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建立100周年之际，首先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1925年，国学院在清华的建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学院成立既是清华大学的盛事，也在中国学术界写下了浓笔重墨的一页。前面提及的历史背景，既是指当时兵荒马乱的国内状况：20年代的中国，还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暴行不断，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指学术衍化的特点：如所周知，清华的独特历史，使之呈现西化的特点，建校之初，清华除中国文史课之外，全部用英文教学。学校对国学课程不很重视，甚至有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可以毕业，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不能毕业的规定。清华国学院的建立，对于改变这种状况，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人文学术的角度看，国学院的特点在于历史与理论的统一。首先，国学院对中国历史十分注重，导师中，王国维主要从事古史新证；梁启超着重于梳理中国思想史；陈寅恪主讲汉唐佛学和唐代政治史，赵元任关注汉语历史，这一学术趋向，都体现了历史趋向；然而，清华的诸位国学导师同时关注不同的理论：梁启超的历史，渗入了他一再提及的西学，包括古希腊、西方近代思想；王国维在哲学上受康德、叔本华影响，其美学也独树一帜，历史方面，明确将出土文献提到重要地位，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曾留学欧美，虽然没有拿博士学位，但其治史方式也深受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赵元任则始终关注现代语言，包括音韵理论。

以上进路，同时体现了古今中西的看法：一方面梳理过去，另一方面又注重现代内容；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观念的融合。国学院四位导师，都从各种的领域，体现了以上特点。如上所言，王国维在历史研究中注重二重证据，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陈寅恪以汉唐佛学、唐代政治制度为指向，佛学理论与政治理念渗入其间；赵元任关注语言包括现代的语言观念，其特点在于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梁启超则以历史的综合性为特点，其中包含西方的史学理论，并展开于不同方面。这些学术工作的共同意向，在于体现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形地态。中国学术在近代面临走向现代的使命，清华国学院看到这一历史趋向，并自觉地从一个方面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

与此相关，清华国学院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于前面提及的中西结合、史思交融。国学院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学术的现代化，在中国思想史上，它的意义也与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相关。遗憾的是，四年之后，国学院即走向终结（1929），其中的直接原因是四位导师之中的王国维、梁启超先后去世，赵元任则到南京史语所任职。

然而，国学院虽然因各种缘由未能持续存在，但它所体现的历史作用却不能忽视。进入21世纪，清华国学院复院，再续辉煌。虽然学生背景发生了变化，但国学院仍上承传统，在新任院长陈来教授的带领下，作出了多方面的成就。

原来的清华国学院尽管存在时间不长，然而，它注意中国学术现代化这一趋向对清华学术产生多重影响：如所周知，国学院对清华的整个人文学科，都有不可漠视的辐射意义。这里可从哲学的层面稍稍提及其多重引导意义。与国学院的建立前后相继，清华大学成立了哲学系。中国近代哲学的近代衍化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其中30和40年代尤为引入关注。在30和40年代，中国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重要高校，二者都在当时哲学领域可圈可点，但侧重有所不同：北京大学是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更多地具有历史色彩；比较而言，清华大学尽管有国学院的设立，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延伸，较为注重西方哲学传统和理论建构。这一特点同时与清华国学院具有的现代学术形态，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是金岳霖，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专业，人才辈出，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都在其中任教，它与西方主流哲学，几乎呈现同步演进的格局。然而，略为令人扼腕的是，随着50年代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哲学系不复存在，其教师主要被归入北京大学。如前所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趋向上有不同特点，清华大学的教师在北京大学基本上没有发展的土壤。冯友兰本来有理论的建树和意向，所谓“贞元之际六书”，便主要属于理论性著作，但在成为北京大学哲学一员之后，主要成为哲学史家（人们所知主要是历史学家）；金岳霖则长期被视为逻辑学家，其哲学理论的建构，几乎被遗忘。直到80年代，随着《论道》《知识论》《逻辑》的重新出版或正式出版，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身份才为人所知。

然而，幸运的是，清华大学的哲学学脉并未因为并入北京大学而完全中断，在金岳霖的及门弟子冯契那里，它得到实质的延续和扩展。冯契早年曾受教于金岳霖，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都跟随金岳霖。西南联大时，成为金岳霖的研究生。这一时期，虽然冯契也深受冯友兰、汤用彤的学术影响，但金岳霖在哲学及其进路上，对冯契的制约无疑更直接，他与冯契二人在学术上心心相印，呈现近关系。

冯契不仅师从金岳霖，而且通过系统讲授金岳霖哲学，对其思想作了反思。在哲学上，冯契先生一方面上承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另一方面超越其视域并加以推进，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哲学学脉。多年来，金岳霖先生在哲学上的贡献人们往往所知甚少，大家习惯于将其主要视为逻辑学家。事实上，逻辑学只是体现了金岳霖一个方面的工作。然而，尽管金岳霖先生的哲学工作人们了解不多，但冯契对金岳霖理论的阐发和推进，却使之得到了多方面的延续。冯契既上承了金岳霖注重逻辑分析、西方哲学和理论关切的特点，又系统地回溯中国哲学，完成了从先秦到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版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同时，冯契又通过研读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等原著，对马克思的哲学作了原创的理解。这样，冯契既延续了清华大学注重西方哲学和逻辑分析的传统，又将其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沟通起来。现在常常提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但真正做到的不多。可以说，在冯契那里，通过以上融合，不仅清华一系的金冯学脉逐渐形成，而且其内容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以现代学术主张为背景，则可注意到，以上趋向同时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就是一般肯定的第二个结合。

清华国学院与清华的学脉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景观。可以说，没有国学院，就很难形成清华学脉，国学院的意义，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现在，在纪念传统国学院的同时，清华的新国学院同样在中国现代学术上形成了重要影响，我们既缅怀国学院的已有成就，也期待国学院再创辉煌！

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参加清华国学院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