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的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作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重头戏，广州粤剧院创作的新编戏《双绣缘》于上海宛平剧院登台。

该剧以唐代广绣始祖卢眉娘的传说为蓝本，编织了宫中绣女卢眉娘、卓英英与唐宪宗李纯、小将杜源两对男女之间因绣品而交织的情感故事。

此番来沪，其意义不仅在于展示岭南文化成果，也为我们审视新编戏曲在“非遗”融合与叙事创新上的探索与困境，提供了一个巧妙样本。

《双绣缘》最核心的艺术价值，在于它尝试让粤剧与广绣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形式嫁接深入到美学共鸣的“化学反应”。编剧罗周“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广绣与粤剧的审美共鸣”的创作理念，在此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实现。广绣的“繁丽精致”与粤剧的“细腻传神”，在唐代开放、华美、重工的气韵中找到了共同的审美根基。

剧中，绣品不再是静态的工艺展示，而是动态的叙事引擎与情感载体：《百鸟朝凤》绣出的是对家国昌盛的祈愿；征袍上密密的针脚，藏匿的是少女“结取来世缘”的爱情憧憬；而卢眉娘在方寸之间绣就的《法华经》，更是其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的极致外化。

这种将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形式的创作，为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提供了一条“由技入道”的可行路径。

《双绣缘》采用当下戏曲舞台上已不多见的“双生双旦”结构，这不仅是向传统戏曲美学的致敬，更是一种体现现代意识的叙事策略。通过卢眉娘与天子、卓英英与杜源这两组形成鲜明对比的情感关系，剧本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关于爱情、自由与抉择的复调叙事。

梅花奖得主李嘉宜饰演的卢眉娘，其魅力在于“沉稳中见灵动，淡泊中显坚韧”，她面对天子炽热追求时那句“他是郎官，我敢嫁。他是天子，我暗愁生”的台词，精准地揭示了古代女性在森严等级下对个人自由与情感自主的清醒认知。

吴非凡塑造的敢爱敢恨的卓英英，则以其主动与奔放，构成了另一种女性生命力的写照。这种角色塑造，使得古典叙事与当代女性关于自我价值与独立精神的探讨产生呼应，让千年故事焕发出时代温度。但不必讳言，这一叙事结构的设计在拓展叙事维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结构性的挑战。由于篇幅所限，两对情感线索都未能充分展开。尤其是杜源与卓英英这条副线，从相识、相思到终成眷属，过程显得仓促而简略，很大程度上沦为推动主线情节的功能性设置，其情感本身缺乏足够的铺垫与说服力。

《双绣缘》的舞台成功地将绘画、舞蹈、音乐等艺术语汇熔铸于戏曲舞台之上。导演徐春兰“每一帧都是画”的艺术追求，通过舞美与灯光对唐代名画《捣练图》神韵的汲取，化为流动的、充满呼吸感的盛唐气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绣”的舞蹈化呈现：十位绣娘于十米绣架前飞针走线的群像，既是对广绣工艺的仪式化再现，更升华为一幅古代女性集体命运的视觉寓言。音乐上，唱腔设计邹裕伟与作曲王啸冰的创作，在恪守梆黄体系与粤剧韵味的根基上，大胆融入现代音乐语汇。

《双绣缘》此次上海之行，还有着更丰富的意义。它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之间，一次有意识的文化互动与美学对话。

该剧以上海国际艺术节为平台，让岭南的“繁丽精致”与海派的“融汇创新”得以直面交流。此前该剧以“绣自岭南·缘聚上海”为主题与昆曲《长生殿》开展的跨剧种沙龙，已让“南国红豆”与“江南兰花”初绽芬芳，此番正式演出，则将这场对话向前推进。

这也显示出，区域文化的繁荣已经不再局限于自身脉络的延续，更在于以自信的姿态“走出去”。

粤剧《双绣缘》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具有探索意义的舞台创作。它成功地以视觉化的方式，将广绣这项静态非遗动态地呈现于舞台，并凭借强大的主演阵容，尤其是李嘉宜对卢眉娘的精彩诠释，打动了沪上观众。当然，其在非遗融合的深度、叙事结构的平衡以及艺术风格的整体统一性上，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程姣姣，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