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方志的修纂史上，高凌雯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民国《天津县新志》的总纂，其所著《志余随笔》实乃修志的经验之谈。高凌雯，天津人，字彤皆，清末生民国卒，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志余随笔》为学者所重，来新夏先生点校该书，并为之作《前言》，称赞该书“资料搜集之广，尤可为修志者法”，其中引用谱牒资料颇多，于此可见族谱有资于修志。反之，从地方志也可了解其所利用的族谱情况，并从所记内容进入地方历史，特别是居民的历史。因此，笔者意在通过分析《志余随笔》所引谱牒资料，探讨天津人族姓的由来、族谱状况以及谱志的关系。

《志余随笔》所引谱牒史源及其考证人物价值

高凌雯说编纂天津方志时，“各家谱牒寓目者凡三十二姓，皆于选举荐绅人物，有资考证”。可见他利用谱牒修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谱牒有助于选举、职官、人物的编撰与了解。他所寓目的谱牒应是当时天津存世的主要族谱，有32姓之多。直接引用的谱牒姓氏，有靳氏、李氏、梅氏、陈氏、黄氏、殷氏、费氏、倪氏、赵氏、武氏、华氏、邵氏、金氏、徐氏、刘氏共计15姓，占到所寓目者的一半。

高凌雯修志，很注意用谱牒资料作为证据。如志稿中有李瑞璋，即“据李氏家乘为之”。无谱牒资料为据，修志或有缺憾。如张霪的父亲闻予，有弟名念兹，惜“张氏宗谱已佚，若闻予、若念兹，皆不能举”。谱牒保存资料的功用明显，高凌雯便说：“明人文字，传于今犹可得见者……《津门诗钞》存刘公诗三首，云得自刘氏家谱。”

高凌雯看重谱牒的重要原因是谱牒人物资料往往根据碑刻，比较可信。如他说：“靳氏家谱谓其先人仕卫职有功者，事迹载城楼碑。”靳氏从城楼碑考证先人仕卫职有功，高凌雯在方志中采用靳氏家谱。再如，“北仓赵氏，原籍江南。永乐二年有名赵全者，以指挥使自会州卫迁武清，此赵谱所载，而《天津卫志·官籍》载有赵金、赵德全，俱江南人。则金或全之误……则赵全或即赵德全亦未可知”。这是依据谱牒推测卫志记载错误的事例。

但是，谱牒记载并不一定严谨，甚至前后矛盾，需要辨正。如“县志《殷尚质传》亦录卫志，其死绥一节，则采《明史稿》。公亦有墓碑，且近在城西，人亦未之知也。最奇者殷氏族谱开首即录碑文，大书‘予谥忠勇’，而县志沿《明史稿》之讹，作‘忠愍’，殷氏子孙又沿县志之讹亦改称‘忠愍’”。殷尚质事迹见于《明史稿》，记载尚质死后谥为“忠愍”，但是城西尚质墓碑记载其谥为“忠勇”，当以墓碑记载为是。县志采《明史稿》误，殷氏族谱录碑文又据县志改订，反误。又如，“黄东为钊长孙，明明载诸墓志，卫志谓东袭指挥佥事，升都指挥佥事。黄氏族谱，既载墓志而世系竟无东名，亦可异矣。且以承袭年祚远近计之，必东以下再有一世，方能衔接，是谱中断二世”。这些谱牒编纂者虽然搜集了比较原始的资料，但是疏于考证，行文中常出错误。

谱牒也记载有根本就不准确的，需要谨慎辨别，不能拿来就用。如“李经世附传，采自李氏家谱，其事其文，居然小说也。余为别缀以词，庶可避俗就雅，若直录之，则真豆棚瓜架之谈矣”。在高凌雯看来，李氏家谱中李经世的记载类似传闻，如果直接采用将成为民间笑谈，所以他特加说明，以免误导。

有的家谱甚至攀附名人，不足采信。高凌雯举例：“有人持家谱请著录，乃前明开国勋臣，累世禁卫大臣，鼎革且有死节者，此胜朝望族也。然卫志修于康熙初，距明不及三十年，阀阅之盛，并无一言及之，是为可疑。”c这种谨慎求真的态度，保证了高凌雯修志既利用谱牒又不轻信谱牒的恰当做法。

由于高凌雯看到谱牒当中的碑刻墓志传记资料，有助于修志存史，他在《天津县新志》卷二四单列“碑刻”一类，其中就有采自于《徐氏家谱》的《徐城墓志铭》《徐嘉贤墓志铭》。

《志余随笔》所见高凌雯对于谱牒学的见解

高凌雯通过阅读天津的谱牒文献，特别是修志中的考辨，对于谱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他认为，谱牒世系的长短、本旁支的详略，关键在于家族是否有老谱，世系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在于修谱者对祖先的记载出于追溯，他说：

明卫官家有谱者梅氏，世系太长（开国永乐已传三世）。陈氏世系太促（永乐初至明末仅历四世）。黄氏世系中断，殷氏、靳氏、费氏，大率仅载世系本支而旁宗不及，盖皆前无谱由后追溯，故叙述不详。惟倪氏具稿稍先，在明末已有底本，分支别派，尚觉清晰。余阅诸家谱牒，往往有创无因，尝有浅论以为修谱有法固善，否则宁详毋略，纵不合法，亦胜于无，所要者订年续修，莫令失坠耳。

有创无因造成世系记载不准，因此修谱要宁详毋略，订年续修，保留历史记忆。

谱牒记载如出于追溯，更加之文学形式，会影响史料价值，修谱应当避免。高凌雯讲道：“靳氏自永乐北迁，累袭卫职。至乾隆初，始立谱，子孙追述祖德，不以记传而以七言歌行出之，故事迹隐而不著。”

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高凌雯认为民间修谱与“官谱”应有所区别，在于知祖先、明亲疏、详记载，而非明嫡庶、名位贵贱。高凌雯比较欧阳修所修族谱与清代族谱说：

欧阳文忠公辑族谱，但书名缀世系而已，盖犹官谱旧式也。今谱必书字及妻室、生卒年月日时、葬地方向，或病其繁赜，谓为不古，非也。盖古者世官之制，谱掌于官，仅以记宗支，明嫡庶，使无淆乱。今谱藏与家，欲使子孙详知其祖先，油然动追远之思，故不嫌繁琐，此时势之异也。惟谱以明亲疏，不在名位贵贱，今有详叙官阶使后人生轩轾之心，已失谱意。又有于名下论赞数语，类于注考，更失谱法矣。

古今异势，应理解今人，不必一定以古绳今。

因谱牒资料有助于修志辨别人物，族谱最好将传记资料别为一编。高凌雯指出：“科名、仕宦、封赠，皆最荣幸难得之事，凡祖先既有者亦不可湮没，修谱者应与传志、行状，别为一编，附谱而行，以存一家掌故。”

高凌雯认为，谱牒记载人物要详略得当，官绅尤为重要。他说：“明以卫官治卫人，官即绅也。上下相习，疾痛相关，勤于职者，必不乏人。卫志简略，遗迹多湮，其见于诸家谱牒者若殷氏、靳氏、梅氏、黄氏，则又详者不要，要者不详。”即要者应详，不要者或可不详。

天津人的由来：入籍与定居

天津地区的居民历史虽早，但是设立官府则较晚。金朝有直沽寨，元置海津镇，明改天津卫，清割静海、沧州、武清为天津县。自明永乐年间得名“天津”，随后明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卫，英宗时建城，始见城市雏形。

天津城市史应当是从明朝正式开始。高凌雯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说：“天津户籍最早者，大率由永乐迁来。”指的就是卫籍军户是天津人重要来源。《志余随笔》列举了不少事例说明天津族姓来源于明永乐时期迁来的卫所军人。如黄氏：“黄胜以燕山卫所总旗，从靖难军立功，累升指挥佥事。永乐二年，调天津左卫，管卫事。”再如梅氏：“梅氏为明驸马都尉梅殷后，及读其族谱，世系极详。梅殷生景福、景福生敬，敬生满儿，为天津卫指挥使。满儿为太祖命名，其调卫当在永乐二年……梅谱原起于满儿，其于殷则追书之，殷次子景福见《明史》，景福子敬未知所据，然梅氏必不伪造，或者满儿于殷为曾孙行，系出别支，年远遂有传闻之误耳。”又如陈氏：“陈氏族谱载，始祖一青，二世进，三世以智，四世应夏。应夏县志列入国朝人物。案：一青自永乐二年以千户调天津，证诸官籍，确载其名，而传之国初，其间只历二世，恐有阙失。”此外，本节第一部分提到的北仓赵氏，永乐二年赵全以指挥使自会州卫迁武清。

永乐之后来津的军人也陆续入籍。如武氏：“武嵩龄，大同人，明季官指挥佥书，管城守营事，擢辽阳都司。鼎革后，以天津为其旧治，移家居焉。有子七人，孙二十人。其谱牒自嵩龄以下甫三世而已断，今天津武氏多其后裔而莫能上溯矣。”再如倪氏，“卫制先入学而后袭官者有之，如尚殷质是也。倪氏家谱载倪思立万历二年武进士，袭职与发科不应相距三十年之久，二者必有一误。且已袭官，能否许应乡会试，其制已无考”。显然倪氏可袭官，原本属于军籍。

明代因经商等原因来津定居者也有。如“华氏有由嘉靖间迁来者，曰北华，其发科自华典始；一支由康熙初迁来，曰南华，其发科自华兰始，两系同宗，原籍无锡，惟西南华家庄，别为一族，与城华不相涉”。

清朝废除明朝的卫所，在天津设立行政机构县州府，天津的城市性质更加突出。各地来津的族姓增多，如“邵氏本姓刘，新莽时改姓周，后又冒姓邵。其族谱云，顺治初充务关掾，康熙元年务关移天津，与之偕来，遂入籍。以此可证务关南移之日”。明朝运河有七大钞关，武清县河西务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初钞关从河西务移驻天津，划归天津道兼理。邵氏原在河西务税关任职，亦随务关迁移而入籍天津。又如金氏：“金公平，谱名安平，康熙间自会稽来天津……若金镕、若金溎荥、若金铭，虽同姓而各为一族矣。金溎荥之后今在太原，金镕即金刚愍公父，其族繁衍，自山阴迁天津，其谱牒上起于元，绳绳继继，派别厘然。”金公平是清康熙间自浙江会稽迁来天津的。

外地来津定居者不少是冒籍者。冒籍主要因科举考试为盐商、灶户设籍而产生。高凌雯说：“商、灶两籍，肇自明代。商籍为盐商子弟侨居而设，日久遂开冒籍之门。凡客游兹地者，因其亲族，缘引入场甚或异姓投考，至中式后有改归原籍之例，因以复姓，后以冒滥裁革，而灶籍如故。灶籍为沿海州县灶户而设，弊在一人而备二名，于此试之，未售者再于彼试之，谓之跨考。”冒籍的具体事例，如“徐金楷初名金楷，俞金鳌初名金鳌。旧志选举班可考。当是金氏入籍早，其后浙人来此冒籍者，因以冒其姓也”。

总而言之，高凌雯对于谱牒资料与修地方志的关系有清醒认识，他尽可能利用天津的谱牒，作为《天津县新志》重要的史源，同时对于谱牒记载多方比证，谨慎采纳，保证了《天津县新志》的质量。高凌雯修志过程中得出对于谱牒以及与地方志关系的看法，也是关于谱牒学、方志学的珍贵经验之谈。《志余随笔》颇多记载高凌雯寓目的谱牒资料，为我们了解天津的谱牒留下了珍贵的记载。根据高凌雯《志余随笔》所记谱牒资料，我们也了解到天津的族姓由来与城市的历史。

（本文摘自常建华著《清代宗族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