可信度、勇气和沉着冷静的主张中获取合法性。奈斯的中士甚至叫出了这些生物的名字，用一种共享的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填充了那个关于“不是什么”的可信主张。

“我原以为是位绅士，穿着皮草大衣”

在下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合法性建构和印象管理。北肯塔基大脚怪研究小组（Northern Kentucky Bigfoot Research Group）的创始人托马斯·谢伊（Thomas Shay）描述了他自己的形成性遭遇（formative encounter）。

一切都始于87年。我去拜访我的父母，我当时的女朋友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镇上见她，我说“当然”，我们住在乡下。所以，当我开车沿着靠近俄亥俄河的B6公路行驶时，我注意到这位绅士，至少我原以为是位绅士，穿着皮草大衣。当时大概是 70/75 华氏度（大约 21/24 摄氏度）……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我正纳闷这家伙为什么穿着大衣……我那时不相信大脚怪。所以我减速想看看他是否遇到了麻烦，我透过乘客侧的车窗往外看，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说实话，起初我以为可能是有人穿着猴子戏服……我掉头，开回来，在路边停下，跳下车。我还能看到它在田野里，我就追了过去，追到离它大概50码（大约46米）多一点的距离时，它转向我并咆哮起来。那时我就想，我在这儿干嘛呢？于是我回到了我的车上。那天晚上我没去找我女朋友，我回家告诉了我父母，（他们）问“你喝酒了吗？”我说没有。然后我坐在那儿，我妈妈看着我（然后说），“你不去见你女朋友了吗？”我说“不，我今晚不出门了。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这是某种根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能看到脸。我也看到了它的背影……就像是短暂的一瞬间……我是个军人（service member），但这东西吓到我了。（托马斯·谢伊）

和其它叙述一样，谢伊看到了某种东西。但在他的叙述中，它不可能是任何已知的合理解释。它不是“穿着皮草大衣的绅士”，也不可能是“穿着猴子戏服的人”。他确信自己看到的是一个未知之物，一处缺席，“某种根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这种确信藉由他的情绪反应而合理化。虽然我们或许会预期冷静理性的表现是尝试建立可信度的行动（credibility work）的一个特征，但在这里，谢伊却能够利用他的恐惧。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易受惊吓的人，并且像前面引用的奈斯一样，利用他作为“军人”的身份——尤其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这常被视为勇敢和坚韧的象征——来增强说服力。这种印象管理（Goffman，1959）在许多访谈中都有出现。

“我在哭，我大口喘着气”

目击者对近距离遭遇大脚怪的情绪反应描述在此类叙述中并不少见（参见 Waskul and Waskul，2016）。情绪可以验证叙述，感受能赋予故事真实性和可信度。威廉·伦斯福德（William Lunsford）在阿肯色州（Arkansas）林地徒步时对遭遇事件的反应，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知道那不是任何想捉弄我的人，因为那里有响尾蛇，有水蝮蛇（cottonmouths），有铜头蛇（copperheads）。我们那里有美洲狮（panther），有熊，有郊狼（coyotes），还有能长到700-800磅（大约318-363千克）的野猪，它们会把你撞倒……甚至都不会减速。所以，我知道绝非此类。所以，当它站起来，走出来，就在那条路上与我对峙……无论持续了多久，感觉像是永恒，但可能也就一分钟不到。他（指大脚怪）走回去，抓住同一根树枝，把它放到脸前，剥掉所有叶子，又走回来，我们互相面对着。那时我已经开始向上帝祈祷，准备迎接死亡了！当你直面自己的死亡时，你真的会非常害怕。我在哭。我大口喘着气。（威廉·伦斯福德）

伦斯福德通过援引他的专业知识，来确立其构建缺席的合法性。他了解当地的野生动物。由于他目击到的不是任何他所熟知的事物，这就留下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间。其他人，那些经验较少的人，则可能会被蒙蔽。也许换了别人会被自然及其感官所误导，没能认出一头800磅的野猪，从而（错误地）以为自己看到了大脚怪。也许其他人会因为天真而成为恶作剧的受害者。这些对于遭遇未知之物的可能解释，都被（叙述者）提及并排除了。但这次遭遇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洞（void）；部分原因在于它在伦斯福德身上引发了反应。对伦斯福德而言，如同谢伊一样，这种反应本身就是遭遇事件的“既定事实”（matters of fact）之一。他所遭遇的不只是“某种东西”，而是某种在叙述者身上引起了深刻情绪反应的事物——其痕迹至今仍伴随着他。在大脚怪遭遇的故事中，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构建合法性的方式。

“那让我确认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最后的目击证词来自马克·德沃斯（Marc DeWerth），他是BFRO的一位大脚怪研究者。这次遭遇发生在俄亥俄州（Ohio）科肖克顿县（Coshocton County）偏远的林区：

我在1997年有过一次自己的目击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完全措手不及，因为我刚看到它的时候，以为是只熊；然后它站起来看着我；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意识到它是什么了，（然后）就是彻底的恐慌。但在那天之后，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当时我正考虑退出这整个领域，因为所有的证据或者说所有的目击报告每次都走向死胡同……而且总有办法把它们解释掉；我当时在想，“嗯，也许这些人就是疯了”。然后在1997年4月20日之后；（当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以及它所做的，那让我确认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当时完全没有准备，我对此感到非常糟糕，因为我甚至不是在寻找大脚怪，那天我是在 410 号县道（County Road 410）附近寻找獾的洞穴……我们当时徒步走了很远，到一个煤堆那里寻找这些獾洞。我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个人说，“嘿，我要去湖的另一边”，他想去拍白头海雕。我们开始往外走，注意到我们左边或者说我们上方更高一层的地方有什么东西被惊动了，像是我们听到了各种动静。我们以为是白尾鹿，就继续往前走。我们走的时候，就能听到各种动静。我们停下来，它就走。我们走，它也走。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所以我最后告诉跟我一起的那个人，“你不如先走，如果我们分开，也许鹿会穿过我们正在走的小路，也许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于是他先走了，我在那里坐了五六分钟，什么也没发生。然后，你瞧，我起身开始走；我一开始徒步……我就听到我上方传来各种动静。它简直就是在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路都是这样。当然，我开始变得非常不安，因为有传言说那里有美洲狮。我心想，“别告诉我我正被一只大猫跟踪。”

我最终走到了快要离开露天矿场的地方，整个矿场像这样向下倾斜，大约200到300码（大约183到274米）一直延伸到土路，我的吉普车就停在那里……我能远远看到我吉普车的顶部，因为它车顶上装了那些大灯，就是车顶上方的灯条。我心想，“嗯，也许我可以跑。” 但接着我又想，“嗯，如果是只猫，我一跑，它肯定会追来。” 所以我决定就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就在我走的那条小路上坐下来听听……我刚一这样做，什么也没发生。我正准备站起来继续往外走，一直走到路上，这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嘎吱、嘎吱、嘎吱；就像是正好在我头顶上方。我想，“哦，天哪，是个人”……所以，我一转身，回头看向我吉普车所在的方向，然后突然，像这样转回头，就在这个方向大约70 英尺（大约 21 米）远的一个斜坡上，我看到一个黑色对象（black object）蹲在那里。我想，“哦，天哪，是只黑熊”。于是我去取我的背包；我背包里装着所有的相机设备；我去取背包，结果弄出了一些声音，然后它站了起来……它转过身，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头侧面的耳朵，还有那张扁平的脸。嗯，它转过来看着我。它看到我了。我差点向后摔倒，掉下露天矿场的下一层平台。兴奋之下，我抓起我全新的摄像机就去追它；结果并不顺利。我只知道我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家。而且我一点都不记得路上的事了。我当时就是个行尸走肉。（马克·德沃斯）

德沃斯的证词是一个不断排除可能性的故事；他遭遇的不是鹿，不是大猫（美洲狮），不是熊，也不是人。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对他所遭遇之事的貌似合理、理性的解释，但德沃斯——将自己呈现为拥有荒野专业知识和了解的人——能够排除这些可能性。由于在描述中，此次遭遇并非发生在他进行大脚怪研究之时，德沃斯隐含地回应了那种潜在的解释（及其内含的批评），即他仅仅是看到了自己预期会看到的东西。

除了有一张扁平的脸和长在头两侧的耳朵之外，该生物的关键特征并未被详细描述。叙述中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该生物的行为上，例如模仿德沃斯的动作、蹲下、站起来并直视他。德沃斯此前已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持怀疑态度、理智的研究者，他对大脚怪的信念当时正处于动摇之中。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大脚怪研究者，他能够用他自己和大脚怪研究社群所了解的大脚怪生理特征和行为知识来填充那个“黑色对象”。

结论

我们在访谈中收集到的大多数大脚怪遭遇，都是以缺席（absence）为核心的证词（Frickel et al.，2010；Scott，2019）。这些缺席通常源于以下事实：大脚怪研究者能够预见到听众可能会用来解释他们所描述的遭遇的方式。也就是说，大脚怪研究者讲述的遭遇故事建立在可预期的（或预见性的）污名之上（Ikizer et al.，2018）。在这些叙述中，我们看到目击者预见到他们的遭遇可能被理解为误认；即他们被自然和自己的感官所欺骗——我们的一位受访者称之为“自我恶作剧”（self-hoaxing）。但是，正如他们所坚称的那样，那不是美洲狮，它用两条腿走路；那不是熊，它有带拇指的手；那不是人，它太高了，手臂比例失调，诸如此类。目击者之所以有资格做出这些断言，是因为与那些可能被蒙蔽的人不同，他们在林中有经验，他们了解森林及其野生动植物的样子和声音。他们是合法的解释者。

同样的，那不是恶作剧，也不是穿着猴子戏服的人。这些人是勇敢、经验丰富的人——在某些案例中是军人——不太可能被并非真正诡异（uncanny）的事物所吓倒。此外，他们并不轻信，他们将自己呈现为怀疑论者，他们表达自己的疑虑——对自己的感官、对自己、对家人和朋友的疑虑。需要一次近距离接触、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才能让他们真正相信。目击者讲述的故事，将他们构建的缺席呈现为可信的，以此来对抗那些预期的反对意见——即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误认或恶作剧。他们在进行印象管理。

正如虚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所说：“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之后，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真相。”金茨伯格（Ginzburg，2013）将这种方法描述为“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一种通过汇集那些常被忽视和忽略的痕迹与残留物中的线索，来构建对手头对象更广泛理解的方法。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脚怪研究者关于所遭遇之物的主张显得相对温和与理性，它邀请我们跟随目击者的论证，看看它不是什么，并在此过程中，对它是什么保持开放。通过与讲述者的合作，听众也被期待赋予这个缺席一个形状——一个广为人知，即便不被广泛相信的形状。换句话说，遭遇中的缺席为大脚怪腾出了空间；恰恰因为大脚怪并未被看见（in the absence of seeing），它才能够在种种缺席中被找到。

作为典型的（par excellence）知识制造社群，科学本质上是社会性的（Merton，1979）。科学知识的形成，受到信任、可信度、学科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它根植于并产生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Shapin，1994）。大脚怪研究者讲述的大脚怪遭遇故事，包含了定义并进而填充缺席的尝试，目的是将这些缺席转化为可以算作证据的东西。但是，要将一次与未知——与奇怪事件、未知声音、野外目击——的遭遇，转变为一次与大脚怪的遭遇，则需要关于大脚怪的知识。这种知识源于在大脚怪“存在”的环境中生活，并通过社群内的社会化过程得以扩展和完善，正如科学领域一样。大脚怪有多高？大脚怪是什么颜色的？它听起来像什么？即使大脚怪作为一种生物实体并不存在，这些特征——至少在特定的知识制造社群内部——也广为人知。这种认识并不完美，并不确定。尽管如此，它们仍具有一定可靠性（reliability），哪怕不是真实性（validity）。它们为人所知，并被了解它们的人用于解释原本无法解释的各种遭遇。因此，关于大脚怪的知识部分源于目击者的叙述；它们来自根植于社群知识的推测范式，从而排除了对这些遭遇的其他竞争性解释。

*本文原载于《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杂志，原题为《大脚怪的形状：将缺席转化为可信的知识主张》（The Shape of Bigfoot: Transmuting Absences into Credible Knowledge Claims）。与文章同一主题的专著《大脚怪研究者与科学探究：论合法科学的边界》（Bigfooters and Scientific Inquiry: on the borderlands of legitimate science）预计于今年推出。感谢两位作者 Jamie Lewis 与 Andrew Bartlett 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