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往回推5个世纪，以此为起点一直到天下一统的这段时期里，秦国发生了大范围的社会变化与政治改革。在这些社会变化与政治改革发生的同时，秦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经济实力，使得秦国的经济也有了显著的改变。从文献史料中我们能找到很多记载，例如在中心地区和新征服的四川地区建设大型灌溉工程，提高农作物产量；从外国吸引移民安置到这些地区开垦荒地；中央政府出手将以往的无主之地——山林薮泽的资源收归国有；鼓励冶铁行业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公共事业、军队提供物美价廉的工具和武器；人头税改为铜钱收缴，向货币经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等等。

这些情况在当地是如何体现的呢？此外，如果周文化圈内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么秦国的区域特征——如果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要向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秦国（前帝国时期）考古学发掘成果——大量的墓地及数处居住地——中寻找。目前相关的考古材料并不完整，可信的考古数据又没有考虑到经济问题，所以要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还是很难的。不过，从现存材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坊组织与质量管理已有优化的征兆，而且秦国与邻近内亚地区的对外贸易也颇为发达。除此之外，公共事业、非精英阶层的消费模式、秦国经济的货币化萌芽等也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展开探讨。

公共事业

大型公共事业是劳动力高度组织化的体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景观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型公共事业遗迹莫过于前帝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的秦国遗迹了。这些遗迹包括了秦都、秦国统治者及其亲族的墓地、边境城塞、运输用的基础设施、灌溉工程等。所有的这些都在间接证明秦国的组织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东周其他国家。

目前调查研究最深入的秦都是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的雍城。自公元前676年至前383年，秦国在当地都设立了行政官府。自此之后一直到汉代，雍城都是秦国的祭祀中心。雍城的主要宫殿和宗庙建于版筑台基上，四周有城墙围绕，此外还有相当大的非精英群体居住区和作坊区（后述）。整体而言，城墙包围的区域约为10．56平方千米，里面有一小片农地，应是作为备战应急保留下来的。相对地，城外的非精英群体居住区几乎没什么发现。城外绝大部分区域都是秦国统治者的陵园或基层精英的墓葬群，郊外的土地则为各种宫殿、宗庙所占。考古发掘显示，秦都周边地区似乎还因为具有苑园——统治阶级狩猎地的性质而受到维护管理。首都的必需品主要由远处生产，这表明秦国早就建成了完善的物流网。不过，它是如何运行的目前还不详。虽然可以想象是国家把控，但实际情况应该要更复杂一些。

战国时期秦国首都经历了两次东迁，先是迁到栎阳，然后是咸阳。两座城市的人口都远超雍城。不仅如此，它们与其他战国城市一样，也是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而且经济活动的规模也比雍城要大。可惜的是，尽管栎阳和咸阳的考古发掘已经推进了几十年，取得的成果却依然乏善可陈，比较研究工作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撑。能够间接反映居民经济消费水平的当数一些平民墓地，例如咸阳近郊的塔儿坡、任家咀墓等。与其他战国国家的首都相同，咸阳的宫殿也建于高出几层的版筑台基之上。这比曾经的雍城宫殿要更为壮观（monumental），而且投入的劳动力要更多。秦始皇阿房宫位于今西安市西郊，其一望无垠的土台，面积广达1平方公里以上，据说秦始皇征调了70多万名民夫建造这座宫殿。这样的大型建筑工程，我们自然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去展开探讨，然而从考古学遗迹里要如何归纳出秦国当时的经济影响力，做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秦国的一个特点是早在政体草创时期，统治者的墓就已经修得十分巨大了。详细的讨论我们另文再议，这里只略述其概况。无论是春秋早期的礼县大堡子山（甘肃省）复合秦王陵、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凤翔县雍城近郊南指挥和三岔村，还是战国晚期的临潼芷阳和长安神禾塬（陕西省），抑或是无须赘言的陕西临潼骊山的秦始皇陵，其规模都要远远凌驾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统治者陵墓——包括周王陵。汉代陵冢的规模也相当大，由此我们可以反推秦国为了建造陵墓，消耗的资源肯定很多。要理解先帝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的秦国经济性质及上述考古遗迹的意义，我们就要养成习惯思考秦国做出如此使用资源的决策背景——经济角度的考量何在。我们时常能看到有学者说秦国修筑如此大规模的陵墓是出于宗教信仰，抑或是为了向周代国家网络下的其他国家炫耀自身的礼制和政治水平，也有学者说因为秦国居民来源庞杂，修建大型陵墓是为了让这些出身背景不同的人都参与到国家组织的集体性事业中来。腾铭予指出，考古遗物证明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居民是非均质的，而且非均质的程度要高于春秋时期，所以修建统治者陵墓乃至一般的公共事业工程，事实上是作为建设帝国的一种演习。如果这个解释没有时代错误，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秦国的公共事业，排在第一位的是政治目标，经济部门受到政治目标的掣肘。

战国时期，为了防备东方诸国和北方匈奴部落联盟，秦国开始在边境修筑城塞，并持续到秦始皇时期。今天中国西北地区依然有秦长城的残骸，“万里长城”的连绵不绝，于此可窥一斑。需要注意的是，长城围起来的这片广袤的带状土地，在当时并不属于秦国领土。秦国通过围地的方式，对当中一小部分适宜中原式农耕的土地做出了极致主义式（maximalist）的主权宣言。要将这些新土地纳入秦国统治之下，让当地相对稀薄的人口顺理成章地成为负税人即被统治者，想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经济层面上的好机会。如前所述，文献史料显示，战国时期，国家的权力已经扩大到穷乡僻壤地区（山林薮泽）了。秦国领土扩张也同理，意味着秦国王室权力的强化，地位要比其他精英阶层更高。由此，我们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济决策由政治目标决定。

战国及帝国时期秦国中央政府支持建设的道路、运河等，从考古学角度而言目前还没有什么可说的。位于今广西北部，连接湘江上游和漓江上游的灵渠，今天还在使用，不过现在的灵渠和周边自然环境想必已经与秦代大不相同了。想来修建灵渠的最大考虑还是政治考虑，为的是让建设秦国这件事正当化，但除政治考虑外，秦国建设的物流运输系统在运输赋税、促进交易等经济层面上显然还是很有用的。

战国时期秦国的公共事业之中，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当数其大型灌溉工程。这些大型灌溉工程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今陕西省的郑国渠和四川省的都江堰。郑国渠地处秦国核心地区，而都江堰则地处成都平原北部，当地在公元前316年为秦国所征服。据传，郑国渠的灌溉范围广达27000平方千米。可惜的是，由于水渠随着河流的变动而不断换地开挖，今天我们看到的郑国渠已经不是战国时期的样子了，只能从考古学调查中稍微了解当时郑国渠的一部分流经路线。相对地，都江堰的灌溉范围接近5300平方千米，从建成之时（推测为公元前256年）一直使用到现在。多亏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了中国的其中一座粮仓。据秦国控制范围内某些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当地的战国时期平民墓地中没有秦制式墓。这表明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是可以耕作的新土地，秦国都会安排一部分东方国家的移民搬到当地。我们常常听到有声音说秦国移民四川为后来统一中国夯定了经济基础。于是，我们依然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公共事业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是出于长期性政治目的的。

上述我们列举的各项公共事业中，担任其修建主体的并非均质群体。除了被征用为劳力的平民（时常不加解释地被提及），还有国家正式雇佣的劳力，甚至可能还有奴隶。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之前，秦国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劳役刑制度。得益于战国晚期和汉代出土文字材料的记载，秦国这套制度——后来成了早期帝制中国司法体系的一环——能够在今天为我们所熟知。虽然准确的起源时间不详，不过由于材料中提到了商君（商鞅）的名号，所以有理由猜测它应该诞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之中。服劳役刑的人群，一部分是因为触犯了商鞅制定的严刑峻法，另一部分可能是战俘。除了出土文字材料，考古学家们在秦始皇陵附近的刑徒墓地里也发现了战俘从事公共事业的考古学证据。陵园内出土的遗物铭文显示，他们是在混合经济体制之下和劳役刑徒、私家工人一起工作的。不过，考古学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群体分别担负何种职责。

农业经济与“铁器革命”

最近，农业吸引了海内外考古学者的眼球，有了许多新发现。然而，对于农业的研究却几乎只局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新世早期的农业、畜牧业起源，二是公元前3000年代末新石器青铜时代过渡期的新农作物和家畜自西亚传入。作为对比，青铜时代后半段的农业发展无人问津，秦国也不例外。不过将来随着东周时期秦国村落和农地发掘调查的进展，相关问题的解决线索应该就能呈现在我们眼前。农业为人类生活和社会政治秩序运行提供了经济基础——不单在秦国，在古代东亚乃至世界各地都一样。秦国精英阶层和高层统治者都是靠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的生产剩余生活的。事实上，东亚大陆的早期王朝国家收益都靠农业，从来没试过开拓新的税收财源。他们是如何从这些剩余中划定自己要拿的那一份的，目前还不清楚。西周时期，官僚制行政机构还处于萌芽状态。直到春秋中期，统治者都是利用氏族制度结构从仪式性经济中获取贡纳。春秋时期的某个时间，产生了更为制度化的课税方式，但详细不明，考古学也无法帮助我们知悉其过程。东周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战国之前已经发展出了十分发达的财政和行政体制了。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也发展出了高效的体制，然而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体制我们并不清楚。

当然，前文所述的各种大型公共事业——尤其是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灌溉工程——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体制。但是，就农业而言，战国时期除农民获得的土地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外，还发生了决定性的技术革命。当中最为重要的当数铁器的出现。尤锐对此的观点成为主流共识：

促使战国时期经济革命发生的，主要是铁器的广泛使用。铁器革新了农业，提高了收成，促进了荒地开垦，带来了人口增加，甚至还加速了城市化和经济商业化。

尤锐所说的这条逻辑链——农业生产力提高，引发耕地扩张，然后人口增加和商业化，是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从统计学角度深入探讨的。可惜，目前我们还没拿到数据，所以可以说的也就只有两点。其一，秦国及东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出现了铁制农具；其二，这些铁制农具的形状是标准化的，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的铁器生产技术。早期中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可是铁和铜两种金属的性质相差较大，大规模的铁器生产证明时人已经知道了这点，在继承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考古学发掘出了大量汉代冶铁作坊，然而更早的战国及秦代的冶铁作坊几乎不为人所知。考古学家们认为雍城应该有铁器作坊遗址，却并没有实际动手发掘，所以直至目前，关于生产规模、个体冶铁作坊的成品供给网之类还没有什么可说的。文献史料倒是记载了战国时期国家已经垄断了盐铁作为财源。帝制时期的中国，盐铁制度成了经济制度的重要一环，甚至持续到现在。但正如华道安所说，铁器的分配虽然受到秦政府统制，但制造铁器的工作是外包给私人的。就算我们不知道当时铁器的价格，也可以猜想拥有铁器对于农民而言肯定非常重要。在汉代，买不起铁器的人可以租用国家的铁器，不过这项制度是否发源于秦代目前还不清楚。

秦国冶铁业的发展，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在上文提过的——国家出手将过去被视为穷乡僻壤的“山林薮泽”收归国有。国家主导下开采的天然资源，除铁矿石外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资源，那就是熔铸环节中必不可少的木材。这导致了中国的森林资源被过度开发，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当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山西侯马乔村战国墓地的棺椁质量十分低劣。由于战国中期之后木材供给不足，整个椁室（日晒砖筑）就只有墓圹或者椁室本身上盖了几块木板。顺带一提，秦国非精英阶层的墓也逐渐开始使用洞室墓，其中一个契机或许就是缺木材。这种葬法，遗体安置在横穴，用一块木板或者日晒砖与墓圹隔开，不用棺材。

作坊

秦国和东周时期所有大国一样，拥有金属（青铜和铁）、陶瓷、玻璃、织物、木材、皮革、骨（相当于古代塑料）等一系列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的存在有一部分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认证，但所谓的认证也只不过是通过制成品而已，真正发掘出来的作坊遗址极少，就算发掘出来了，要么是发掘不完整，要么是出土遗物未公开，抑或是两者均有。

雍城西北角的手工业区显然有着一大批负责都城内外宗庙、宫殿，及官衙建筑的作坊。20世纪初和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处带纹饰青铜制梁柱构件退藏。退藏的出现能帮助定位制造这类建筑装饰的作坊位置。人们在地面上探查了邻近作坊的基坛，发现应该是木工作坊。在这些作坊中，陕西凤翔豆腐村附近的手工业区发现的炼瓦作坊应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处。这个作坊在战国中期到晚期初曾繁荣一时，其遗址在2005-2006年展开了考古发掘，是目前为止唯一公布的先帝国时期秦国大型作坊遗址。

据测量，发掘区面积约为1375平方千米，但窃以为这并非作坊的整体，应该还能向四方延伸。从遗迹的文化层来看，这片地区应该在有人居住没多久就归秦国统治了，更下层没发现遗物。在遗物包含层中，东周时期地层占了主要部分，但也屡有后世的墓横穿直插和后人的房屋打乱地层分布的情况。作坊遗址沿着两道细长状、分隔10米远的长方形土沟排列（第三条沟位于直角处，但发掘不完整）。两道土沟分别长35．5米和32米多一些，宽为2-3米。考古队将作坊的使用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黏土的采掘坑。等挖到一定深度之后就改为黏土加工——过筛、加水拌泥、揉搓成盘条状或砖块状备用。其中一道沟里发现了烧制前的盘条状和砖块状黏土堆，另外还发现了五座过了筛，垒得整整齐齐，准备拌泥的黏土堆。到了第三阶段，土沟被用作废弃坑，扔满了附近窑炉产生的废物、灰烬、烧制失败或有缺失的瓦片。如果遗迹里还能够找出几个同类的土沟，那想必会相当有意思，毕竟这就证明了随着用途的变化，作业的地点会从一道土沟转移到另一道土沟。另一个进行了考古发掘的作坊遗址集中于2道细长的长方形土沟周边。当中有12个小的圆形土坑，里面放有盘条状的黏土，似乎是用来储藏制陶黏土的仓库。又有40个小的圆柱状土坑，应该是蓄水池。还有50座不规则形状的半地下式居室，应该同时具备工人住房和作坊两种功能。另有一个45米深的深水池（或者说是水井），池边建有阶梯，人可以走到池中。除此还有一个32米×20米大小的平整地面，或许是用来烘干黏土块的。让人意外的是，考古队只发现了4座残缺的窑炉。本来应该是半地下式的窑炉，体积却极小，烧制室的直径只有1米。燃料用藁草和木材，没有使用煤炭的痕迹。考虑到手工业遗物及遗址的数量和密度，附近的未发掘部分肯定还有更多的窑炉。

豆腐村遗址发掘区航拍照（《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

作坊制造的陶器，种类囊括了东周时期宗庙、宫殿建筑所必需的一切陶质建材。当中较为常见的有瓦——包括截面呈半圆形的凸状筒瓦（即古罗马所谓的imbrex）及与筒瓦交错，引流雨水的浅凹状板瓦（tegula）——和用作地下排水管道的陶管。除此之外，还出土了一些用来固定瓦，起到钉子作用的球根状、四方形、鸠鸟状装饰品，与建筑墙壁上部的半圆形贴面瓦版，及各种砖（目前所见中国大陆境内最早的建筑用砖）。

豆腐村的窑炉作坊出土得最多，而且工艺也最耐人寻味的遗物，当数前端带陶板（瓦当，而且常饰有花纹）的轩瓦（均为筒瓦）。出土的带纹饰轩瓦一共有2083片，当中35片的纹饰位于半圆形的前端（半瓦当）上，余下绝大部分轩瓦的前端呈圆形。圆形瓦当的大部分（1576片）绘有各种形状的动物纹——凤凰、獾、虎、雄鹿，有时还有蛇、豹、鱼、雁、蟾蜍、狗等。余下的圆形瓦当有些是空白的（316片），有些绘有几何花纹，还有2片写着吉祥语。豆腐村出土瓦当的纹饰，有2片是刻纹，30片是绳索勒纹，余下大部分都是印纹。遗址里出土了14片已经烧制完成的黏土印纹瓦当，可知当时批量生产相同外形物品已不是难事。考古队推测，当时的轩瓦生产用到了辘轳，而且至少有三种生产方式：把圆盘状的瓦当，印纹那面朝下放置，上面放一个黏土圆柱，然后整体纵向一分为二（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半圆形瓦当轩瓦2片）；顺序一样，但是最后切割圆柱时，要保证瓦当的完整（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圆形瓦当轩瓦1片，普通筒瓦1片）；先各自制作圆形瓦当和黏土圆柱，用泥条将瓦当和切割后的半圆柱状瓦粘在一起再入炉烧制（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圆形瓦当轩瓦2片）。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这三种方法是相继出现的，最先是半圆形瓦当筒瓦，然后是圆形瓦当筒瓦（应为战国早期出现），最后是圆形瓦当轩瓦。

豆腐村作坊遗址的发掘区域似乎刚好是轩瓦制造部门，所以出土的遗物大多是轩瓦。除陶质建材外，遗址里还出土了各种制陶工具（如在瓦的表面印上粗线条花纹的敲打工具）、带铭文的秦斗（2个，有残缺）、用途不明的带花纹长圆形陶牌（花纹有人、动物的绘画及雕刻纹）。陶质容器和纺锤车等家庭用品的存在侧面证明了这里还是工人及其家人的住址。这符合东周时期的作坊特点。

考古队以豆腐村作坊遗址的出土遗物为基础，复原了瓦当从挖黏土一直到成品出炉的十个阶段工作链（chaine operatoire）。窑炉的体积虽小，但由于人员劳动的高度分工，可以肯定作坊整体的生产活动绝对是大规模程序化的。瓦当的大小并非完全的标准化，从直径15厘米到18厘米均有。这种分散情况并非极端例子，反而可以证明相较起相同的标准规格，人们更愿意单个设计瓦当。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雍城地区的瓦当逐渐变大（秦汉帝国时期甚至有21厘米之大），而且也开始了标准化制造。考虑到豆腐村的地理位置，作坊应该是秦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运营，产品也是特供的——窃以为如是，并非断言。这可以从豆腐村出土的瓦当花纹与雍城内及雍城周边的国家宗庙、宫殿建筑的瓦当相同得到侧面证明。陶质建材很重，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大可能流通到太远的地方。可惜遗址的发掘不完整，我们难以评价陶质建材的生产规模。雍城地区会不会存在其他规模比得上豆腐村的作坊遗址？距离最近的作坊位于何处？目前都不清楚。

豆腐村作坊多大程度上可作为秦国手工业的范式？由于没有合适的考古材料可供直接比较，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是，模件制法的使用标志着手工业追求效率，而这种追求在周文化圈内从战国时期持续到秦帝国时期——只要详细观察一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的花纹特征就知道。豆腐村作坊里制造出的小型人物塑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重要雏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兵马俑是由砖瓦、陶水管作坊制造的。雷德侯曾以此作为兵马俑模件制法的典型例子。

批量生产与非精英阶层的消费模式

战国时期，得益于模件制法，批量生产影响到了经济层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因为反奢法令，青铜一度成为只有特权阶级才能拥有的金属，但现在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公元前九世纪后的考古材料显示，青铜的使用禁忌不断消失，青铜礼器、武器、车马具等原来的贵族身份象征物（status symbol）已经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民间使用。这一趋势表明贵族制身份秩序和礼制正在不断崩坏。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给秦国的身份秩序和礼制敲响了丧钟。变法之后的秦墓里几乎不见与传统仪式、传统战争相关的随葬器物，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家庭生活用品。这恐非偶然。墓葬材料的演变，预示着广义范畴的经济变化。

山西省侯马乔村墓地是反映金属制品走入社会底层的一个典型事例。侯马乔村墓地位于一座大型城墙都市——凤城古城的郊外，考古人员发掘出了1063座墓，当中942座是战国和帝国时期的秦墓。墓地整体的墓葬总数应该是已发掘数的数倍。发掘出的墓葬里有一些围着浅浅的壕沟，另外又发现了带着枷锁的尸体——当时的红色知识分子以之作为批判旧社会的材料。少量墓葬建造了木制椁室来放棺材，这倒是可以用作反映当时社会贫富不均的一个指标。除此之外，各个墓葬在规模、结构上就再也没有什么显眼的差异了。乔村墓地的整体简陋，表明这里是凤城古城居民中的底层群体墓地。

山西南部曾经是晋国的一部分核心区域。这片地区在战国时期属魏国领土，公元前三世纪初为秦国所征服。乔村墓地的观察结果显示，头位变化从南北向居多逐渐变为东西向居多，埋葬姿势从直肢葬逐渐变为屈肢葬，同时洞室墓的出现频率上升。这都表明了秦国的文化、政治影响在当地的渗透。不过物质文化方面倒是呈现了征服前后的整体连续性，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国华北、西北地区占优势的情况。综上，窃以为乔村墓地的数据可以用作判断秦国非精英阶层消费活动的标准。

乔村的战国早期墓地随葬品中依然有一些粗制陶器仿造了周人祭祀祖先的青铜礼器。然而这种对于传统的追思在战国中期之后就销声匿迹了，随葬品也随之变成了日用品。当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批量生产的金属制品。这些金属制品不是礼器，而是私人的首饰、工具箱、小铜铃、硬币等。事实上，乔村的战国-秦墓地中，发现了金属制品的墓葬占比是54．3％。随葬金属制品的墓地比例呈递减趋势，战国早期（I期）是75．8％，战国中期（Ⅱ期）是60．7％，战国晚期-秦朝（Ⅲ期）是36．6％。但是，考虑到这并不是那942座墓地的代表性统计数据，我们还是要注意几点。例如，认为整体而言该段时期的金属器具持有率较为稳定，要比认为递减要更稳妥一些。

乔村的战国-秦墓葬中合计出土了688件金属制品，其中青铜制品（334件）和铁制品（354件）的比例几乎相等。这些青铜制品和铁制品中，占比最高的是带钩——青铜带钩占比57．2％，铁带钩占比73．3％，整体比例65．9％。战国时期的衣着潮流是束腰的皮衣或丝绸衣，需要用到腰带，所以带钩这个新式工艺品便逐渐普及开来了。出土带钩之中有一些镶嵌着贵金属或宝石。这些带钩显然是私人装饰品，而且在功能上也已经大幅度脱离传统青铜器用途范畴了。乔村墓地中出土第二多的青铜制品是铜镜，一共有24面，情况与带钩相同。再来是铜镞、铜环和铜铃。至于铁器，除了带钩，余下绝大部分都是工具。可惜的是，发掘出来的铁器由于氧化腐蚀，已经分辨不出原貌了。

Ⅱ期、Ⅲ期的带金属制品墓葬中，有53％的墓葬都是带有椁室的竖穴墓，这个比例要比整体样本中的椁室墓高。另一方面，带金属制品的洞室墓比例从18．7％提高到了29．9％，这个比例倒是符合Ⅱ、Ⅲ期的洞室墓整体比例。带金属制品的墓葬绝大多数是单棺竖穴墓或无随葬品竖穴墓。至于墓主性别，男性墓中带金属制品的墓葬占多数，依照遗物的种类和时期，占比从44％到57．4％不等；女性墓中的带金属制品墓葬占比范围在37．1％到44％之间。Ⅱ期的带铁制品墓葬比例男女相同，都是44％。这个数据和其他计算结果同理，并不能反映两性间金属分配是相同水平的，不过倒是可以证明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获取金属制品。大部分墓葬里的金属制品只有一件。不过在这117座墓葬（带金属制品的墓葬占22．8％）中，有一些墓发现了多件金属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有10件之多。同样地，金属制品相对较多的墓葬中，男性墓的比例要比女性墓的比例高，但是女性墓的比例依然不可忽略。

再看年龄分布。有带钩随葬的墓主死亡年龄与没有随葬品的墓主死亡年龄存在差异。后者英年早逝的较多，安享晚年的较少。不过，由于样本基数小，目前不宜做过多解释。尽管如此，年龄分布情况似乎在暗示着在乔村建墓的群体中，物质资源匮乏——即群体中生活较为贫苦的人面临着一些影响寿命的困难，而较为富裕的人则可以规避这些困难。

整体而言，乔村的数据显示，截至战国时期，拥有金属已经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而是全社会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能够拥有的东西了。就连穷人，甚至壕沟内戴着枷锁的人牲，都能够拥有金属。从随葬品的组合来看，在乔村建墓的人似乎没有把金属当成是积累财富的手段。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或几件个人用的金属制品随葬，却没有人储存金属，更没有人为了彰显财富和身份而拥有大量金属。墓主都是按需获取金属制品的。这一点或许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下葬风俗不同于此前的时代。但我们不能否认，乔村的墓主们整体而言都属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底层，故也有可能是他们用不起金属。

乔村的金属使用情况同样见于前述的塔儿坡、任家咀等咸阳郊外的战国晚期大型墓地。这有可能反映了批量生产的金属制品是通过市场流通而非政治赠予的方式分配的。仔细审视考古材料，能发现金属作坊对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很敏感。作坊会根据消费者收入的多寡向市场提供质量、美观程度不等的产品，同时留意消费者的喜好，适时做出改变。

货币

公元前850-前400年前后，中国全境的经济趋势是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使用青铜货币的货币制度替换了原始通货，形成与黄金、丝绸并驾齐驱的价值评估制度。江村治树的专著对散落各地的大量先帝国时期中国货币考古材料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柿沼阳平则还原了战国后期至汉代的货币制度，其成果极具说服力。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需要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了，稍微提一下即可。

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早已广为人知。无论是圆形还是方孔，都是秦国自称为周王继承人的野心在视觉上的反映。周朝的货币也是圆钱。战国时期各国中，秦国采用货币的时期较晚，晚于今山西、河北的三晋，也晚于东北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这些地区的货币制度最先产生于贸易城市的商人群体里，待货币的使用已成习惯后再由官方发行法币。可是秦国有点不一样，官方一开始就插手货币经济。秦国使用货币较晚，无法上溯到战国中期。导致如此情况的原因，或许是战国中期之前的秦国交易网络还很脆弱，不像邻接的其他国家那样有半自治性质的贸易城市供货币流通。假如这是真的话，经济考古学确实应该多留意一下，然而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否为真。

但无论如何，总之秦国引入了官方货币制度并强力推行，造成百姓要用货币缴纳人头税，连农民也被迫将一部分收成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货币。长久以来，货币与代币（token）的区别都比较模糊，各国因应着交易、货物，甚至经济活动当事人的不同发行了各种形式的货币。然而秦国不同，它在战国晚期一直在使用单一标准货币——半两钱。随着秦国不断攻城略地，新领地也开始强制使用半两钱。这种引入通货的做法与商鞅变法有无联系暂不详，只是可以肯定，引入通货确实赋予了中央政府无与伦比的经济统制力。

战国时期秦国的实际货币化程度如何，目前还没有可资判断的考古材料。的确，样本是发现了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偶然发现的，对于定量化分析没有什么帮助。江村治树论著中的地图倒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半两钱通货圈的最终地理范围，但是这些货币的使用时间极长，一直用到了汉代，而且形状也没发生多大改变，本节的议题——货币如何随着时间逐渐推广无法从地图里得知。在这一点上，我们只好和其他方面一样，依靠传世文献掌握一个模糊笼统的方向。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考古发掘的竹简、木简模本逐渐补充缺失的部分了。

贸易

囿于传统的反商业偏见，学术界对于商人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常常语焉不详。但贸易的发达的确促进——而非引起——了“战国经济的奇迹”。贸易可以分成不同的级别，如地区级、国内级、东周文化圈内的国际级甚至圈内外级。至于商路则如江村治树所言，能够通过货币的分布追踪一部分。

吕不韦（公元前290-235）曾经当过商人，后来成为秦相国。以一介商人之身登上如此高位，吕不韦应该被视为例外，抑或是反映了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也未可知。如果有合适的考古学数据的话或许能够探讨一番，但就目前而言是做不到的。战国时期楚国的鄂君启节——一组详细记载了楚国领土内水陆两途商路及法规的剖符——可作为国家管理与个人主导权高度融合的证据。而秦国则只有官员使用国库时作为许可证使用的青铜剖符，这表明秦国的统制经济——或许在多少程度上存在一点自由市场经济——程度较高。

近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显示秦国的贸易圈不只局限于东周文化圈内，与世界各地也有联系。邦克和苏芳淑论述道，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动物风格金属制品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原的作坊。几乎可以肯定秦国的青铜铸造业者参与了这类贸易，他们掌握了镀锡技术，制造的金属制品表面熠熠生辉，大受草原消费者的喜爱。这种异域风格（exotic style）的金属制品或许会给艺术史研究领域造成分类（formalism）混乱，但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当时中原作坊的精湛技术和商业嗅觉。现代的美术史家也许会不满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艺术的高洁”的做法，可是这种不满背后的观念（ideology）是否秦国工匠们的普遍共识还得打个问号。毕竟异域风格的产品甚至引起了中原文化圈内部消费者的注意，甚至影响到了服饰潮流。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首长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秦国生产的非秦文化风格器物。遗迹位于黄土高原，是紧邻秦国中心区域的外围地区。从领导层的墓地出土了豪华马车来看，当地居民应过着畜牧生活，但并非完全的骑马游牧民族。马车的装饰涂有多种颜色的漆，具鲜明的中原（或为秦国）风格，同时混有具草原地带艺术特征的动物纹金属饰板。整体而言，这些东西似乎均产自秦国作坊。作为旁证，墓地里还一并出土了青铜器（当中一部分刻有铭文）、玻璃珠、玻璃杯等产自秦国的奢侈品。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草原与秦国存在贸易联系，而且这种贸易联系不仅限于金属制品，甚至可能包括马匹。

这种贸易关系所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我们以神禾塬秦公族墓出土的小型黄金饰品为例，在中国的主流环境下金饰本身就不常见，况且这个金饰的花纹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冻土下的巴泽雷克坟墓出土织物、木制品（及其中一名墓主的手腕文身）上的花纹极为相似。此外，巴泽雷克坟墓也的确出土了中国（或为楚国）产的刺绣丝绸。

中国的文化中心与中亚草原地带的这层关系覆盖了多大的地理范围，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影响，至少目前是无法量化的。我们能够知道的，也仅限于两地存在这种关系而已。窃以为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的骑马游牧民族蓬勃兴起更是加大了物资的流动性，使得两地联系逐渐紧密，发展出了广范围的文化借取。

结论

秦国，尤其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坐上了核心的位置。可能诸位会好奇为什么我整篇文章一句都没谈到军事经济。的确，军事经济是秦国经济整体之中（特别是国家统制部门之中）的重要一环，考古材料也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出土。战国时期军事技术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弩的发明。另外，与农业一样，军事也经历了铁器革命。由于相关的议题太多，而现阶段可供利用的考古材料既不足又零散，无法做概括性的考察。

本章所选取的两个案例研究表明，从考古学角度来讨论经济问题，处理伴有大量数据出土的遗迹之时，挖掘数据里成体系的统计学信息十分重要。以秦国为例，豆腐村的制瓦作坊是国家管理下批量模件化生产的事例，而乔村墓地则反映了个人的消费行为。但是目前而言，这两个方面在先帝国时期的秦国经济里所占的相对地位有多重要，已经无从得知。另外还要强调的是，两个案例研究的年代都是战国时期，如果想要更多证据的话，就要从春秋时期的秦国经济入手了——然而春秋时期的秦国经济领域一直以来都处于材料匮乏状态。相较起等待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遗迹发掘成果和相关信息公布，对遗迹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抑或深入挖掘反映经济长期持续（longue duree）的动向指标可能更值得期待。

总而言之，上述所写的是考古学研究面临的普遍难题——虽然手握为数庞大的材料，可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材料却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答案。从秦国经济的考古学分析——例如针对陶器、武器等——倒是可以概括生产、消费、历时分布等可以量化的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管窥一下秦国的整体经济。一旦拿到了这种数据，我们就可以填补文献的缺失，庖丁解牛般地分析文献中没有记录的秦国经济方方面面。围绕秦国兴盛并取得最终胜利，有许多基本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这一类研究或许就隐藏着能够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韧山明、罗泰编《秦帝国的诞生》，吴昊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