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印章艺术历经两千多年发展，自明朝后期逐渐建立文人篆刻体系后，逐渐走向抒情写意化、以欣赏为主的美学追求。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赵古泥先后探索写意篆刻之路，邓散木作为赵古泥的入室弟子，在吴、赵两位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笔墨刀石合一”论进行了“刀笔为心”的独特篆刻实践。“巨刃椽笔独称雄——邓散木的艺术世界”这些天正在上海海派艺术馆举行，这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邓散木展览。特刊发收藏家马友今先生关于邓散木写意篆刻的文章。

邓散木其人与“刀笔为心”

邓散木（1898—1963），原名菊初，又名铁，学名士杰，字钝铁，散木，别号粪翁、芦中人、无恙、且渠子、厕简子，晚年又号一足、夔等，斋名漫漫斋、豹皮室、厕简楼、三长两短斋等。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诗人。他对文字学、金石学、篆刻学均有系统研究，也对我国书法与篆刻艺术的普及教学作出重大贡献。

邓散木篆刻早年从浙、皖两派入手，后以秦汉印为宗，他又遍临钟鼎、诏版、石鼓、封泥等，博采众长，形成雄浑奇肆、大气磅礴的风格。他篆法上，善于将文字学、书法和篆刻打通，并化借砖瓦文字等入印，晚年又大胆将简化字入印。章法上，他除了取秦汉印之精华外，还借鉴古玺印式和封泥印式，常在朱文印中采用战国私玺的章法布局，还受西方绘画构图审美的影响，注重方寸之间章法布局。其篆刻作品中，有的以粗犷的边栏模仿封泥样式，有的印文上紧下松，充满趣味性。刀法上，他惯用五指执刀法，切冲结合，气势凌厉。

海派艺术馆展出现场

当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打破浙皖藩篱，赵古泥以"新虞山派"的朴茂拓展碑学疆域，篆刻写意传统已在两代巨匠手中完成从技法到精神的奠基。而邓散木作为赵古泥入室弟子，其独特价值正在于：他既非简单延续师门法度，亦非割裂传统另起炉灶，而是以"刀笔为心"的创造性转译，成为连接古典写意范式与现代精神表达的关键枢纽。这种承转作用在其代表作中呈现为双重突破——既将师门的碑派刀法转化为个性化的情感符号，又以题材与形式的反叛重构篆刻的表意维度，恰如他在《篆刻学》中所言"徒守成法必为法所缚，能破藩篱乃见真我"，由此推动篆刻写意美学的时代转型。

邓散木作品

1938年邓散木提出了 “刀下不可有我，意中不可无我，摹印之道尽于此”（见邓散木1938年治印“明道若昧”边款），堪称其篆刻美学的核心宣言。这句话也可以从篆刻创作的形象思维（主观）与逻辑思维（客观）关系来诠释，核心体现了技法（逻辑思维）与意境（形象思维）的辩证统一：“刀下不可有我”，指创作时需摒弃技法上的主观炫技。篆刻用刀需遵循传统法度，如线条粗细、转折弧度等皆有规范，要让刀痕贴合印章文字的结构规律，而非仅凭个人习惯随意下刀，避免因过度彰显用刀风格破坏印章的整体协调。“意中不可无我”，强调意境表达中必须融入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在遵循技法的基础上，需通过布局构思、刀法韵律传递个人审美与情感，比如通过疏密留白展现独特的艺术视角，让印章不仅是文字的复刻，更成为创作者艺术个性的载体。两者综合技法服从于整体效果（“无我”），而艺术灵魂需通过意境彰显（“有我”），二者有机结合才是篆刻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既不被工具束缚，又能借作品传达思想感情。 也就是说尊重传统与印式规律，即指对古玺、汉印等传统经典技法和形式规律的深入理解与娴熟掌握。技法本身应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不能因个人一时的随意或生疏而破坏“印味”和形式美感。刀法是表达的手段，需达到“忘技”的境界。“无我”即“大我”：并非否定创作者，而是要求创作者将自我意识提升到对艺术规律深刻把握的层面，使技法运用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有我”。“意中不可无我”即为精神的注入与主体的彰显：主体意识的核心地位，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个性、审美理想是作品的灵魂所在。篆刻绝非机械复制，而是创作者精神世界的物化。“意”的内涵：包含创作者独特的艺术构思、情感体验、人生感悟，乃至社会批判（尤其邓散木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叛逆精神）。“有我”的必然性在于：作品必然打上创作者深刻的个人烙印，是其精神外化的结果。

“刀笔为心”的“心”正是沟通“刀”（客观技法）与“意”（主观精神）的桥梁。创作者以其“心”（思想、情感、修养）去驾驭“刀笔”，将内在之“意”通过外在之“刀”来完美呈现。邓散木此论精准定义了写意篆刻的本质——在高度尊重篆刻本体语言（字法、章法、刀法）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精神意趣的强烈抒发。它解决了写意创作中“放”与“收”、“情”与“理”的核心矛盾。这样的篆刻美学理论邓散木在治印边款中阐述很多，例如：“刀不使尽于事，意不使后于笔，能事毕矣”、“神欲其藏而不訚，锋欲其显而不露”，都体现了上述辩证统⼀的写意篆刻美学思想。

“粪翁”、肖像印等的写意与创新

邓散木生活在动荡变革时代，目睹社会腐朽黑暗。他自号"粪翁"，既是对当时权贵横行、金钱至上的现象及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抗，体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也是对艺术的执着热爱的自我标识。邓散木曾刻下多方“粪翁”自用印，其中一方早期白文印尤具代表性：

邓散木“糞翁”印

印中"糞"字的繁体结构被他拆解重组，上部的"米"字仿若被狂风撕扯的稻穗，下部的"共"字笔画扭曲如盘根错节的树根，四周边框破碎直逼文字，上紧下松并留红以产生疏密对比，最妙之处在于“翁”字中间方块左角以及诸多笔划，他用残破刀法让其与外打通，仿佛糞筐破了洞。这种看似"丑怪"的处理，实则藏着文人的傲骨——当世人嘲笑他取名粗鄙时，他偏用刀刻回应：真正的高洁，恰在污泥不染处。另有一方印的边款更耐人寻味："人笑我痴，我笑人愚"，八个字用单刀刻就，笔画间迸出的石屑都带着桀骜不驯的气息。此印刀法冲切结合，用刀酣畅淋漓，如“以刀代笔”般直抒胸臆，体现出“意中有我”的写意精神。线条粗细变化自然，刀刃切入石面时力度感强烈，形成的笔画边缘带有斑驳的金石质感，既有痛快淋漓的爽利感，又有古朴苍茫的韵味。这种刀法打破了传统工稳印的精细束缚，以“写意”的方式强调刀味与笔意的融合，仿佛在石面上“书写”情绪，尽显对传统的挑战与个性的释放。

这方极具反叛精神的“糞翁”印，看似“低俗”，却被邓散木用作自用印，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审美范式的挑战。其背后暗藏两层深意：一是自嘲与自傲的矛盾统一，邓散木以“糞翁”为号，表面是自嘲，实则以这种“反主流”的方式表达对世俗眼光的不屑，暗含“人笑我痴，我笑人愚”的孤傲，用“俗”的符号对抗传统文人艺术的“雅”之桎梏。二是对艺术本真的回归：以“糞翁”立意，打破了艺术题材必须“崇高”的刻板印象，暗示艺术创作应不拘于形式与题材，而应回归内心真实的表达——如同刀法与章法的“写意”，立意上的“反叛”正是为了追求艺术本质的自由与真诚。

邓散木于1928年自刻肖像印

邓散木于1928年自刻肖像印，造型洗练，对照其年轻时的照片，颇为传神，在近现代的肖形印中可称绝品。边款曰“伊何人。十七年十月十一日，粪翁戏作”。此方印可谓“刀笔为心”理念的写意之杰作。

此肖形印中人物轮廊未作工细描摹，而是以寥寥数刀勾勒神态，与年轻时照片对照非常神似。头部线条取势似毛笔侧锋横扫，以冲刀带碎切摸拟毛笔皴擦的蓬松感，粗粝中见灵动。镜框、眉毛、鼻子、嘴的线条，方折与圆转结合，刀刃徐速推进时形成“一波三折”的节奏感，似毛笔中锋行笔的“莼菜条”，流畅中含提按变化； 刀痕顿挫仿若毛笔顿笔，模拟墨色的浓淡层次。印面留白与边框敲打、破残之法制造斑驳效果，石面的自然崩裂与刀刻线条相映成趣，宛如古画娟本的岁月痕迹，让“写意”不仅限于形象，更延伸至整体气韵的沧桑感与历史感——即“金石味”的写意转化。

章法上采用虚实相生的“心象经营”布局：印面摒弃满铺构图，脸部及下部大面积留白，及下边框亦残破不全，似更有“画外之境”。这种“以虚写实”的处理，既彰显主体形象中自嘲、自信、孤傲、愤懑等复杂情绪融汇，又通过留白赋予想象空间——刀刻的实形与空白的虚境形成张力，恰似文人画中的“计白当黑”哲学，让肖形印成为创作者内心世界的镜像。邓散木这方自画像写意肖形印实为“艺术家的自我宣言”：刀的刚猛对应其性格的耿直磊落，笔的写意暗合其艺术的洒脱不羁。即体现“以刀笔抒胸臆”的美学追求——不是客观相貌的复制，而是以篆刻语言重构“精神自我”，使刀刻的每一根线条皆为心灵注脚，最终实现“印即其人，人印合一”的写意境界。这方写意肖形印以刀为笔、以石为纸，于方寸间完成了从“形”到“神”的跨越，凭借“刀笔合心”的美学逻辑，令“篆刻成为精神自画像的独特载体，堪称“以印写意”的典范。

“跋扈将军”印则是邓散木“刀笔为心”的又一经典之作。“跋扈将军”典出《后汉书》，原指东汉外戚梁冀专权跋扈，其形象自带强烈的历史批判性。邓散木选取此题材入印，并非单纯复刻典故，而是借古喻今——以“跋扈”的反叛意象，暗合其突破传统篆刻程式的艺术追求。这种将历史贬义词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处理，恰似他以“粪翁”“厕简楼”等“俗词”入印的反叛精神，用题材的“冲突感”打破文人篆刻的雅正窠臼。

“跋扈将军”印

此印取法汉将军印，以单刀急就法为主，气势磅礴、用刀泼辣，充分体现了汉凿印的特征。在章法方面，印文整体左低右高略微欹侧，这种布局打破了常规的平稳布局，营造出一种动态的视觉效果，令人联想到将军的骄横放纵、桀傲不训，正与“跋扈将军”的内容相契合。  其次，三面有字逼边，整体较为紧密，而下部独疏，同时在“跋”字下部、“扈”字右上角、“军”字右上角各留有小块红地，与底部留红相呼应，形成疏密对比，使印面节奏分明，宛如将军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有张有弛。  第三，印中文字之间相互呼应，或接或离，如“跋”字缩其右上方，“军”字腾让，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联系，仿佛在相互对话、相互顾盼，使整个印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第四，笔画忽粗忽细，文字之间粘合顾盼，充分体现出文字盘错离合的变化之美，增强了印面的节奏与韵律，避免了笔画的单调和呆板。 第五，布局险峻奇绝，通过这种文字的挪让、留红的分布等手法，营造出一种充满张力的险峻态势，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却又保持着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第六，邓散木惯以冲切结合，用刀猛而深，能显现出力量感，在这方印中，这种刀法使线条呈现出刚健、雄浑的质感，仿佛是将军的豪迈气概借由刀笔得以宣泄。比如笔画的起讫处，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如同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果决果断。  通过这样的刀法与章法，邓散木将自己对“跋扈将军”这个主题的理解和感受融入到印章创作中，以刀笔为媒介，抒发内心的情感和意趣，使篆刻艺术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雕刻，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上海海派艺术馆“巨刃椽笔独称雄——邓散木的艺术世界”展出文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他目睹时局动荡与艺术僵化，借“跋扈”之历史隐喻，暗讽世俗规则的桎梏，恰似用刻刀为思想“跋扈”正名——艺术不该被传统题材与技法捆绑，而应如“将军”般破阵突围，冲破藩篱。这种意境正是“意中不可无我”的主观表达：将个人对时代的批判、对艺术自由的追求，注入方寸之间。

邓散木例如以“刀笔为心”、“意中不可无我”的理念，在小小方寸之间刻满了性情与风骨，这样的精品太多太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翻开邓散木印谱，随手翻阅皆是惊喜——有的印文内容耐人寻味，有的文字结体奇崛，刀痕里藏着金石的苍茫；有的布局疏朗，留白处尽是文人的洒脱……

（本文原题《刀笔为心，铸我于意——论邓散木写意篆刻美学理论的开创性地位》，为节选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