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25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在假期中陆续揭晓。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时，我正在岳父家饭后闲聊。岳父边看新闻边问我：“‘索诺玛生物’很有名吗？”又问起我大阪大学如何，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我检索后告诉他，对照内地高校排第12名左右（2025年泰晤士大学排名）。

岳父听后皱着眉，流露出讶异的神情。在他的观念里，诺贝尔奖就好比“皇冠上的明珠”，理所应当属于那些名声显赫的“皇冠”级学府或研究机构。获奖者出自于“双非”院校（非顶尖高校、非顶尖专业）已属意外。如果来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那就更令人讶异了。

我想，诺奖就好比一面镜子，这无关于是否为“小圈子”的故意设计或别有用心的话语陷阱，就这种讶异本身带来的“多维”视角冲击，就已足够能给予我们全新的启示了。

一、企业：创新主体的海洋

其实，来自企业的获奖者在诺奖历史上并不鲜见。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是诺奖大户，曾一共出过15位诺奖获得者，还有7位图灵奖和其他顶奖的得主。IBM、通用电气、德州仪器、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也都产生过诺奖成果。

更重要的是，诺奖也并不是巨头企业的专属。2019年化学奖表彰的世界第一个可充电锂电池原型，就源自日本旭化成公司；202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的mRNA疫苗技术由拜恩泰科推向成熟。此外，例如日亚化学（2014年物理学奖）、岛津制作所（2002年化学奖）等在其专业领域持续深耕的中型企业，也都曾凭借颠覆性成果获奖。

这些案例表明，通过科技进步来创造人类福祉，这不单单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使命，也并非一定依赖于公共财政投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市场先机。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硅谷。它最初的创新动力，来自整个国家集体的目标与雄心的汇聚。得益于科技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成就了新兴的软件和半导体产业。虽然因为产业特质，硅谷企业在诺奖中斩获寥寥，但他们却包揽了图灵奖中几乎所有的企业获奖者。近年来，马斯克创立的Neuralink等新一批的硅谷企业又接续成为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尖兵。

这些足以表明创新主力和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的，甚至在机制得当的环境下，来自私营部门“游击队”有着完全不逊于大院大所“国家队”的科技创新实力。兴许正是基于这一点的洞察，近年我国政策在顶层设计上“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已成为当前科技政策体系的重要导向。2025年9月，国内创业公司深度求索开发的DeepSeek R1不负众望地登上Nature封面，成功树立了我国私营部门创新的全新标杆。

然而，在更宽泛的基层实践中，还是能看到许多地方依然更愿意对大院大所之“九牛一毛”表现出热情似火，而对真正新兴领域的创新小团队普遍意兴阑珊、耐心有限。这种基层实践中的“功利性”选择并不难理解——上项目有投资、上工厂有就业、上产能有税收。而扶持早期科技团队，做的东西看不懂，产出可能要在若干年后，如果还没有大咖给站台，那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取舍”自然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毕竟像索诺玛和拜恩泰科那样的小公司，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凤毛麟角，碰到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与其冒着受骗上当的风险追求虚无缥缈的创新，还不如脚踏实地抓点看得见的效益。

这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这种“功利性”，强调对创新团队的重视呢？我想如果只是坐而论道地讲大道理显然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幸好，今年的经济学奖给出了非常雄辩的答案和配套的路径。

二、社会：承载创新的土壤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学者分享，其中一半奖金授予了莫基尔，以表彰他“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知识的启蒙与制度保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研究欧洲工业革命的案例，他发现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成功，既得益于布莱克潜热理论的普及传播，也离不开伯明翰金属工匠群体的精密加工技能支撑。

这项发现为我们勾勒出，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相互融合成功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图景。诚然，我们不能过高期待小团队中能像“中彩票”一样产生多了不起的基础原创成果。但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约翰·布莱克，还需要像瓦特、哈格里夫斯、阿克莱特、克朗普顿、史蒂芬孙那些许许多多在细分领域的“能工巧匠”。顶尖的大脑万里挑一，而在具体应用领域中的商业转化则离不开数量的积累。创新团队的“新老更替”，则将收获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发现，兴许能将我们从“短期功利主义”的“内卷”陷阱中拉出来一点。

不过，效果恐怕无法更多高估，就像我们都知道“唯金牌论”的弊端，然而一到大赛上上下下都戒不断“金牌至上”一样。这背后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是否已经真正准备好容纳那些“用处不详”“见效不快”“大概率失败”的“非功利性”价值取向？

要知道，高质量创新大多源自长期、高风险、无明确应用导向的自由探索。这迥异于任务导向、可量化、短期可见效的绩效逻辑。伟大如爱因斯坦，他的光电效应、相对论，最初都是“无用”的成果，却最终催生了电子设备、卫星导航等现代生活中每天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科技史上还有许多，甚至占据了更大比例。

或许，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远比个别的技术突破更能决定长期的繁荣与增长。相较于更容易喊出来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口号，构建一个系统性能够承载、滋养创新，并容忍、甚至兜底失败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体系，依旧任重道远。但这值得整个社会一起逐渐适应，慢慢努力。

三、冷板凳：坚守与制度的平衡

创新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那便自然而然会有伴随而来的“冷板凳”。

此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坂口志文，早在1995年便首次发现了调节性T细胞的关键标志分子CD25。由于这一发现太过于颠覆，以至于他的论文长期无法发表。然而他始终坚守在这一领域，直至最终改写人类癌症治疗史。类似经历在诺奖得主身上并不罕见。就近两年来说，2024年物理学奖得主辛顿就经历了超过十年的神经网络学术寒冬期。202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考里科的mRNA研究更是长期无法获得基础性经费支持，以致被高校扫地出门。

这些诺奖得主“非模板化”的经历，常常成为国内学界用以假设对照的话题。例如，对照我国唯一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假设她在今天的科研院所，可能连青蒿素的预实验都撑不到。因为三年没SCI、也没专利，基本上难逃取消资助，课题组解散的命运。

又如，推想此次几位诺奖得主（在获奖前）申请国内高校到处碰壁的情形。因为不仅没有顶刊，文章因子也过于寒酸。但要知道，仅以发表而论的话，爱因斯坦终生才11篇论文，也没有CNS这类“硬通货”，这一水平恐怕是连去好一些高校坐“冷板凳”的机会都没有。面对这些看似玩笑，实则异常严峻的现实，很难不使“后来人”仔细掂量其中的利弊得失——是选择论文好发的热门领域，还是甘于在冷门领域直接放弃待遇。

众所周知，科学突破往往诞生于边缘与冷门领域。好在近两年从国家到省市，从高校到院所，各级领导谈及科技创新，反反复复都提到，科技工作者要“坐住坐稳冷板凳”。这说明，决策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关键。接下来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为一套能够有效支撑长期探索的评价与支持系统，让选择“冷板凳”的研究者不再仅仅依赖个人英雄主义的坚守，而是能获得可持续的、制度性的保障。

四、结语

回望我国科技发展史，大兵团、会战式科研曾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巨大科技成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我国研发人员总量、高水平论文数量已连续高居世界第一。热点论文数量更是占据全球近半壁江山。科研经费投入长年保持世界第二，超过了欧盟27国的总和。这都标志着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高度上。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通过镜鉴新的启示，探索既定模式“舒适区”外的更多可能，包容并培育多元的科技创新机制，或许能进一步释放我国雄厚的人才潜能。当“团队”不再以“大小”来计量，“成果”不只用“快慢”来定义，“板凳”不总以“冷热”来评价，我国科技和产业未来或将能真正摆脱内卷困境，涌现出更多超越预期的卓越成果，推动更高质量的成长。

而这，兴许不仅仅是一次科技创新模式的调整，更可能是一场深刻社会认知变革的发端。

（作者钱学胜为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