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十章〉整理与研究》，梁佳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体用十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近代生理学的译著，在中国近代医学史、科学史和科学翻译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著作的关注和重视不够，以至于人们对其内容和价值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梁佳媛博士多年来不懈努力，对《体用十章》做了专题研究，论证它是首部系统引介西方生理学的中文译著，揭示了其重要的历史与学术价值。近年来，她又研读原书文本，比对英文底本内容，旁征博引，完成了《体用十章》清刻本的点校整理工作。

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最初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西方解剖学著作。由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口述、明末学者毕拱辰笔述的《泰西人身说概》，耶稣会士罗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等人翻译的《人身图说》，是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著作汉译本，它们虽介绍了一些生理知识，但相关论述皆属西方早期的生理学认知，传教士的其他涉及生理学的译著，均不涉及血液循环论等近代生理学内容。直到咸丰元年（1851），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编著的《全体新论》刊行，才将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血液循环说等近代生理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但《全体新论》主要论述西方解剖学，对生理学的介绍不够系统。

此后，英国医生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来华行医传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受聘到京师同文馆任教，讲授生理学课程，他在《中西闻见录》上发表了介绍哈维及其血液循环说的文章。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光绪年间，中国才出版了三种专门论述近代生理学的汉译著作，包括《体用十章》（1884年博济医局刻本）、《身理启蒙》（1886年总税务司署刻本）、《全体功用》（1886年益智书会刊本）。从成书与刊行时间看，以《体用十章》最早。

目前学界对《体用十章》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存在不少误解。有的医史论著认为《身理启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生理学译著，还有不少科学史与医学史著述误以为《体用十章》是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Kerr，1824-1901）撰写（或翻译）的著作。最近的一个例子，就反映了学界对《体用十章》缺乏了解的状况。202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的生理学史专题论文（见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编，《西学东渐研究》第13辑《岭南与中外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70-304页），作者指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撰有《体用十章》等人体生理学读本，笔者暂未得见”。现在要查阅《体用十章》原书存在不少困难，真正读过原著的专家学者也不多，而普通读者要看到原书更是不易。因此，为了方便读者利用，出版《体用十章》的现代整理本，非常必要。

通过阅读原书，既容易消除误解，又可以纠正一些错误说法。《体用十章》卷一开头署“英国哈士烈先生撰，沈阳孔庆高继良氏笔译，美国嘉医士约翰氏校正”，说明此书是译著，不是嘉约翰撰写的著作，而主译者是中国学者孔庆高，嘉约翰是校订者。孔庆高在“叙”中对该书的底本选择与翻译情况做了说明：“泰西自尚格致以来，体用之书，代有发明，然编卷太繁，译录恒非易易。自余去岁选译《体质穷源》，每憾言只及夫全体，未尝及夫功用。适余师嘉约翰先生，检得哈士烈先生所注《体用十章》。其说理明晰，证据确切，凡一切人身消长之机，血脉运行之理，与夫气机流行、知觉运动，莫不推详备至、图注分明。诚泰西不可多得之书，亦中土目所仅见之说也！余是以不揣固陋，谨即其文而译之，亦冀资以养身之一助耳。”当时称解剖学为“全体”之学，而生理学为“体用”之学。孔庆高在翻译了解剖学著作后，有感于当时中国缺乏生理学译著的状况，希望翻译西方的生理学著作，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论著。嘉约翰帮他选出了哈士烈的生理学著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关于英文原书作者哈士烈，梁佳媛博士在“导言”部分有详细考述。哈士烈即英国著名生物学家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今译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就是我们熟知的进化论著作《天演论》的原作者。赫胥黎是一位擅长生理学的著名科学家，他的生理学著作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基础生理学教程》）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教科书，自1866年初版发行后，又多次增订再版，在欧美十分流行。

关于《体用十章》的英文底本，目前广为流行的说法认为是Huxley与Youman合著的Manual of Physiology，即二人合著的《生理学手册》。这一说法出现甚早，在《体用十章》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885年，《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发表的一专题文章称“A translation of Huxley and Youman’s Manual of Physiology，repared by Dr.Kerr，has been published”。据该文的线索加以考索，可知二人分别为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与美国出版家威廉·尤曼斯（William Jay Youmans）。但二人都没有名为Manual of Physiology的著作，两人合撰的唯一著作是名为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生理卫生学初阶》）的生理卫生学著作，由美国阿普尔顿公司（D.Appleton Company）于1867年首次出版。由此梁佳媛博士推定《体用十章》英文原书作者哈士烈确为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而称其底本为Manual of Physiology，则与实际不符。通过将《体用十章》与1884年之前出版的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不同版本进行细致对比，她发现《体用十章》的内容与赫胥黎英文原书第三版（1872）的结构框架完全吻合，文字内容与插图也相一致，但原书为十二章，《体用十章》只有十章，删去了英文原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二章，并将第十一章改为第十章，有的章内小节也有合并、拆分或调整的情况。她由此断定，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的第三版系《体用十章》之确凿底本。

“导言”部分还对《体用十章》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探讨，通过与同时期出版的生理学、解剖学译著进行比较，揭示了《体用十章》的特点。首先是它反映了十九世纪生理学的新成果与新进展。如第五章第26节“论糖质在肝内变化之源”，系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Bernard，1813-1878）于1853年之新发现，即肝脏“生糖作用”与“糖异生作用”。到1857 年，肝脏糖原生成说得以确立。再如“论眼脑衣逐层不同”一节，论述感光细胞层之构成与置位，以显微图表示两类感光细胞之形态，其内容为赫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与舒尔茨（Max Schultze，1825-1874）两人于1863至1867年间的各自独立之新发现，为当时生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这些内容在《身理启蒙》等译著中并未出现。《体用十章》对于实验方法的阐述与运用也更加多样和深入，不仅有模拟类比和实证归纳实验，而且还有众多推理严谨的论证性实验，如“证验人身行动，气体皆有所消耗”一节，先提出猜想：机体于活动时有所消耗，同时生成二氧化碳，产生热能；继而设计验证猜想的实验，观察体重减轻、石灰水稠白、冷气管消融等诸多现象；最后依现象发生与否验证猜想之正误。这与普及性生理学译著的内容也有明显差异。此外，《体用十章》的内容丰富而全面，体系较为完备，已具现代生理学的理论框架。后人评价称“旧译生理学书，应以此本为详”，是符合实际的。

需要指出的是，《体用十章》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出版该书的博济医局为教会医院，嘉约翰本人是美国长老会教士，审订译稿时在书中加入了少部分不属于赫胥黎原著内容的宗教性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译本在理论阐述方面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梁佳媛博士对译者孔庆高的生平事迹也做了梳理和挖掘。孔庆高，字继良，原籍沈阳，蓝旗驻粤汉军，光绪三年（1877），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文。光绪六年（1880），因成绩优异，获御赐奖俸。同年秋，广州将军长善考核同文馆诸生课业，孔氏再拔头筹，并获准“翻译生员”资格，兼作译员受差于署衙。他与中医出身的同文馆汉文教习李定源为同乡，交谊匪浅，在医学方面曾得到李氏的帮助。另外，孔庆高也拜嘉约翰为师，学习西医，使他能够胜任翻译医书的工作。嘉约翰翻译医书，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的。早期的合作方式是，由嘉氏本人先译得中文大旨，然后由中国学者修改润色。然而《体质穷源》《体用十章》等书的翻译，在合作方式上却发生了变化，它们均为孔氏主笔译述，嘉氏辅以审订。孔庆高虽非独立译者，却也实开国人主译西文医籍之先河。这无疑也为考察西方近代医学的本土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

《体用十章》没有标点，许多术语与今天的术语大不相同，原刻本也存在讹脱舛误之处，一般读者阅读起来存在困难。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书内容，梁佳媛博士对全书施以新式标点，对讹脱舛误进行了校勘、订正。书中异体字颇多，也进行了统一处理。

本书稿的完成与出版，是《体用十章》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同时也为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关于《体用十章》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该书的底本问题，梁博士确定为1872版的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并认为是第3版，然而原书标注的版次是SIXTH EDITION，即第6版，序言亦题为PREFACE TO THE SIXTH EDITION，“导言”虽然对此做了说明，但不够清晰。实际上，该书在1868年第二版出版后的十多年，每年都再次印刷发行，1872年至1884年之间有多个这样的重印本，如1878年重印本的版本标注为ELEVENTH EDITION（第11版）。它们是否确实都是1872年版的未经改动或校订的重印本？尚需考察。又如，《体用十章》在翻译和内容取舍上是否也参考了赫胥黎与尤曼斯合著的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体用十章》对晚清时期的医学教育与生理学知识的传播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丁福保的《辛丑日记》记载他在光绪辛丑年（1901）二月，连续三天都在阅读《体用十章》，如二十一日的日记称“《体用十章》，第二卷毕”。他在二十八日又记“晴，译《生理学》”。丁福保后来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生理卫生学教习，也编过《生理学纲要》等书。《体用十章》对丁氏的工作有哪些具体影响？也有待探讨。

总之，此项工作不仅可为读者提供便利，也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近代生理学史的研究。我相信，书稿的出版，对于促进清末汉译西方生理学乃至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