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罗伯特·瓦尔泽开始的。他死于一次散步。

“一天上午，天高气爽，我说不上来确切是几点钟，因为我散步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我戴上礼帽，离开那神圣的写字台和我的精神世界，从楼上逐级而下，来到大街上。”散步成了瓦尔泽写作甚至其本人的意象，从柏林回到比尔，又溜到伯尔尼，长距离徒步从最能带给他心灵的收获到成为他的庇护，被姐姐萨利送入黑绍里的疗养院后，写作完全让渡给了散步。他与卡尔·泽利希一起散步了二十年。

但我猜测这种让渡是有意识且不彻底的。瓦尔泽顺应了“人们不愿认真对待他”，将自己的存在感降至最低。没有人为他提供写作需要的自由时，他必须等待。据泽利希写下的日记《和瓦尔泽一起散步》，不断交换对时事和文学的看法，陪伴他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目的地，如同瓦尔泽写作的隐形文本，同时，他身上有着难以磨灭的获得微妙的惊奇的能力，尽管停笔，他仍然知道如何选择观看对象。他总是没穿外套，有时手里提着卷起来的伞，“像山精一样”领着泽利希穿过小巷，像在“追随一种气味”，令泽利希不忍打扰。他们会选狭窄而荒僻的岔道走向三十公里以外的城市，一路上瓦尔泽经常驻足欣赏圆形的山顶，一块褐色的林中空地，或为商店的橱窗惊叹不已。他也会提醒泽利希注意一片漂亮的草地，一列云彩或一栋巴洛克式的建筑。瓦尔泽被巴洛克风格深深吸引，但当泽利希建议去建筑里走走时，他又坚持与它们保持陌生与奇异的距离，“人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秘密”。

如简·赫斯菲尔德所说，惊奇让我们摆脱成见，让更敏锐的理解进入。而“惊奇的另一面是我们对视野中的风景无能为力。”在诗学散文集《十扇窗》中，她谈起自己散步时向朋友提出的“持久惊奇”的问题，为什么多次来过的地方总是新鲜如初？朋友回答，因为那不是我。也就是说，“它不受自我或自我所知的控制。”

是惊奇让散步时的瓦尔泽这么快乐吗，这快乐又将他衬托得多么可爱。他在车站热切地等待，在分别时不舍地感慨：我们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天！天气晴朗时他问：“今天难道不美吗？” 阴沉时他问：“难道不是光与影，赋予生命以意义？”如果下着瓢泼大雨，“那就更好了！人不能总在阳光下行走。”更不用说每次散步，他们吃下喝下那么多“让胃欢呼”的东西。1941年7月20日，他们先在“王冠”喝了点啤酒，吃了点果仁羊角面包，但“罗伯特不想在那里逗留太久”，于是他们快步继续走到盖斯，那里也有一家“王冠”！他们点了豪华套餐，喝掉一瓶葡萄酒，又去了一家蛋糕店，“这才动身，经布勒前往圣加伦”。即便后期泽利希感觉到瓦尔泽的衰老时，美食也能将他从因疲惫或阴郁而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沉默里释放出来，而喝一杯总是让瓦尔泽感到非常愉快！

1956年圣诞节，瓦尔泽被发现倒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地里。那天，泽利希因为家中生病的狗不得不把原来的约定推至元旦。田嘉伟在《和瓦尔泽先生雪路浪游》里也想象了他的遗憾。“瓦尔泽是不是写过一首诗，结尾是雪从天而降，召唤一朵玫瑰的盛开？这也许不是他最好的诗作，但人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像一朵玫瑰盛开。”

在收录这篇文章的散文集《今晚出门散心去》中，田嘉伟把自己放进由瓦尔泽、贾科梅蒂、艾略特、康拉德、瓦莱里、阿尔托构成的蒙太奇序列里，错落的时空变成一把铺开的扇子。开篇的《秀山与巴黎的日与夜》，将重庆人都不太知晓的小城，与哈代的威塞克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并置，农贸和边贸市场在一个大棚里，初见是本雅明的拱廊街，春节时抢花炮的游戏与英式橄榄球规则相近。似乎有一种迅捷如神经电流的脉冲，使文章有了强烈的流动性。秀山在作者从小到大，与重庆、北京、巴黎之间的往返路途中显现出来，来到了世界中心。

这种位移始终在发生。《卢浮宫的私人采购员》写拿破仑的画师格罗，他创造了拿破仑经美化的形象，在战场上愿景光明、在疫情前毫无惧色的英雄。“但这是没有英雄的时代。”作者写道，“我走出卢浮宫，走出夜里的金字塔，走在巴黎黑暗的街道上，走在内心黑暗的卑琐里。”句子之间有可自由出入的门。他沿河散步，格罗自沉于塞纳河，在同一河段结束生命的还有作者的一位朋友，他们也曾沿着河走，伸向河面的银杏树枝也伸向回忆里燕园的深秋，那时被夹进书里的一片落叶，又随书一起来到巴黎，在他读着朋友打算出版的法文诗稿和泛黄信签时，趁风飘进塞纳河里。他一直走到米拉波桥，桥头刻着阿波利奈尔的诗句：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流淌。有多少人藏在塞纳河底？策兰可能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而桥下流淌的河水水底，“是那年我在未名湖埋葬的一盏盏橘灯”。读到这里我不得不找出那天作者走出卢浮宫金字塔时还在演奏的《a小调第四交响曲》，看他扔出一颗岸边的石子，“石子切开一个个橘子的眼睛”。

散文《今晚出门散心去》写贾科梅蒂，失眠的夜里他总在巴黎的夜色中踌躇，在同样彼此疏离的夜行动物之中，在芸芸的孤独里，他“体认到了自己更为根本的孤独”，“镂空的胸廓已经液化成一片枯瘦的山水，” 直至他不再是个行走的人，而是一道“泛着崇光、赏着残花的视线”。化用他的句子，我们与作家散步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些作品与我们之间的勾连。不是山海的邻居，只能想象“这一天忽然眷恋起山来 / 便来到山里。/ 寻找去年坐过的那块石头啊。”而孤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朋友了，人们是为此走上街头的。石川啄木写，“平白无故 / 只因寂寞就出门的人 / 我已经当了三个月。”周身的失败感，令他在“独自步行走过东京的夜后 / 像从旷野归来一般 / 回到家中。”

短歌集《短歌是我，悲伤的玩具》是一幅贫穷、多情、善感，又有些天真可爱（与瓦尔泽有几分相似）的石川啄木自画像。他也总在散步，在春天的城市里读着那些写着显眼的女人名字的门牌，发现公园角落长椅上见过两次的男人最近不见了，有时回过神夜雾已沉沉降临，才知觉在街上游荡已久，走过深夜一个又一个街区时，好像要永远这样走下去了。他散步像梦游，“像捡拾无故悲哀的夜里 / 流出的声响似的 / 彷徨，行走。”或像那些只要搭上车，去哪儿都行的乘客，“为了找一颗全新的心 / 今天也彷徨在 /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街头。”悬而未决地走下去，没有把握这一次或下一次能在心迷宫中走出一条路来。石川啄木大概只是想离家，生活在禁锢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迷人的，也是迷失的。“人们纷纷 / 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 我的心，却想站在一旁冷眼看着。”

但就像薇薇安·戈尔尼克说的那样，我们对生活的感觉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一些人来说，城市永远是走出低谷的办法，在大街上感受到的大众对毁灭的拒绝，成为他们的伙伴。街道把他们从孤僻中拉了出来，再次与人类产生联结。存在感反映在旁人身上，令他们得以想象自己。这是城市的意义，它让孤独变得可以忍受。正像18世纪40年代为了治疗慢性抑郁开始在伦敦散步的塞缪尔·约翰逊，正像用散步收集了一本纽约街头故事（《怪女人和一座城》）并怀着与瓦尔泽相似的热情参与其中的薇薇安·戈尔尼克。

20世纪40年代，纽约诗人查尔斯·雷兹尼科夫也是街头散步传统的受惠者之一，一次次发现跨越孤独的同类。戈尔尼克写到二战时期的一个夜里，雷兹尼科夫步行回家，路过唯一一家还开着的铺子，付钱时他感到这位卖水果的意裔老人很伤心，原来是儿子今天去了前线，从此无法再见。“别这么说！你们定会再次相见！”“不会的，我与他从此不会再见。”战争结束后他不由地再次走上那条马路，老人还在漆黑的夜里守着水果铺子。他买了一些苹果并细细打量他，“你儿子怎么样？”“回来了，身体健康。”“那就好。”老人从他手上接过那袋苹果，取出一颗烂的，换上一颗完好的，又说“他圣诞节回来的。”“多好啊！太棒了！”老人再次从他手上接过那袋苹果，取出一颗小的，放进一颗大的。

戈尔尼克知道济慈二十五岁就明白“一群人跟另一群人并无二致”，他的心灵只需跟自己交谈就能滋养，而她也从小就知道自己如果得不到聪明的回应，就感受不到自己的有趣。因此，她永远在找那个能交谈的人，但没有永恒的两人之间的理想交谈，它必须像支流，流向她周围的女性朋友们、伶俐的密友莱纳德，以及街头大胆表达的陌生人。在她步入六十岁的一夜之间，她为自己过去没有、未来更难以把握当下而焦灼。而焦灼缓解得也如此之快，在她第三次街头偶遇后，与一位披萨外送员的某些对话内容，在她散步时仍反复出现在她脑中，“每重复一次，我都笑得前俯后仰，也更加满足。粗犷而丰富的能量开始在我胸中涌现”。接下来这句简·赫斯菲尔德一定会喜欢——她曾发问为什么洛尔迦的纽约、惠特曼的整个美国，城市视野的解放总藏在幽默、智力谜题和悲剧性宣泄所带来的惊奇背后，为什么不在客观世界既永恒又短暂的美背后？—— “我开始变得异常敏锐，对人类的存在感到惊奇，而不再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