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写到书法》，郑也夫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一个书法素人写作此书的动机

“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这是钱锺书对一位读过《围城》的美国读者请求见面的回复。”此说让笔者想到庄子的知鱼乐：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与钱层次不同，一个是古代智者认知上的前沿思考，一个是现代作家婉拒粉丝时的抖机灵。但或智慧，或机智，共同点都是逻辑不通。人鱼不可置换，大概率地说，人能知人，人不能知鱼，此物种之异同所使然。书蛋不可置换，鲜有吃了某蛋寻母鸡的人，读了某书想见著者的人却多的是，不荒诞。笔者做央视“东方之子”主持人时采访汪曾祺，问他：“您女儿问您《受戒》这样的作品还能写出来吗，您答不能。敢问为什么不能？”看得出来老爷子不想回答。看着摄像机迟疑片刻才说：《受戒》的情节是虚构的，小和尚的心情却是我的初恋，不会做第二遍。能说了解作者对理解作品是没有意义的吗？有，且在多个维度上。

敝人反钱锺书之道行之。先向读者交代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写这本书？

我是书法素人。2020年元月才开始写毛笔字。之前绝少阅读关于书法的书籍。如此就更要向读者交代其人，其写作动因。

我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领工资的教师，这么说是想表达，我不是典型的社会学家，长期的知识摄取和全部著作，都可见证我是个拒绝画地为牢的杂家。但身为学者当不存疑。从1978年（七七级）进入大学迄今46年，从1982硕士研究生毕业算42年。治学四十余年了。我以为合格的学者一定是研究者。而研究者的特质是好奇心。这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是学术训练和长期钻研的结果。作个学者我及格。文史哲三个方面，我比较平衡，智力特质上稍稍偏向哲理，即穷根问底的劲头更足。哲学史的第一章常常讨论哲学的定义。这是寻常人不视为问题，实则难度极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总是以哲学思考的尺子测量和定义其他事物，要定义尺子本身会不知所措。我本来就喜欢这样的思考，又受到如此训练。故一发不止，四十余年来不遗余力地解答着自己赋予自己的大小问题。

学写毛笔字不久开始阅读书法史。字写好了？有余力了？都不是，是要安顿自己的好奇心，是想搞明白自己手里干的是一桩什么样的技艺，它自何时开始，如何演变至今。不读书法史也罢，一读麻烦来了：不满油然而生，质疑一个接一个，几至不吐不快。能写吗？我是书法素人，但这似乎不全是负资产。书法技能上缺少幼功，但在书法史的认知上未被洗脑，没有僵化的成见。虽然也痴迷几个人的书法作品，但古代大师于我并无不可置喙的神圣。我是书法菜鸟，却是社会学、史学的老狐狸，一个不乏斩获的怀疑论者。见到问题不深究，能颠覆成见却不敢写出来，岂不是辜负了一个怀疑论者四十年的功夫。于是下述的一个个观点在批判性的阅读中次第成形。

最早的文字不是甲骨文，不是金文，是毛笔写于竹木上的文字。王国维说：“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笔者更进一步，且整合了更多的论据：甲骨上墨写的字；甲骨文中有“聿”（毛笔）“册”（连缀的竹简）；汉字在其一切载体上一以贯之的书写顺序：字从上到下，行从右往左，在世界书写史上独一无二。最后这个论据是笔者独家见解。

秦汉简牍中的主打文字是秦隶、汉隶，从来不是小篆。小篆地位的拔高，是许慎《说文解字》造就的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大错误。且小篆也不是李斯的发明。李斯书写秦代石刻也属杜撰。

东汉之前只有书写，没有书法。笔者从四个方面为书法定义：目的，被承认，署名，水准。

楷书之祖钟繇的作品是他手下的文吏书写。这不是想当然吗？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陈寿、裴松之均不认可钟繇的书法。钟繇书写的证据在哪里？

草书受道教扶乩的启发，很可能王献之亦在其列。

王羲之至尊的书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李世民。最好的楷书属于唐人。

中国顶级书法家中半数被遗忘。部分作品被后人发现，其中极少数书写者的姓名重见天日，多数湮没无闻。

馆阁体及雕版中“宋体字”的流行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文书行政”决定了规范化的书写是大事体，与之相比书法是小游戏。

上述观点辐辏一稿之时，笔者意识到拙作的颠覆性。为什么大多数书法史作者与笔者立场、观点殊为不同，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为，他们或意识或潜意识地，是带着自赋的使命来的：要拔高书法的地位。拔高不外几个手法。其一，把祖宗追溯得越老越好，这是悠久的尚古传统所使然。说出的越古老越有学问，发掘得越古老越有贡献。如此就极大地混淆了书写与书法。其二，造神。这是人类每一桩浩大活动中都必然发生的事情，是心性使然。没有超级巨星，焉能显示这活动的伟大，不展示这活动的伟大，焉能表现参与者的崇高。其三，赞美。古代书法大师评价优秀作品多是以比拟的手法来赞美。笔者不以为赞美是对待心仪事物的最好方式，比拟必往高走，故引领夸张，一浪高过一浪。“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蔡邕《笔论》）“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王羲之《书论》）“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袁昂《古今书评》）古人的比拟式赞美，极大地影响了以康有为首的一大批现代书评家。赞美是赞美者的抒情，背离认知，求真务实的读者不知所云。笔者认同一位古诗词教师的说法。他向学生显示一首诗词之好的方式，就是再三地朗读，让同学们沉浸其中去体会。他还讲述诗人的生平遭遇、写作此诗的场景，唯独不去赞美诗作。能体会其美的同学，在反复朗读中自会感动。鲜有一种美能感动所有人。体会不到的人，听到赞歌就体会到了吗？对一个厌吃某食物的人赞美该食物他就爱吃了？中国书法是伟大的，但没有伟大到造神和赞美者所说的那个程度。从古到今，中国书法从来没有覆盖中国书写人口的三分之一，遑论一半。

笔者是地道书法素人，不带任何使命进入书法史的阅读与写作。比比皆是的数典认祖、造神赞美，刺激敝人反其道行之。反动取向之一是疑古，此呈现于上述观点中。取向之二是认知，认识书写到书法的演变，认识书法所需条件与其演变的一个个环节。

做个真实却未必恰当的比拟。敝人去过无数寺庙，从未烧过一炷香，即使僧人善意劝我。进入书法的殿堂我依旧是不“烧香”的来客，但绝不是拆庙的。我痴迷且执著书法，但造神和赞美远离我的人生哲学。我以为，我找到了更有意义的投身书法的方式。

二、想象在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

做事无不带方法者。差异在于，其一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其二说明还是不做说明。颠覆成见，推导史册不曾记载的事情，讲述前人没有说过的道理，最好还是明示自己所持方法。敝人方法有二。其一疑古，对其方法论上的辩护已在拙作《五代九章》（2023）前言中条分缕析，恕不赘述。其二想象，论说如下。

事实、逻辑、想象，是本节讨论中的三大要素。搞清事实是史学的首要工作。逻辑无疑是历史学解析事实的主要方法。“想象”也是要素，且地位并不居于事实与逻辑之下。

历史学应对事实的主要工作，一是判定真伪，二是解决短缺。

因为史书中真伪并存，判定真伪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手法是摆脱孤证，利益不一致的两个人说出同一事实，即为证实。但这常常做不到，于是逻辑派上了用场。即判断一个缺乏第二证据的说法是否合乎逻辑。若合乎逻辑，大致可以认可。比如东汉学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是个孤证。可是笔者以为，它合乎逻辑。《报任安书》2870余字，是连缀250余片的一大捆简书。送到死囚犯任安手中，狱卒焉敢不上报，刘彻焉能不知晓。当年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刘彻罚以宫刑；《报任安书》老调重弹，他岂能容忍。从《报任安书》的内容看，司马迁完成了伟业，受够了屈辱，此时唯求死得其所。一个“孤证”加上坚实的逻辑，够了。而单一来源的事实与逻辑不符合时，则较难判定。社会历史中确乎存在不合逻辑的真实行为，因为人类有很多行为是荒诞的、非理性的，特别是昏君。但判断是否合乎逻辑是需要的，毕竟人类的多数行为是功利的、理性的。且不乏一些场合，逻辑在其中的权重竟然比“事实”更大，因为当事人们都在故意弯曲事实，乃至莫衷一是。所以在侦破案情时，犯罪动机备受重视，犯罪动机不是某人的说法，而是逻辑推定。故逻辑常常是怀疑的起点、分析的工具。

事实短缺，是历史学家每每遇到的问题。近现代史尚且如此，何况远古史。怎么办？必须诉诸想象。笔者愿意将这种想象称为“逻辑可能性”。即这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而是在有限事实和严格逻辑推理之双重约束下的想象。

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人类下过无数定义。其中笔者最欣赏“人类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理性能力与想象能力之合一。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且施展于方方面面，它在面对事实欠缺的历史时不可能缺席。民间历史从古至今充斥着想象。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希罗多德的著作是考据和想象的合一。他们毫不犹豫地以“逻辑可能性”填补无法获得的事实。现代史学的进步，应该是妥善地处理想象，而不是拒斥。混同史实与想象是前现代的历史学，拒斥想象、拘泥史书则是可怜的现代侏儒。所谓妥善处理，就是分析前充分掌握已有的史实，陈述时说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是逻辑的可能性。

“逻辑的可能性”是被人类广泛实施的智力活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刘慈欣的《三体》是 “逻辑的可能性”在科幻上的展开。昆德拉说：小说的价值是探索生活的可能性，探讨人性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可能性。历史学研究中的“逻辑的可能性”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史实限定之下的“逻辑的可能性”。

拥有历史学想象力的学者，其实对史料上的微观的发现更珍惜和重视。因为他深知史料与想象的关系，深知一个微小的新史料很可能会颠覆或拓宽他此前的想象和推理。

本书讨论的是材料短缺的时代和领域，要极大地诉诸想象。故首先给出对想象的解释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