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举行公开审判，追究侵华日军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作为人类史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伯力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为追诉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反人类的战争罪行提供原始记录。本文为“伯力审判75周年”系列稿件之一，今天逢“九一八”以及电影《731》上映，旧文重发，希望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日军细菌战罪行。

粉饰与掩盖：人体实验及生物战调查

二战结束伊始，在美国的庇护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及其上级、下级等生化战战犯3000余人，始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战争罪责的追究，而且此后长久以来这种反人类的战争罪责一直被深深地隐瞒起来。究其原因是相较于德国，日本“科学家”们更精于预先谋划，并联手应对美国的调查，在意识到美国对其医学资料感兴趣后，将此作为其与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美国共分四批派出调查官，第一位前往日本的美国调查官——微生物学家莫瑞·桑德斯中校服役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战部队。第二位美国调查官阿尔沃·T.汤普森中校。第三位美国调查官诺伯特·H.费尔博士是德特里克堡的文职雇员，于1947年抵达日本。第四批美国调查人员是来自基础科学部技术主任埃德温·希尔博士和工作人员病理学家约瑟夫·维克多博士，并于1947年12月，提交了最终报告，即希尔报告。

被告们被押往法庭

控诉与审判：生物战暴行或明或暗

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日本侵华时期研制、使用生物武器的12名日本生物战战犯，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接受伯力审判，其中包括山田乙三（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梶塚隆二（原日本关东军医务部部长军医中将）、高桥隆笃（原关东军兽医部部长兽医中将）、川岛清（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部长军医少将）、西俊英（原七三一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曾任孙吴支队长）、三友一男（原一〇〇部队队员）、菊池则光（原牡丹江支队实验员）、尾上正男（原牡丹江支队支队长）、佐藤俊二（原关东军第五军军医处长）、平樱全（原一〇〇部队兽医）、久留岛佑司（原林口支队实验见习生）、柄泽十三夫（原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他们犯下了“准备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争罪。在日本侵华期间，它开发和使用生物武器对包括一些苏联、蒙古和朝鲜人在内的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和屠杀，违反了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

自1931年至1945年，日军对中国多地区发动了数场大规模生物战。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六四三支队（又称海林支队）队长尾上正男供认，其在任职期间，仅在第六四三支队内就训练培养了生物实验工作人员共计160人。尾上正男供述，该支队供给部部长神尾少尉兼任过老鼠捕获队队长职务，同时进行过繁殖老鼠的工作。该支队起初由10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部队及居民区捕获老鼠，将其送到支队来，然后再由支队送至七三一部队的库房去。此外，由神尾少尉带领的支队还在牡丹江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老鼠捕捉。侵华日军第六四三支队最初约有10至15人，但到1945年已增至30人。当时，大规模捕捉老鼠的行动已经列入日程。1939年至1944年在七三一部队任职细菌生产班班长期间，柄泽十三夫“积极研究生产大量细菌生物，并将其用作生物战剂的最可行方法”。他承认，“我是一名生物外科医生，所以我知道大量生产这些细菌生物是用来消灭人类生命的”。柄泽十三夫也对石井四郎所在的部队使用细菌的行径供认不讳，据柄泽十三夫供述：1940年下半年，其带领支队成员培养了70公斤伤寒细菌和50公斤霍乱细菌，这些细菌被供应给一支前往中国中部地区的特别细菌远征队，该远征队由七三一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亲率。神尾少尉带领的一队人员，在牡丹江城内进行过大量捕获老鼠的工作。

经过这次审判，尽管苏联向世界宣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并使用生物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的强大“外交武器”，尽管如此，由于伯力审判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为的曲解和隐瞒，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日本生物战争罪行的披露和取证，以及对生物战争罪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均未完待续。

被告们等待判决结果

正视与漠视：战后赔偿政策

美国在生物战调查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美国以支配者的身份参与战后欧洲政局中，并对德国的未来命运掌握着决定性话语权。战争赔偿是战后德国诸多问题中的关键，不仅关系到重建战后国际格局的稳定、恢复战后经济秩序、引导德国重新融入战后国际体系，还关系到美国战后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证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吸取一战后对德国赔偿政策失误的惨痛教训，对二战后德国赔偿政策遵循服从于全球冷战战略原则。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亦经历两个不同阶段，随着远东政策战略目标的转变、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从打压日本政策到利用日本政策，致使赔偿性质和赔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变，严重损害了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利益。

纵观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政府对受害国的赔偿政策，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德日两国的不同战后态度。中日双方就战争经济赔偿问题经历了从放弃战争赔偿到获得日本经济援助的发展过程。中国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的缘由有数个，其中很重要的是道义论。二战后，日本对中国战争赔偿问题是较为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对中日、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庭审现场中的观众

记录与传播：1949年英文报媒对伯力审判的记忆

1949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刊载首则有关伯力审判的消息，刊登《苏联报道细菌罪行：12名日本战犯承认进行了细菌实验》一文，称12名因准备和使用生物战而被苏联起诉的日军战俘在苏联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受审，并表示认罪。从这则报道可知，已认罪的四人分别是伪满洲前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兽医部队的高桥隆明中将、医疗部队的佐藤俊二少将和同样来自医疗部队的川岛清少将。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设立了七三一部队，由川岛清少将领导，他“亲自参与了大规模的犯罪调查和对活人的实验，并在1941年和1942年组织了一次前往中国中部的特别考察，以在那里使用细菌武器”。川岛清少将证实，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根据裕仁天皇的特别命令成立的，并称“在五年内，约有3000人因被强制注射致命细菌而遭受剧烈折磨，最终在该部队的监狱中丧生”。莫斯科广播电台援引川岛清的供述：“在部队本部大楼的广场中央，有一个对外人隐蔽的特殊区域，用于关押中国爱国者和苏联人，他们被迫接受致命细菌实验。囚犯中也有妇女，包括那些带着婴儿的妇女。”“在该部队的领域内，除了监狱外，还有一个焚尸炉，用于焚烧被折磨致死的人体尸体。如果一名感染了致命细菌的人没有死亡，他将被用于反复实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他被转移到焚尸炉为止。”七三一部队的另一个部门“在野外条件下进行了致命细菌的实验”。“该部门测试了各种细菌武器样本——装有传染性细菌的炸弹、携带鼠疫的跳蚤、喷雾器等。”“1941年夏天，有15人从该部队的监狱用飞机运至一处刑场，”广播援引被告的供述说，“他们被绑在铁柱上，然后装有携带鼠疫跳蚤的瓷制炸弹从飞机扔到刑场。”广播报道称：“被告供称，指挥这次行动的大田上校对实验中并非所有人员都死亡表示遗憾，因为天气炎热，跳蚤不太活跃。”在伯力审判中，日军战俘对在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活体细菌实验供认不讳，形成有关伯力审判的初始记忆与传播。1949年12月27日《巴尔的摩太阳报》援引山田乙三供称，他“要采取一切措施，使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并能够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

《芝加哥论坛报》于1949年12月28日转载一则路透社新闻，据塔斯社对伯力审判进行的跟踪报道，称日军秘密七三一部队曾对美军战俘进行致命细菌实验，“以确定美军对不同战斗感染的脆弱程度”。柄泽十三夫（Tomio Karasawa）供称，日军曾考虑对美国进行生物战。同时，原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在法庭上供称，这些细菌主要用于对抗苏联或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但“也打算用于对抗美国和英国”。援引柄泽十三夫供词：“1943年初，我在奉天的一家医院里，七三一部队霍乱班班长凑正男（Masao  Minato）告诉我，奉天正在研究美军战俘对传染病的免疫力。”柄泽十三夫承认曾在伪满洲的安达站参与炭疽（一种致命的牛类疾病，有时也会感染人类）细菌实验。在那里，活人被绑在柱子上，载满细菌的炸弹被电击引爆。据报道，柄泽十三夫供称，在七三一部队中，几乎所有人体实验对象都死于这种疾病，他曾在1940年协助组织了一场细菌实验，在中国杭州附近的宁波（Nimpo）地区测试了鼠疫细菌武器，并在那里爆发了鼠疫，柄泽十三夫作为第二位出庭受讯问的供述与《巴尔的摩太阳报》27日的记录吻合。而同日，据塔斯社报道，在27日的听证会上，梶塚隆二（Riuji Kajitsuka）供称，他指示研究工作寻找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并进行人体活体实验。

1949年12月28日，《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路透社援引塔斯社报道，战争期间，日军飞机在上海以南散布鼠疫跳蚤。梶塚隆二（Kajitsuka）中将供称，“实验证明是有效的”。12名被告研发的武器包括布满鼠疫跳蚤的手杖和用炭疽菌“调味”的巧克力。另一名被告佐藤俊二（Shunji Sato）是一名军医，据报道，他所在部门拥有一百个培养鼠疫细菌的孵化器。平樱全作（Jensaku Hirazakura）在法庭上供称，研究所感染的细菌多是马鼻疽、牛瘟和恶性炭疽。他提供了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的证据。高桥隆笃（Takahashi Takaatsu）中将在苏联伪满洲边境的一次侦察中告诉记者，“如果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一〇〇部队可以用流行病感染该省的所有牲畜，并将其释放到苏联战线的方向”。

12月30日，《南华早报》刊登新闻称，据莫斯科电台报道，在西伯利亚进行的苏联生物战审判中，一名日本证人告诉法院，日本打算在1945年6月至9月期间袭击苏联。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14日，日本无条件向盟军投降。据莫斯科广播报道，12名日本战犯于圣诞节在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军事法庭受审，罪名是策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生物战，所有人都认罪。莫斯科的最新广播仅确认证人为堀田镣一郎（Hotta Ryoichiro），并称他是日本关东军绝密细菌部队七三一部队成员。该电台援引石井四郎中将1944年11月的供词，“（与俄罗斯的）战争将于1945年6月和9月开始，有必要通过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进行密集的准备”。据莫斯科报道，堀田镣一郎（Hotta Ryoichiro）供称，他奉命饲养300万只啮齿动物，以备战争爆发。另一名目击者称，在关东军投降后，60匹受感染的马被推向苏联军队，试图引发疫情。据合众社报道，第三位目击者，即日本第十三军参谋情报课长三品隆行（Takayuki Mishina）上校供称，1945年日军被迫撤退到成安附近时，石井下令用空气向中国人喷洒瘟疫，引发了一场流行病。1949年12月29日，两份俄罗斯出版物的作者指责美国在战争中试验使用细菌进行大规模灭绝。他们还指责美国试图掩盖目前在哈巴罗夫斯克受审的12名日本战犯罪行，这些日本战犯被控密谋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发动生物战。《真理报》的一篇文章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不仅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是对“所有准备犯下新的危害人类罪的黑暗势力”的审判。据合众社报道，《文学公报》的一篇文章称：“美国声称掌握世界霸权的人——所有这些食人族——都在为自己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为日本战犯辩护。”

公诉人席

余论

伯力审判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进行的，相较于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缺少其他主要战胜国家的参与，从而折损伯力审判的判决说服力，但在当时极寒“冷战”背景下，显然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国家大战略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内涵。

1949年12月26-30日，经英文报媒的跟踪和反复报道，在苏联伯力城对部分日本生物战战犯审判的历史记忆，逐渐固化。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及时报道，特别是邀请梅汝璈出面撰文，这种传播互动的形式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1950年初，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省市地区发起声援伯力审判，控诉侵华日军生物战暴行活动，对伯力审判过程的真实还原，可以通过英文报媒的记录和日军战俘的供述得到查证。这也进一步印证，侵华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进行的生物战暴行的客观真实存在。叙述共同历史记忆，致力未来世界和平发展，仍需坚持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