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上海，一下飞机，我就能闻到一股湿湿的味道，那是小时候的味道。”大提琴家秦立巍长于上海，13岁离开家乡，至今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10月24日，秦立巍回到音乐生涯的起点之一上海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他怀抱一把1786年的大提琴，以C大调为主题，带观众走了一遍“大提琴发展史”。这也是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项目。

从巴赫的复调圣殿、贝多芬的情感丰碑，到布里顿、德门加极富探索精神的现代作品，音乐会串联起4个世纪、以C大调谱写的4首作品，“C大调只是一种写作方式，但在不同时期，这支‘笔’画出的作品是如此不同。”

“我不想坐在以前的光环上，像骑在一匹金马上，希望这匹马无限制地跑下去。”49岁的秦立巍希望，在音乐上有更多新鲜的大胆的探索。即将迈入50岁大关，他不留恋过往，也没有年龄焦虑，坦然走向更开阔的艺术人生。

2025年，秦立巍和黄秋宁在“纯粹C大调”音乐会

【对话】

菜肉馄饨是乡愁，湿漉漉是家乡味道

：回上海后，你会去哪些地方怀旧，有没有一定要吃的上海美食？

秦立巍：菜肉馄饨呀，皮很厚，煮熟之后里面有汤，皮上面挂着水珠。现在有一部上海话电影《菜肉馄饨》，马上就要上了。我喜欢到小时候住过的复兴路、汾阳路一带吃，那里连味道都不一样。

对我来说，上海和其他城市有点不一样。一回上海，一下飞机，我就能闻到一股湿湿的味道，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秦立巍

：小时候会常来上海音乐厅听音乐会吗？

秦立巍：我不记得第一次来听的情景，但肯定很小。如果爸爸演出，就是妈妈带我来，妈妈演出就是爸爸带我来。刚开始我也听不懂多少，只是感受音乐会的环境和氛围，尝到一点味道。逐渐地，音乐在我生命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重要。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厅，你曾与上海交响乐团、张国勇合作老柴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那是柴赛得奖之后吗？

秦立巍：柴赛之后，上海交响乐团邀请我回来，上半场拉了老柴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下半场演了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那是我回到上海一次比较重要的露脸。之前，我也到上海音乐学院交流，但这是公开的面向社会的演出。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手绘海报。他们拿了一张我在柴赛上演奏的照片，画出来，很神奇。这和机器制作出来的产品不同，靠手一笔一笔画上去，情感更浓烈，更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秦立巍

：11年后，再次回到上海音乐厅开独奏音乐会，你少了一些证明自己的欲望？

秦立巍：所有人在年轻时都想证明自己有多棒，这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往前走的动力，很正常，反之就是没有上进心。

马上50岁了，我应该更加享受这个过程。证明自己是很被动的事，别人认可与否，我都无法干预，只能保证每次上台都是100%、200%的投入。

现在的压力更多源于自己，对一件事付出很多，想以最好的状态回馈自己，同时让观众听到。这方面的努力不会减少，但也不必祈求观众夸我厉害。最重要的是，在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打动一些人，让人感受到这是有意义的音乐会。

走到现在，我算是稍微有点小成就，这让我更有责任感，要往前走得更好——不用走过的路证明自己，而是走好后面的路。

秦立巍和黄秋宁

：现在回上海的演出频率高吗，对上海的演出市场有怎样的观察？

秦立巍：每年都会回上海，北京更多一点。这几年，上海的演出市场经历了起伏，特殊阶段所有人都不能进来，现在完全打开大门，其他市场都没有这么蓬勃，上海就像当年的日本，大团、大独奏家都想进来。

现在的世界是完全打开的，是“世界村”，你要想在任何地方有一席之地，都要努力展现最好的水平。我算半个海外、半个本土的人，但不能因为我是本土的，大家都接纳我。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音乐厅没有必要托举本地的“次品”，一定要展示最好的，这对我们反而是动力。

：对上海的演出秩序有何观感，最不能忍受哪些不文明现象？

秦立巍：上海音乐厅当晚的演出秩序非常好，前几天在武汉的演出秩序也相当不错。整体来说，一直在进步。自媒体上经常有人说秩序问题，说明大家意识到了，改变需要时间，毕竟不像盖楼那么快。

音乐家要保持宽容，更重要的是能调节心态，全神贯注地演奏，不受偶有的一两个噪音影响，大化小、小化了，照顾到在场的其他999位观众。

至于不能忍受的杂音，要看作品。比如巴赫的曲子，音色轻、转变多，手机哐一下掉了，当然就不太理想了。很多人也不是故意的，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我以前在日本地铁上让别人小声点，对方会说“对不起”，因为没有意识到。有人掉了一次手机后开始警惕，每个人都有掉一次的机会嘛，要有一点宽容心。

乐章之间的鼓掌，我不太在意，这是一个礼俗，很早以前大家都鼓掌的。我演出的目的不是教育观众怎么听，而是把可能90%非音乐专业的人带进音乐世界，让他们暂时离开现实生活，展开遐想，甚至开小差。开小差不是大事，全神贯注连专业人士、音乐学生都不一定能做到。有时我们去听音乐会，比如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每一个音都认真听下来，累都累死了。我也会开小差，音乐有时候温度是很低的。

演出结束后，要不要迅速鼓掌，也要看曲子。一方面，音乐本身是有线索的，就像人和人说话，句子没结束，对方不会鼓掌。另一方面，音乐家的肢体语言也会给观众提示，比如我很快站起来，观众就会鼓掌，如果我不动，弓子停在那里，观众也不会鼓掌。

秦立巍和黄秋宁

一夜爆红相对容易，但是要长红很难

：父亲是上海交响乐团大提琴副首席，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你从小学钢琴和大提琴，后来为什么专注于大提琴？

秦立巍：我爸找了一把大提琴教我，没告诉妈妈。有一次，我妈演出出差回来，我爸说：诺，你儿子会拉琴了。我开始两个乐器一起学。当时，钢琴弹了4年，大提琴只拉了1年。钢琴的节奏把握很难，大提琴是单线条乐器，音符的表现更容易，外加小孩的惰性，我就选了更容易的，能事半功倍。大提琴的竞争也稍微小一点。

我小时候学琴没那么刻苦，13岁到18岁，每天练1.5-2个小时，只有在比赛或特殊音乐会前才会多练。效率非常重要，要会解决问题，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不走弯路，只要每一步都在往前走，即使走得慢一点，也会很快到目的地。最怕左边走三步，右边跨两步，最后一看，还在原地踏步。

有时间限制的练琴，对我后面成为专业人士帮助很大。每天打开琴盒，我都知道今天干什么，目的非常明确。最怕没有逻辑性。

少年秦立巍和父母

：13岁离开上海去澳洲生活，那段文化迁徙的经历，给你的人生带来怎样的烙印？

秦立巍：打开了视野，完全全新的世界。一开始确实有困难，英语只会cat、dog、table这些简单词汇，好在年纪小学语言快。最幸运的还是能接触很多国家的文化，不是走马观花地度假两周，而是真的生活在那里。

我曾经一度迷惑自己的身份，甚至到了二十六七岁还在困惑：一半亚洲，一半西方。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应该享受、拥抱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看每一种文化的优劣，从中选择自己需要的。

童年秦立巍

：在墨尔本大学，你为什么没学音乐，而是选了金融？

秦立巍：在澳洲的高考VCE，我考了97.5分，音乐学院75分就能进，法律要99分、医科要99.5分，其他专业我都能进。我本来想选建筑，但建筑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当时我在澳洲已经有些音乐会了，最后选了能分配时间的金融专业。

离开之后，我开始想念大提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我给了自己4年时间，在墨本尔大学申请保留学籍，便去了英国留学。我有4年计划：第一年拼命学习，第二年参加本土比赛，第三年参加国际比赛，第四年看能否签经纪公司，能做到就留下，不能就回家。

爱音乐不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有些人可能少些天赋、机会、运气，逼自己走这条路反而不愉快。一个人要走得远，需要不断达成小目标，否则会很痛苦。后来，我完成了这个宏观计划，慢慢走上了音乐路。

少年秦立巍

：虽然只读了一年金融就离开，但也是丰厚你人生的一段经历？

秦立巍：我没有读附小、附中，而是在一所英式的男子中学读书。当时，我周边全是从事音乐行业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很大，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能人，都有非常伟大、优秀、聪明、有天赋的人。我很喜欢和其他行业的精英在一起，能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学习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我的音乐会不是只拉给专业人士听的，我也不想只迎合这批人的爱好，怎么友好地伸出手，把那些非专业的人拉进音乐殿堂，也很有意思。

学金融、学文化课，对我学大提琴的帮助也很大。因为每道题都是应用题，不是简单的1+1=2，每道题的解法、条件都不一样，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时间。

1998年，秦立巍在柴赛的决赛现场

：柴赛摘银后的那一年，你是明日之星，演出无数，但不久就进入了低谷？

秦立巍：柴赛银奖给我带来了大半年的音乐会，后来就没了，之后我又去纽约打了一个比赛，拿到第一名。北美和英国的乐团又注意到我，因为我有两个大奖，不是一炮而红、昙花一现。

很多经纪公司签的赢家，他有可能花了十年去精雕细琢一套曲目参赛，但这套曲目撑不起一份事业，当乐团让他拉其他曲子时，他一下就露馅了。

真正的音乐事业需要综合能力，包括曲目储备、文化底蕴、为人处世、刻苦程度、语言能力等等。所以，现在要赢两三个比赛，才稍微有点机会。

：现在的比赛很多，冒出来很多新星，但可能迅速就被市场遗忘了，你也是老师，会鼓励学生去参赛吗？

秦立巍：可以把比赛看成锻炼自己的方式，但是要靠一个比赛打开事业，想得太简单了。音乐事业不光是靠一顶皇冠或一个比赛招牌立起来的。这个比赛招牌就算赢了，你可能忙一两年，但是如果综合能力比较差，EQ不高、底蕴不行、语言不灵，寸步难行。

比如一个亚洲孩子，英语不好，弹得再好，拉得再好，怎么跟这些指挥打成一片、跟这些室内乐音乐节打成一片？你很痛苦，人家也很痛苦。所以，一夜爆红相对容易，但是要长红很难。

2002年，秦立巍和指挥家张国勇、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2002年，秦立巍和指挥家张国勇、上海交响乐团排练

想推广现代作品，也想重新认识巴赫

：你的体态实在太好，看起来很年轻，怎么保持的？

秦立巍：我喜欢锻炼，每周跑步2次、有氧运动2次、无氧运动3次，除了大手臂以下的肌肉不碰，其他部位都要练。

：中国人很容易被年龄捆绑，快50岁了，你会有年龄焦虑吗？

秦立巍：我没有。如果明天没人找我拉琴，我的情绪可能会跌入低谷，但很快就能调整。我很幸运，大家还蛮喜欢我拉琴，但并非一定要靠这个刷存在感，才能彰显我的人生价值。

那些传统的曲目，比如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我已经拉得够多了，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能力。我就做一些想做的事，比如“纯粹C大调”音乐会，为什么用C大调串联，为什么把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捆绑在一起，为什么选布里顿、德门加的现代作品……我都有自己的想法。

也许五年后回想会觉得有些可笑，但最起码我在做点事，而不是坐在以前的光环上，像骑在一匹金马上，希望这匹马无限制地跑下去。

如果要求自己保持以前的状态，一直保持到60岁，一个晚上可以拉两三首大提琴协奏曲，当然会焦虑了，毕竟身体的机能在衰退。

你不能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以前的蛋糕，一定不能坏掉，十年后也要保持新鲜，怎么可能？你现在要做的是当下的蛋糕。所以，我没有焦虑，因为我一直在改变自己对事业的想法。

：你现在主要是想拓宽和推广现代作品？

秦立巍：我有推广现代作品的想法，也有重新认识老作品的欲望。

音乐家要有进化的过程，也有责任去“过滤”作品。我这两天在上海演的一首现代作品，大提琴发出像钟一样的声音，没人听过，很有冲击度。我拉一个没听过的，说不定有些孩子很感兴趣，就去找谱子学了。

这段时间，我还拉了很多次“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部分组曲）。20岁时，我就已经录了第一组曲、第二组曲，现在听很幼稚。教了25年书以后，我才对巴洛克音乐的演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享受到巴洛克音乐的空间感、呼吸感。他们一直叫我录全套，但我一直拒绝，30岁、40岁不是特别想碰，底蕴还不够，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这条路要慢慢走，不急。

当然，那些常拉的大提琴协奏曲，肯定还是要拉，要保持在舞台上的状态，乐团也一直在请我。同时，我也在开拓新作品。明年，我会和中国爱乐合作大提琴与乐队狂想曲“所罗门”。国家大剧院也为我策划了两场音乐会，双大提琴、四大提琴、八大提琴……我从头拉到尾。

：未来，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全套录音？

秦立巍：我在准备，今年演第一、第三比较多，去年是第四、第五，明年可能第六，慢慢推进吧。如果现在录音，第二天再去听，我一定有后悔的地方。我还是希望，傻的错误少一点。有些地方，你拉了10次就是会不一样的，你就给自己10次的机会。

2010年，秦立巍在上海音乐厅

：现在是你状态最好的时候吗？

秦立巍：还可以，整体状态还不错，大提琴协奏曲还是得心应手。不会像十几岁那样，再去拉《精灵之舞》这一类的作品。但是我的演出经验、舞台控制能力都在提升。

：演出前，你有没有特别的小仪式？

秦立巍：我要安静，至少40分钟。我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今天为什么拉这场音乐会，目标是什么。

：如果不练琴、不演出，你有哪些爱好？

秦立巍：除了运动，我蛮喜欢看电影。电影和音乐很像，台词就像是音符，每个乐章就像不同的角色，灯光的明暗就像音量的轻重……导演就像演奏家一样，在调动一切元素，思考如何把建筑的结构做得有逻辑性。

我很喜欢诺兰。他很聪明，他的作品不是一下子搞清楚，《盗梦空间》我看了两三遍才恍然大悟。

：听说你的小孩也在学琴？

秦立巍：大孩子已经不学钢琴了，小孩子还在拉大提琴。我唯一的要求是享受过程，既然要做就好好做，未来要不要成为专业是他的选择。

他现在13岁，等到十五六岁还想走专业也不晚，最起码我可以陪他练，帮他少走弯路。至少让他在做选择的时候，还有选择的机会。

：你在新加坡生活了近20年，对这个国家有怎样的观察？

秦立巍：我在中国生活了13年，在澳大利亚6年、英国11年、新加坡20年。

为什么去新加坡教书？当时，杨秀桃音乐学院刚成立，我正好和新加坡交响乐团拉协奏曲，他们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经在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任教。父母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飞过去7个小时，我希望离父母更近一些。当时我也开始跑中国演出市场，顺其自然留在了新加坡。

我特别喜欢新加坡。它处在西方的系统里，但是人文上非常东方，能说中文，英语也是官方语言。我在这个中西结合的地方，如鱼得水。

2014年，秦立巍在上海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