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枯竭、产业收缩与人口外流的共同压力下，全球诸多资源型城市竞相将“绿色转型”视为突围之路。转型不仅关乎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修复，更在深层次上重塑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关系。然而，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仍以宏观政策与产业路径为中心，较少下潜到城市微观空间的社会命运。

本文以石油之城大庆的龙凤公园为切口，置其于绿色转型的背景中，观察企业、政府、居民与非人行动者（植被、水体、材料、气候与平台算法）之间的互动，借此探究：在宏大叙事的绿色转型之外，谁在生产公共绿地的意义与秩序？

空间的生产：纳入非人行动者的三元空间

公共绿地不仅是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承载着生态修复与环境服务的功能，更是社会交往、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重要载体。

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城市空间并非被动承载发展的静态背景，而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动态产物，是“被生产出来的”[Lefebvre, H. (201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In The people, place, and space reader (pp. 289-293). Routledge]。城市绿地空间作为“记忆场所”承载着城市历史与集体记忆，其生产既包括物理建造和改造，也涵盖了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对空间的塑造[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7-24]。

为理解这一过程，本文基于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空间”框架，纳入非人行动者，关注多元主体在空间生产与治理中的能动作用。三元空间包括：（1）空间表征（如规划蓝图和政策文本）体现了决策者对空间的理性设计与控制；（2）空间实践则揭示了人们在实际活动中对空间的具体使用，反映了不同主体博弈的过程和结果；（3）表征空间（如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感受与象征意义）反映了使用者对空间的体验与再诠释。这三者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交织互动，使得空间随着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迁而持续演变。

同时，行动者网络视角提醒我们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将水体、植被、气候季节乃至平台算法视为具有能动性的参与者，它们通过物理—生物过程与技术分发机制，重写空间的可见性、可达性与可用性。

空间表征的变迁：从“企业办社会”到治理真空

空间表征是权力机构主导的、抽象的空间规划与符号系统，规范空间的功能与使用方式，并通过图纸、规则与官方叙事呈现。基于对企业厂志、政府规划图纸、管理人员陈述与地方史专家口述的综合分析，龙凤公园清晰展现出一条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主导建设、其后企业逐步退出、近年移交政府规划管理的漫长路径，透视出大庆等资源型城市政企分离的艰难历程。

1981年龙凤公园的兴建，是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型国有企业主导城市建设的缩影。与攀枝花、东营等地相似，大庆经历了企业先行组织生产与聚居，其后政府设立并逐步承接社会职能的长期过程。1979年大庆市政府设立，并未立即改写计划经济时期“政企合一”的治理架构：石油企业领导兼任市政职务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加之企业拥有更广的土地使用权、居民围绕油井与工厂形成相距20-100公里的分散组团、市级独立财政尚未健全，致使企业长期“办小社会”，就地提供医疗、教育、水电、绿化等公共服务。在1978年邓小平“把大庆建设成美丽的油田”的号召下，包括龙凤公园在内的第一批城市公园即由石油企业投资建设。

在这一时期，企业不仅是资源与空间配置的权力主体，也主导着“美丽”的定义。作为建设主体的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今大庆石化公司，隶属中石油）利用自有土地，将排污的董家泡围出一部分作为公园水体。

据大庆石化职业高级中学教师及中东铁路历史专家陈文龙回忆，岸边已有企业后勤基地与引种果园林地，为后续造园提供了基础。公园在古典江南园林的审美底色上，叠加东北地域特征与苏联式庭院语汇，运用八十年代的新材料与新技术，并配置儿童游乐设施、饭店、舞厅等功能空间。

厂志记载：“龙凤公园不仅是总厂职工家属游玩的场所，也是大庆市各地市民流连忘返之地。”在空间表征层面，门票、园规、功能分区图、官方报道共同构成规范化的符号系统，定义了谁能进、如何用、何为美的秩序。

龙凤公园门票  （来源：网络）

以政企分离为前提的转型改革重绘了责任边界，但也暴露出路径依赖下的财政与治理承接难题。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的政企分离进程中，龙凤公园逐步陷入“失管-低维护”的长期状态。按交易成本逻辑，当外部交易成本低于内部管理成本时，企业倾向剥离非核心业务。据大庆石化物业管理中心人员称，公园每年需投入至少数十万元维护，企业剥离意愿强烈，资金投入逐年减少，到近些年已不再投入，但直到2022年才顺利移交政府。

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层面承接能力与意愿相对有限：受财政分成格局与产业结构所限，大庆对油化产业的长期依赖难以根本缓解；政府投资优先级更多投向新区建设，偏离工业用地集中的龙凤区。2020年为配合石化公司扩能炼制首批输送至大庆的俄罗斯原油，龙凤公园周边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房屋征收，公园使用者减少，进一步削弱了修缮动力。即便政府目前接手已近三年，官方口径仍为“修缮需大量资金，正研究改造方案”。在公园内，围挡上的警示牌成为主要的空间表征，试图以风险规训替代服务供给，改写公园日常的使用边界与实践路径。

治理真空下的空间表征。园内危桥用铁网封住，上有泛黄的“禁止攀爬翻越进入”警示牌，但铁网早已破坏，有游人闯入。（作者 摄）

空间实践的转折：去制度化的“人-非人协作”

在企业主导期，龙凤公园通过定期维护与组织化活动塑造了规范化的公共交往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范并非仅靠规章与执行维系，而是在日常中以制度化的“人—非人协作”被持续生产。

董家屯泡为封闭的盐碱水体，在工厂建设之初便承泄工业和生活污水，水质恶劣，臭气熏天。尽管当时并无专门的生态修复工程，传统“挖湖堆山”的造园理念将“挖湖”具体化为清除底泥，减少了以营养盐与有机质为主的内源负荷，客观上改善了水体条件。

随后，清淤、堆山、植绿与造景设施的周期性管护成为常态。在提升景观的总体目标下，管护者又引种了荷花等水生植物。荷花既是良好水质的指示物，也是改良者：通过吸收养分、遮光抑藻与根际输氧，稳定并优化了水环境。由此，面向审美与游憩的制度化操作，与水体与植被的能动性相互嵌合，在规范公共性的同时意外产生了持续的生态改善。

景观提升目标下，人与非人主体协作对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左：“挖湖堆山”初期的小山包；中：小山包越堆越高，种植树木，修建沧浪亭；右：“挖湖堆山”不经意改善水质的条件下成功引种荷花，荷花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来源：网络）

然而，随着企业撤出和管理主体模糊，公园的空间实践逐渐“去制度化”。设施的衰败、安全保障的缺失和环境的恶化，使得公园从有序的公共空间变为半废弃的边缘空间。治理真空并未完全终止空间实践，而是促使其向非正式化、自发性和多样性演化。

室外空间在最低限度秩序下维持可用。尚未搬离的老职工仍以此为日常锻炼与社交场所，野草从地缝中生长，与人争夺使用空间；陈旧的警示牌为活动范围设定了某种不稳定的边界。

与此同时，新的实践在无中心的条件下自发生成。原本功能性的连廊这一通行界面被转化为可阅读的公共表面。上面不知是谁留下了“得过且过”“没有明天”的涂鸦，将匿名的个体体验转化为公共文本实践。由于缺乏管理，字迹不会被清洗或覆盖，从而创造出未来持续被观看的可能，将城市转型期的失序、倦怠与不确定性以可视的方式凝固在地，抵抗着主流发展话语对未来的确定承诺。

治理真空下，人与非人主体在龙凤公园室外空间的多元协作。（来源：作者 摄）

室内空间的原有秩序几近坍塌。爬山虎层层包裹立面并随季节变化重写建筑表皮；破窗引入气流与尘埃，停摆的采暖与通风使湿度与温差主导材料老化，霉菌与蛛网在自然光难以抵达的角落栖息拓展……

曾经空间表征赋予的种种功能——活动室、舞厅、游戏厅、饭店等，随着管护者与使用者的双双退场已荡然无存。从前被管治的非人行动者（爬山虎、霉菌、尘埃、冷暖湿度与照明等）变身为规则制定者。其物理—生物过程决定何处令人驻足、何处诱发警惕、何时适合拍摄，重写了空间的可见性、可达性与可用性。

治理真空下，人与非人主体在龙凤公园室内空间的多元协作。左：主体建筑溢芳楼立面被爬山虎层层包裹成为网红红叶墙；中：破碎的窗户内堆放废弃的游船和设施；右：“废墟探险者”深入建筑内部（来源：网络）

疫情期间，本地出游、就地探索成为潮流，这为像龙凤公园一样的边缘空间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公园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即将拆除的传闻为空间实践注入了强烈的紧迫感。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线下社交受限和不确定性使公众产生了对新媒体前所未有的依赖，短视频与图文平台的使用显著上升[沈阳等 (2020)：《2020上半年新媒体发展研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分发机制，作为一个强大的非人行动者，精准地捕捉并放大本地探索这一趋势。基于地理位置和兴趣标签（如#童年回忆 #废墟探险 #秋日摄影）的推荐逻辑，使龙凤公园从一个被遗忘的本地地标，瞬间跃升为区域性的网红打卡点。

算法的能动性在于，它并非被动反映现实，而是主动生产了一种新的空间叙事和可见性秩序。它把不同用户（摄影师、怀旧者、探险家）发布的零散内容，编织成一个关于美学、怀旧与神秘感的连贯故事，吸引更多人前来验证和再生产这一叙事。于是，一种新的、去制度化的人-非人协作循环得以形成：疫情催生本地探索需求 → 用户发现并拍摄公园的破败美学 → 平台算法识别并推广此内容 → 吸引更多用户前来，根据平台已验证的“剧本”（如寻访“溢芳楼”、“红叶墙”）进行模仿与再创作 → 用户的集体实践进一步固化了公园在数字空间中的“探险圣地”或“梦核仙境”标签。公园从低可见的边缘场所转变为影像化公共性的前台。

在这一循环中，其他非人行动者（如爬山虎的季节性变色、冬季的积雪、透过天井和破碎玻璃窗的光线）不再是背景，而是成为了创作的主角。用户们等待、寻找并捕捉这些非人行动者制造的瞬时景观，从而完成他们的作品。公园的空间实践，因此从企业主导期制度化的游憩活动，彻底转变为算法引导下、围绕众多非人行动者展开的、高度视觉化的数字内容生产行为。

表征空间的复兴：多元行动者网络中的意义重构

表征空间是使用者通过生活经验、情感投射与文化想象对空间进行重新编码的场域。在龙凤公园的案例中，这一过程不只是日常使用者的单向投射，而是一个由本地居民、离乡用户与非人行动者（包括平台算法、物质衰败、植被与季节变化）共同构成的复杂网络互动与协作的结果。这些异质性的行动者通过持续的“转译”（translation）与“联结”(association)，共同改写了公园的意义。

对于本地居民与离乡用户而言，他们的怀旧叙事与身份认同的维系，同时受到物质实体与平台算法的双重塑造。当抖音up主“Muchpaiiin”拍摄到公园溢芳楼内剥落残破的墙壁时，平台的内容分发机制将这一影像精准推送给了已离乡的天津用户，触发了他的回忆：“一楼有假山小桥流水……楼上还有大型游戏机。最最喜欢的就是西游记壁雕生动有趣……”。此刻，斑驳的墙壁作为非人行动者，成功地将离乡者的个人记忆“转译”为可供集体分享的公共文本。

同样，当小红书用户“王小明in大庆”捕捉到散落在杂草灌丛内的废弃游船时，算法的跨地域推送激活了加拿大用户Moth的童年记忆：“小时候最喜欢传龙凤公园，湖里淹死过人，楼里闹鬼”。而另一位离乡用户则以其母亲的真实经历对此进行证伪：“湖特别浅，我妈掉进去过……站起来会发现水并不深”。这些围绕湖水深度展开的对话，正是由废弃游船这一物质实体所触发，它不仅唤起了个体的划船记忆，更引发了对童年传说与地方真相的集体辨析。

这些具体的、正在衰败中的物质实体，不仅唤起了个体相关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它在平台算法的助力下成为一个共同的中介，“联结”身处不同区域的用户，围绕一个共同的、正在消逝的地方符号，展开记忆的交换与意义的协商。这些线上怀旧，无论是本地居民的日常凭吊，还是离乡用户的遥远守望，本质上是对抗这种物质性遗忘的符号性努力。

本地居民、离乡用户与非人行动者（包括平台算法、物质衰败、植被与季节变化） 共同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促成龙凤公园表征空间的复兴。（来源：抖音）

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庆共同经历转型阵痛的千禧一代运用“中式梦核”这一独特的美学框架，深刻地丰富了这场空间意义的再生产。对他们而言，龙凤公园不仅是童年记忆的载体，更成为了理解家乡发展变迁的视觉窗口。

“中式梦核”作为国际网络美学Dreamcore/Weirdcore的本土化变体，其核心在于通过千禧年前后的生活符号与空间残片，营造出介于怀旧与不安之间的梦境质地。本地小红书用户“空茧”的观察极具代表性：“80-90年代大庆建起来的很多公园都有这种很高雅梦幻的中式风格设计，这么多年过去了荒芜又给它们加上了一层别样的中式梦核滤镜。”这番描述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式梦核”在大庆等资源型城市语境下的独特含义：它既是对“企业办社会”时期建设美学的追忆，也是对后工业时代空间命运的审美化诠释。“中式梦核”在这里超越了单纯的美学标签，成为一代人理解家乡转型的认知框架。它将个人成长记忆与城市发展轨迹紧密交织。

平台算法通过“中式梦核”“仙境”“探墟”等标签的传播，不仅放大了这种美学体验，更将其“转译”为一种公共美学符号。当小红书用户“橘戈多zzz”将溢芳楼描述为“静止的破败，静止的阴森”时，她不仅是在记录物质现实，更是在参与构建一种共享的感知范式。这个范式让成长于大庆转型期的年轻一代，能够将个人的迷茫与失落“联结”为代际的共同体验，在美学层面完成对家乡复杂情感的梳理与表达。

平台中介的表征空间正在反向塑造线下实践并外溢到治理视野。再访节点与路线趋于稳定，访客结构出现代际与跨地域的重组，公园的网络热度成为公共感知的晴雨表。尽管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政府已将龙凤公园纳入未来公共绿地的规划，但在更广泛的城市实践中，基于网络热度对网红打卡地进行微更新的尝试并不罕见。

若龙凤公园的线上可见性与社会叙事持续积累，它完全可能成为推动物质空间微更新的舆论与民意基础。这意味着，表征空间的复活不仅重构公众对龙凤公园的情感地图，也为其物质层面的再生产提供了动力来源与政策想象的入口。

尾声

龙凤公园的微观叙事，揭示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中被长期忽视的维度：公共空间不仅是规划与治理的客体，更是社会生态关系再生产的媒介。从企业主导的建设到治理真空下的衰败，再到数字平台激发的多元协作，这座公园的变迁见证了大庆从石油繁荣到转型阵痛的完整历程。当制度性力量退场时，社会力量如何通过与物质环境、技术平台的复杂互动，完成对空间意义的复兴与重塑？这一过程提醒我们，真正的绿色转型不仅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升级的技术过程，更是社会文化层面的空间治理创新。它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正视平台算法、物质演变与自然节律等非人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在资源型城市寻求转型突破的今天，也许我们需要的正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智慧，让官方规划与民间创造、公众需求与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展开真正的对话，共创城市新生的叙事与实践。

（本文为“普通人的自然”系列的延续，感谢王婷博士对此文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