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地版图中有30%的面积属于干旱区，涵盖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路、阿拉善高原与柴达木盆地等重要区域。水资源开发是干旱区社会经济存在发展的前提，水利史因之在干旱区整体历史中具有纲纽意义，与环境演化路径、边疆治理模式、区域社会特质等课题关系密切。干旱区水利史研究曾长期游离于中国水利史的主流关切之外，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渐趋活跃，发现干旱区水利史的独特问题是重要进展。“理水龙荒”栏目的作者，都是正在或曾经作为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团队成员从事干旱区水利史研究的青年学人，他们将从不同方面围绕河西走廊、宁夏等地的关键水利史课题呈现自己的思考。

一、测水建渠：王全臣的治水行迹

河西走廊深居内陆，举目皆是干燥少雨、地广人稀的苍茫岑寂。自汉代以来，人们依托石羊河、黑河、疏勒河诸内陆河水系大兴屯田水利，于广阔戈壁与分散绿洲间建立起密集的灌溉水利系统，推动绿洲农业持续发展。时至清雍正十一年（1733），河西走廊西部疏勒河流域，仍延续书写着干旱区灌溉水利建设的生动故事。

明清之际，蒙古准噶尔部在天山以北兴起，其后势力向东扩张，兵锋侵扰哈密、吐鲁番一线。雍正九年（1731），准噶尔部进犯吐鲁番，当地维吾尔民众主动请求清廷庇护。次年十月，首领额敏和卓率领共计2337户，8122名民众内迁，雍正十一年分批抵达河西走廊西端瓜州地区，定居于疏勒河下游。为妥善安置移民，清廷新设安西兵备道，办理屯田及水利事务，湖北钟祥人王全臣出任首任道员，开辟“地土肥饶，水泉滋润”的移民新居，遂成为其任内的核心治理议题。

瓜州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然因疏勒河流经，开渠灌溉便可耕种。2014年，锁阳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组成部分，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该遗址实证，至迟在汉唐时期，疏勒河流域已建成包含渠道、水闸、堤坝等在内的完整灌溉系统。自明代据守嘉峪关，关外之地日渐荒芜，往昔黍麦畅茂、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绿洲景象，终沦为“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的戈壁荒漠。为安置维吾尔人移民，王全臣决心恢复疏勒河灌溉传统。当他立于河岸，远眺源自祁连山冰川的蓝色河水蜿蜒流淌，见充沛的河水却因河道失修而四处散溢，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形成片片湖泊沼泽，芦苇丛生，胡杨点缀。此番情景，王全臣确立了汇集散流之水，重建绿洲灌溉系统的治水目标。

图1 疏勒河（甘肃省疏勒河管理局王彦林摄）

疏勒河中游发育有一典型冲积扇，河水自扇顶进入戈壁后，因河床渗透性强，河水下渗形成地下潜流，潜流重新涌出地表，汇集成散流泉水河，致使疏勒河主流出扇后水量显著减少。王全臣经详细勘察流域地质与水情，深刻把握上述水文规律，遂创造性采取“萃众沟泉、逼水入河”的工程举措，主持开凿数千米长的大型渠道（当地称“黄渠”），截引冲积扇扇缘地带出露的泉水，有效收拢、汇集散流，将其输送至位于疏勒河下游维吾尔移民垦区。经此大型渠道集水工程“凡水所能及之处，率皆村墟相望，阡陌相联，可耕之地已无荒芜”。

图2 黄渠今影（甘肃省疏勒河管理局王彦林摄）

回顾河西走廊平原地区的引河灌渠营建历史，多数工程选择从河流上游直接引水，以此获取更充足的水源并控制灌溉范围，未见针对集水、汇水的专门工程设计。然至18世纪，疏勒河中、下游灌区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以大型渠道主动汇集和调控水源的技术举措——这一方式显著区别于本地区常见的地表水直接引灌模式，更具工程针对性与技术复杂性。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王全臣的水利实践前，河西走廊西部长期水利荒废，为何在这一时期能够规划并实施此水利解决方案？如何解释其技术成熟性与独特性的来源？或许我们从工程主导者王全臣的个人仕宦经历中寻找答案。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在官员任免谕旨亲言“王全臣在陕挑浚秦渠，熟悉水利”，此指向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全臣任职宁夏水利同知的治水经历。其时，王全臣于素有“塞上江南”之称、被誉为“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宁夏平原，主导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引黄灌溉工程。针对唐来、汉延二渠水量不足的问题，王全臣主持新建了大清渠，通过建设结构化渠首水利设施引取黄河水，并将渠道尾闾汇入唐来渠，有效增强了区域水网的调配能力。比较王全臣在宁夏平原及疏勒河中下游水利实践，诚然两地自然禀赋迥异，然均以获取水源为水利技术关照。这一共性背后可能隐含一条重要线索：黄河上游的水利知识与实践经验，影响河西走廊内陆河流域的水利开发。

图3 大清渠（作者摄）

二、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下游：水利技术的千里回响

河西走廊与黄河宁夏平原虽山川相隔，然两地传统水利工程的技术工艺与维护举措却呈现诸多相似之处。其一，宁夏引黄灌渠渠首导流堤采用“用柳囤千，内贮石子，排列两行，中间用石块、柴草填塞，上复用石草加叠，过于水面，更用大石块衬其根基”的工艺，与河西走廊以植物编成框架填充卵石制成石笼，石笼层层堆垛修筑的渠首导水与壅水建筑物的做法极为接近。其二，河西走廊灌渠渠首工程将白杨树横置在筑坝地区，并在树枝间填筑卵石、黏土，形成可临时泄洪的“活动堤”，该形制与功能均类似宁夏引黄渠系中采用草土筑堤堰堵塞渠口的“捲埽”技术。其三，河西走廊灌区通常于每年清明前统一重建渠首，称为“旱修”或“春修”； 而宁夏渠道亦在清明前一月开展渠首维修与渠道疏浚，两者在时间节点与工程内容上相呼应。以上例证表明，河西走廊与宁夏平原在水利技术存在一定关联，而宁夏平原在石工技艺与工程系统性等方面较河西走廊更为成熟，王全臣的治水经历，暗示了宁夏水利技术向河西走廊传播的可能性。若继续这一技术源流追问，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体系可能吸收并融合了来自黄河下游的河工技术传统。

图4 1958年甘肃永靖盐锅峡草土围堰塞施工图

图5 1960年代扩建疏勒河桥子东坝，甘肃省疏勒河管理局保存

民国年间的水利调查已关注到黄河上、下游水利技术存在关联，1913年山东省政府组建以疏通山东大运河河道、治理新淤土地为核心任务的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这一处理华北水利事务的机构，提出黄河、运河流壤相接、利害相共，治理黄河水患不仅在于下游筑堤防洪，还应考量上游水量调剂。1919年筹办处组建河套调查团，对黄河上游进行系统考察，并于1923年编辑出版《调查河套报告书》。该报告提及宁夏黄河灌溉与下游黄河防洪技术，例如累石横断渠口发挥溢流作用的“跳水”结构类似内地的滚水坝；渠道挑水护岸星“码头”构造类似河南黄河河工挑水坝。

追溯宁夏黄河灌溉与黄河下游防洪的水利技术关联，埽工技术与岁修制度可作为显见案例。埽工是传统河工中用于护岸、堵口、截流等的水工建筑物。在黄河宁夏段，埽工主要用于堵口截流与防洪护岸，其以麦草、黄土捆扎而成的“捲埽”结构，与黄河下游所采用的分层铺设柴草与黄土形成柔性水工体的“卷埽”技术相似。黄河上、下游的“捲埽”与“卷埽”均以秸秆、柳条等材料构筑，核心结构与功能一致，具备消杀水势、降低流速、阻滞泥沙并促进落淤的作用。岁修制度是黄河下游防洪与运河保障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依托定额化的中央财政支持、民夫雇募与物料筹措，实施年度周期性工程维护。宁夏灌区同样实行称为“岁修”的渠道年度维护，其在工程计划、征调夫役、储备工料等方面的做法，与下游河工中的埽工和堤防岁修模式颇为相似，表明跨区域、标准化的水利管理制度在黄河流域的水利实践中得到传播。

图6 1934年《黄河水利月刊》（第1卷第10期）载1930年代河南开封黑岗口黄河埽工

图7 《黄河上中游考察报告》（1947年水利委员会发行）载1940年代宁夏青铜峡汉延渠渠首

传统水利下黄河上游与下游治水目标存在显著分野，但若深入历史场景，可以发现黄河上、下游埽工确有交集。宋代黄河下游已普遍使用埽工，元代至正四年（1344），黄河山东曹县白茅堤决口，至正十一年（1351）工部尚书贾鲁主持治河工程，期间来自宁武的宁夏水工人员参与黄河西岸的埽工堵口工程，而黄河治理中长期存在跨区域的人员与物资调拨，此极有可能推动跨区域技术交流的发生。至于岁修制度，宁夏地区早有年度水利维护的传统，但“岁修”之名至雍正年间才正式出现。清雍正初年，清廷于宁夏北部推行屯田开垦，修建惠农、昌润二渠，主持渠道建设的兵部侍郎、宁夏水利同知通智在奏折中以“岁修”称渠道年度维护，该称谓自此沿用。黄河河工岁修制度成型于清顺治年间，其后被广泛应用于各区域的江河治理，康熙年间永定河岁修即参照黄河岁修确立制度规范。那么雍正时期国家主导开发宁夏引黄灌区，极有可能吸纳黄河岁修的规则与经验，规范本地水利活动，遂有宁夏灌区岁修之制。

由埽工工艺、岁修制度可见河西走廊内陆河灌溉、宁夏平原引黄灌溉，乃至千里之外的黄河下游河工之间，存在某种以传统水利技术为纽带的内在联系。这一由东向西的技术关联链条表明，水利技术当可在治水实践中跨越地理阻隔，在不同流域之间实现传递与适应。我们有必要追问：此种跨越千里的技术“回响”，依托了怎样的传播路径？

三、流波与薪传：传统水利技术的传播路径

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是深嵌于政治与社会语境之中的知识、方法、技能与工具之综合体。其内在的复杂性，决定了技术的传承与传播必然是一个多层次、多动因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在玻璃制造与水稻栽培等技术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充分显示。中国玻璃技术自战国时期发端，但长期发展缓慢；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带来的伊斯兰玻璃输入，推动了工艺革新；然而宋元明时期，受仿玉传统与瓷器文化影响，玻璃技术发展近乎停滞；直至清代，通过系统性借鉴伊斯兰、法国雕刻技法及德国工业技术，宫廷玻璃在套料、仿宝石等工艺上达到巅峰，民间制造也通过融合中西技术焕发新活力。水稻在宋元明清近千年间始终难以在北方成功推广。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北方难以复制南方水网密布的稻作生态，而小麦等旱作作物因需水量低、抗逆性强且轮作体系成熟，占据明显生态优势；其二，稻田扩张常引发灌溉水源的权属纠纷，并激起旱地农民的生计抗争，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由此可见，技术的传播不仅须应对自然条件与生态竞争，还深受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其过程往往障碍重重，路径曲折。

中国数千年水资源开发孕育的传统水利技术体系，源于农业文明中基于地域经验的水资源调控与利用实践，主要包括对水资源转化规律的认识、各类水工建筑的修造与维护技术，以及水资源的分配与管理技术等内容。其受自然条件与利用目标的影响，各地水利技术往往处于生态、政治与社会因素交织的复杂网络之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为我们追溯跨区域水利技术的传播源流与影响路径带来了挑战。

西北地区的传统水利技术较东部地区相对滞后，易受到域外先进技术影响。王全臣从黄河上游到疏勒河流域的治水实践并非个例。在宁夏平原水利发展历程中，水利技术工艺革新与管理制度确立，往往与具备专业知识和跨区域经验的治水官员密切相关，郭守敬与杨应琚即为典型代表。元至元元年（1264）著名科学家的郭守敬任职河渠副使，其在西夏故地宁夏平原黄河沿岸“更立闸堰”，恢复农田灌溉，为之后明清两代宁夏引黄灌区的大规模建设奠定基础。元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向元世祖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提出发展华北地区黄河、沁河、漳河等河渠灌溉的系统构想，其后在宁夏推动的引黄灌溉当受到这一构想的影响。至清代，宁夏平原引黄灌区水利管理日趋制度化，乾隆十七年（1752），甘肃巡抚杨应琚制定“浚渠条款十二则”，确立渠道维护规范。杨应琚在此前长期从事于水利事业，例如乾隆六年（1741）任甘肃西宁道时主持修建贵德地区多条灌溉渠道。此类具备跨区域水利经验的官员在河西走廊亦不乏其例。以雍正十年（1732）肃州黑河三清渠的建设为例，主持与参与该项工程的主要官员，均具有丰富的水利实践经验。署理陕西总督刘於义曾担任直隶河道总督，熟悉华北水利；孙兰芬此前历任山东登莱青道、署理山东布政使，处理山东水利与政务；吴敦熺则曾效力于宁夏渠工，积累了灌区建设经验。

水利事务因其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掌握相关知识与经验的官员在不同区域从事水利实践，成为技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此过程中，专业性文献对水利知识的整合、传承与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2年10月，黄河水利视察专员王应榆在进行黄河全流域考察之际，于车中阅读古今治河策议书，以作为视察参考及制定治河规划的依据。此类官员通过典籍获取技术知识的举措，客观上推动水利技术的跨地域传播。技术官员著述与奏疏、文书、档案的编纂，实为水利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从历代正史“河渠”专篇，到宋元以降地方志对水利事业的系统记载，水利文献纂辑不断丰富。明清时期，治水官员著述盛行，诸如潘季驯《河防一览》、万恭《治水筌蹄》、刘天和《问水集》、靳辅《两河经略》、康基田《河渠纪闻》，均由管理黄河、运河的高级官员编纂，系统性记录治水过程。宁夏地区亦出现了专书记录引黄灌溉工程，如王全臣《大清渠录》、王树枏《重修中卫七星渠本末记》。同时，水利机构系统汇编文书、案卷，傅泽洪、郑元庆纂辑《行水金鉴》，江南河道总督府编修《续行水金鉴》，记载全国防洪、水运及灌溉情况。水利文献使治水官员群体得以“按籍知古”，在不同区域的水利实践中运用既有知识体系。

图8 水利文献书影

从河西走廊到黄河上游、再到黄河下游，政府通过建立专门的水利官僚体系，掌控水利事务的各个环节，并直接组织相关工程的实施。在这一治理模式中，官员的跨区域调动与水利文献的传播，构建起跨区域的水利技术传播机制。由此，黄河中下游等核心地区成熟的水利技术得以向西北地区传输，不仅推动了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着传统国家的治水能力。

18世纪初，当王全臣在疏勒河畔极目远眺，他所凝望的不仅是眼前的水流，更是多年来辗转任职各地积淀的治水智慧，蕴含水利技术跨区域传播的隐约线索。从河西走廊的内陆河灌渠到黄河沿岸渠道与堤防，看似不相关联的水工技艺与管理制度，并非割裂的水利技术残片，而是隐约可见的技术传播链条。官员的转任、文献的流传、制度的推行，如同一道地下潜流，承载着技术的种子在不同土壤中生根、发芽、生长。其既共享传统中国治水的深层逻辑与制度智慧，也见证着自然条件、国家力量、地方实践之间的持续对话。时至今日，从戈壁绿洲中的渠道遗迹到河西走廊体系化灌渠网络，从黄河之畔的埽工遗存到保障大河安澜的黄河防洪工程，跨越千年，水利技术持续书写着关于传承、适应与发展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