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将在2025年夏季闭馆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翻新，预计2030年重新开放，大部分藏品转移至巴黎郊区临时存放，或与中国等国家的美术机构进行合作，展出展品，如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举行的“重塑景观”展览就呈现了70件蓬皮杜中心馆藏，

在闭馆前的最后阶段，蓬皮杜艺术中心近日举办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大型回顾展《我们毫无准备——我们早已准备好》。提尔曼斯是当代摄影领域具革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其创作一直挑战摄影的边界，将摄影拓展为一种融合社会观察、亲密情感与物质实验的综合艺术实践。

展览名称：《我们毫无准备——我们早已准备好》

作为闭馆前的“总结性展览”

据蓬皮杜中心官方公众号介绍，作为闭馆修缮前的最后一展，《我们毫无准备——我们早已准备好》占据了蓬皮杜中心二层的公共信息图书馆（BPI）6000平方米空间，涵盖提尔曼斯35年来的创作，包括摄影、影像、声音、文字和表演，形成一场沉浸式多媒体艺术体验。

提尔曼斯将图书馆的书架、桌椅融入展览，使艺术作品与公共阅读空间形成对话，探讨“知识如何被构建和传播”。这种策展方式呼应了蓬皮杜作为文化机构的使命，即在闭馆前重新思考艺术与公众的关系。

提尔曼斯的展览强调“观看的自由”，拒绝传统回顾展的权威叙事。

展览涵盖全部创作阶段：从早期俱乐部文化摄影（如《Lutz & Alex》系列）到抽象实验（《Freischwimmer》光绘系列），再到社会议题作品（如《Truth Study Center》）。并结合音乐、表演和影像装置，打破静态展览的局限。

展览现场的布置

展览现场，蓬皮杜中心公共资讯图书馆Bpi，巴黎，2025年Photo©WT@Jens Ziehe图片来源：蓬皮杜中心

如今，原公共资讯图书馆的展厅已清空其惯常的桌椅和堆满数百万册书籍的书架，呈现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裸露”的场地中，提尔曼斯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既是一个非凡的特权”，又是“一项疯狂的邀约，一个真正的挑战”，艺术家这样形容这次展览任务，“整整一年——都花在思考建筑、空间布局，以及如何激活和使用这个场地上。”但他从不给出作品参观顺序建议，“我感兴趣的，是去创作图像、去做艺术——作为我所见世界的翻译。”

多媒体展区

展览现场，将不同尺寸、材质和技法的作品融合在一起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提尔曼斯便开始不断地突破传统的作品摆放方式：他将作品悬挂、并列或组合展示于墙面和桌面上，将不同尺寸、材质和技法的作品融合在一起。这一次，他更进一步，将这种理念延伸至场所的结构本身：修改了展墙，改变了图书馆家具的排布方向，甚至构思了新的结构以融入这座建筑的物质性。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2000年成为首位获得特纳奖的摄影师（也是首位非英国籍得主），2015年又获哈苏基金会国际摄影奖。 图片来源：蓬皮杜中心

为什么选择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当蓬皮杜中心主席洛朗·勒邦(Laurent Le Bon)在思考谁能为场馆闭幕展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声明”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名字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提尔曼斯擅长利用空间来创作，作为摄影师的他跨足多种媒介，其作品也更具强烈而独特的政治声音。”最终，将蓬皮杜中心二层及公共资讯图书馆(Bpi)作为展览场。

策展人Florian Ebner认为，这个空间为提尔曼斯提供了以多样方式“激活”其作品的可能。“随着他对空间的不断投入，整个项目也愈发成为对蓬皮杜中心建筑本身的致敬。或许，这场展览的前瞻性，恰恰在于提尔曼斯的艺术在像图书馆这样一个知识空间中展现出独特的美学与社会潜力。”

蓬皮杜中心自1977年开放以来，一直以先锋性、跨学科和反传统的艺术理念著称。提尔曼斯的创作同样挑战摄影的边界，他的展览往往打破常规布展方式，如无框悬挂、自由组合图像，甚至直接改造展览空间，这与蓬皮杜的实验性策展传统高度契合。

展出作品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是当代摄影领域具革新精神的艺术家之一，他打破了摄影作为单纯记录工具的界限，将其拓展为一种融合社会观察、亲密情感与物质实验的综合艺术实践。从1980年代德国雷姆沙伊德的一个青年，到2000年成为首位获得特纳奖的摄影师及非英国籍艺术家，再到如今活跃于艺术与政治交叉领域的文化标志性人物，提尔曼斯的创作历程展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通过镜头重新定义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提尔曼斯的艺术生涯始于一种非传统的“摄影”——复印机图像。

Wolfgang Tillmans, Lacanau (self), 1986

《Lacanau(自拍)》(1986)被提尔曼斯视为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这张几乎抽象的俯拍自画像(T恤、黑色短裤、膝盖和沙滩)确立了他对物质表面和观看角度的持续兴趣。

1990年代初移居伦敦后，提尔曼斯开始为《i-D》《The Face》等时尚杂志拍摄，记录欧洲锐舞派对(Rave)和地下俱乐部文化。这些作品呈现出青年亚文化、酷儿群体的真实状态，既有集体狂欢的活力，也有个体休息时的脆弱瞬间。他采用看似随性实则讲究的构图，捕捉朋友与陌生人最本真的状态。

《Lutz and Alex Sitting in the Trees》(1992)成为提尔曼斯的标志性作品——两位朋友半裸穿着长雨衣坐在树杈上，被《卫报》称为“迷幻一代的亚当与夏娃”。这类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纪实，构建了一种关于自由、亲密与群体乌托邦的视觉宣言。尽管被视为俱乐部文化的忠实记录者，提尔曼斯却强调他的多数照片都是精心控制的摆拍，只是刻意保留了快照般的自然感。

1994年移居纽约后，他发展出革命性的作品展示方式：将未经装裱的图片用胶带或图钉直接固定在墙上，大小不一的照片与实物(明信片、杂志剪报)并置，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这种“视觉民主化”策略打破了艺术展示的等级制度，让观众自由建立图像间的关联。

Wolfgang Tillmans《Silver 115》

2000年获得特纳奖后，提尔曼斯更加深入地探索摄影的化学与物质基础。他开始创作著名的“Silver”系列——利用未清洗的显影机，让药水残留物与灰尘在相纸上产生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形成具有金属质感的抽象图像。

Wolfgang Tillmans《Truth study centre 8》（2005）

2005年开始的《Truth Study Center》项目则通过拼贴新闻文章、网络文本和照片，质疑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可信度。这些创作共同构成了提尔曼斯对“真实性”的多维探索——无论是化学反应的纯粹真实，还是社会话语的建构真实。

“艺术，是一种极其有力的语言。在‘如何做’、在创作的方式中，就已孕育着和平的种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必须永远温和；有时，它也必须去扰乱、冲击。”2010年代，提尔曼斯将艺术实践延伸至社会行动领域。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他设计反脱欧海报和T恤，表达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念。2017年，他为对抗德国极右翼政党AfD发起宣传运动，在58家媒体投放广告，免费发放75万张明信片。

Wolfgang Tillmans《Moon in Earthlight》（2015）

在艺术形式上，他进一步打破媒介界限：为宠物店男孩执导MV，发表电子音乐专辑《Moon in Earthlight》，创作结合视频与声音的装置作品。他对数字时代图像真实性的担忧也日益强烈，坚持使用胶片创作，反对AI生成图像。

“先锋”似乎是他的标签，但提尔曼斯始终拒绝数字操控，坚持用胶片、银乳剂等传统方式创作，甚至利用灰尘干扰成像。他质疑：“为什么艺术创作需要依赖人工智能？”在他看来，世界本身已足够迷人，无需人为修饰。

Wolfgang Tillmans, Lüneburg (self), 2020

到了数字化的时代，镜子成了手机屏幕。这件作品曾于2024年11月7日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展出，灵感来自艺术家和朋友因病住院的经历。那年的策展人马蒂亚斯·费勒（Matthias Pfaller）说：“如今我们的沟通方式主要依赖于手机，而这件作品则融合了数字和传统世界，试图让我们同时看到无限的虚拟空间和真实的物质世界。通过这样的结合，艺术家探索了数字化时代下摄影的物质性，以及在这种对比中产生的美感。”

他的作品不仅是记录，更是观察、共情与建构的过程。

此次展览是蒂尔曼斯自2002年以来在巴黎举办的首个机构专展，此前他还在泰特现代美术馆（2017年）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22年）举办了大型回顾展。对于蓬皮杜艺术中心来说，这不仅是对艺术家生涯的回顾，也是对艺术与知识自由传播理念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实践。

展期为2025年6月13日至9月22日。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蓬皮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