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如果在当下，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或师生宣称本校的使命是“光我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听者会作何感谢？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教育救国”却是几乎所有私立大学的梦想。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私立大学，更是直接以校名作为“光大华夏”的宣言书。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一部分师生为反抗校方压迫，集体出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既表示要将已经变质的“厦大”颠倒过来，更表示要祛除“厦门”的地域色彩，致力于“光大华夏”。时隔一年，1925年6月，江南第一教会学府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师生为了抗议美籍校长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侮辱中华民国国旗，决定集体脱离本校，另创“光华大学”，以示“收回教育权”，“光我中华”。饶有意味的是，光华成立之时，大夏还特意前往慰问。自此，两所私立大学便成为“难兄难弟”，与复旦大学、大同大学并称沪上私立大学的“四大金刚”。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两校更是合并创建华东师范大学，重获“新生”。笔者研究的对象是大夏大学，自然对关系密切的光华大学尤为关注。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韩戍副教授于光华大学用功甚勤，十四年磨一剑，专著《私而不立：变动时代中的光华大学》近期终获出版，诚为大学史研究的盛事。笔者获赠书后先睹为快，深觉该著史料完备，立意深远，见解独到，且文笔极佳，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作为大学史研究的同道，对作者为此所付出的辛劳，笔者在感同身受之余更是极为敬佩。故此不揣简陋，分享个人读后的感想，并诚挚向读者推介该书。

《私而不立：变动时代中的光华大学》

一、大学史的“内”与“外”

大学史研究，素有“内史”、“外史”两种取向。所谓“内史”（亦包含“类史”），最常见的即为各大学官方出版的校史，和教育学方面对大学的整体或某一分类，如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大学教授、大学生等所做的旨在梳理这一群体本身的构成、特点、演变之类的研究。正如梁启超和鲁迅所言，二十四史乃帝王将相之家谱，这类官方校史，也可视为各大学的“校谱”。但不可否认，大陆的大学史研究正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校史编纂为契机而起步的。在教育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推动下，众多高校纷纷组织撰写出版本校校史，如《南开大学六十年1919-1979》《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中山大学校史》《四川大学校史稿》等。由于这批校史成果多为响应教育部号召，短时间内完成的“政治任务”，因此一方面在史料搜集和深入分析上均显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局限，叙述话语和评价方式均带有时代烙印。但正是由于这些校史编纂者的开拓，将校史尤其是大学史研究纳入学术视野。此后随着一些大学出于百年校庆和冲刺“世界一流”高校的需要，为了进行配套的宣传和“文化建设工程”，在2000年前后又出现新一轮的校史编写热潮，如《上海交通大学史》《厦门大学史》等。这些校史一方面淡化了此前的“时代烙印”，并随之出版了很多校史资料选编，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极大便利；但另一方面，这些校史著作在撰写中往往以时间为纵轴，以专题为断面，多是一种平面化的论述而缺乏对本校与时代巨变之间的深入分析。并且这些校史的研究和编写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如“家史化”“正史化”“上层史”“空洞化”等倾向。

教育学界对大学史的研究则多为“类史”，喜欢归类和综合，或集中研究某一类大学，如国立或私立大学，或选取多所高校进行比较研究。教育学研究中大学还多作为背景或载体出现，研究的对象则是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学科、课程，或者是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着眼点是近代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相关思想、制度和实践对当代的启示与意义。

正如桑兵所言；“近代中国的大学之于全社会，影响远比世界其他国家显得更为重要”。现代大学作为全新事物引进中国，势必要与各方发生反应，绝非“象牙塔”。再加上近代中国政治不上轨道，大学师生又承载了传统士大夫的角色功能，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大学往往充当全社会的先导和前驱。大学的方方面面，均紧扣社会脉动，绝非“校史”视野所能概括。故此，随着学术研究的演进，一种新的大学史研究便出现了，那就是关注“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外史”研究。韩戍对大学史的“外史”研究有着清晰的体认，那就是“不只是将大学视为一个教育机构、学术组织，在顾及大学本身教育制度、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把其看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放在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大视野、大脉络中加以考察”。

研究大学与近代中国，学者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互动，也就是“政学互动”。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率先成为“外史”研究的对象。王东杰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视为“国家统一”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绝佳案例，关注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川大师生等不同政治和社会力量围绕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竞争，从地方层面考察国家与学术的互动，成为“将来继起者必须参考”之作。此后，许小青、蒋宝麟、何方昱、王春林、刘超、牛力等学者相继对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展开研究，亦多以 “国家与学术”“政局与学府”“学术与政治”为题。

政学互动的大学史研究也很快延伸到看起来离政治似乎较远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名为私立，但在政治未入正轨、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建立与发展，不可避免要同政治发生关系，且办学本身就带来“权力”。因此私立大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严海建通过对中国公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公学自建校后，就成为各方争夺的权力场域，立宪派、革命派、研究系、自由主义学人等随着国家政治这个大权力场域的变动而纷纷展开对学校权力的争夺，从政治势力对私立大学的争夺这一角度提供了研究范例。但中国公学于1936年最终消亡，其历史难以完整展现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

继之而起的就是韩戍对光华大学的研究，氏著《私而不立：变动时代中的光华大学》是大学史研究进路上的最新成果。本书脱胎于其博士论文《时代变动下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研究（1925-1951）》。作者希望以私立光华大学为个案，对私立大学与时代、国家、政府的关系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借以呈现“在那样一种政治社会环境变动之下，私立大学的遭遇和命运”， 成为私立大学研究的又一典范之作。据笔者所知，此后不少硕博论文以“变动时代中的某某大学”或“时代变动下的某某大学”为题，都是受到韩戍博士论文的影响。中国近代当然是剧烈变动的时代，但以此为标题，似有偷懒和笼统之嫌。此次修订成书，冠以“私而不立”，笔者认为较原标题更为精到深刻，且指出了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办理不佳却又长期存在的特点，更引人思考背后的症结。

光华大学校门

二、作为个案的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的创办，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激荡的产物，具体到教育领域，则和“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密切相关。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校方压制学生在校内外从事爱国活动，引发学生不满。随后爆发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抢夺学生的中华民国国旗事件，双方冲突到达顶点。1925年6月3日，553名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学生集体宣告永远脱离本校，且再不入外国人主办的学校，史称“六三离校运动”。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出身于大中产家庭，家长多为沪上名流。在这些实力雄厚的家长帮助下，离校学生很快就另起炉灶，创办了以“光我中华”为职志的光华大学，学生家长沪海道尹张寿镛出任校长。正如韩戍分析，除了防止子弟失学，光华大学的创办，其实还有着同教会大学争夺教育主权，替国家主办教育事业，以私立大学补国家教育之不足，为国家培养青年的目的。当时处于北洋政府时期，一方面创办私立大学的政策条件非常宽松，另一方面上海当时也处于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故此光华大学的创办相当顺利。而当时的国立大学，不仅饱受军阀混战，政局更迭的摧残，教育经费亦无保障，时常出现教授被迫讨薪的窘况。大量国立大学教授因此前往上海，入职私立大学。私立大学也被时人寄予厚望。光华大学也借机引进了一批知名学者，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王造时等，成为光华校史上“可纪念”“可自骄的一页”。这是光华大学的黄金时期，也使光华对自己所担负的教育使命充满信心。

张寿镛

值得注意的是，韩戍在这一激昂的民族主义叙事背后，还深入分析了事情的另一面。如卜舫济侮辱国旗事件，在学生们的奔走相告中，校长的抢夺国旗逐渐被演绎成侮辱践踏国旗，在五卅惨案的背景下极具民族主义的象征意味，使学生的悲愤达于顶点。而吊诡的是，在反抗的高潮过后，冷静下来的离校师生，出于种种考量，很多人又重返圣约翰。韩戍最深刻的观察则是，光华大学本是出于对圣约翰的反抗而创办，但在实际办学中却继承了圣约翰这一教会大学的办学传统，诸如小规模办学，地道的英语教学，通识教育，文理交叉，重视体育，校园生活与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等。不仅如此，作为民族主义产物的光华大学，甚至和圣约翰大学一样轻视中国文化。这些矛盾的现象貌似殊不可解，但充分说明在当时中西交汇最前沿的上海，西方文化作为现代化样板的强大冲击力。

北伐前后的光华大学，则为观察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在大学场域的“三党竞革”提供了样本。青年党鼓吹收回教育权最力，光华大学作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大的成果，自然受到青年党的注意。青年党极力希望这所与自己的理念相契合的大学能聘请本党同志担任要职，但光华最终却选择了与青年党有矛盾的朱经农担任实际负责人，并由此阻断了青年党进入光华大学的可能。光华的学生多出身富人家庭，中共党团组织力量亦难以发展，学生中的中共党团成员较少，且多在校外活动。国民党在校内一支独大，积极发展自身势力。光华虽由学生运动而兴，但校方出于办学和管理的需要，对学生入学后的政治活动则和圣约翰大学一样，持压制态度。由此，“三党竞革”在光华校内主要表现为校方抵制国民党对学生的渗透动员，这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光华大学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埋下伏笔。光华校园的“三党竞革”和笔者研究的大夏大学校内三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竞逐相映成趣。当然，这和两所大学的不同特点有关。国共两党在大夏大学创建的过程中即深度参与，国民党主持校政于上，共产党领导学生于下。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为特色且急需师资，青年党挟国家主义教育学由此介入。先是共产党在和青年党的竞逐中失利，随后国民党乘北伐军兴而“一党独革”。两校“三党竞革”的不同态势，何者更能代表私立大学的普遍性呢？恐怕各校皆因校情不同而态势各异，需要在更多个案的基础上综合研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大力推行党化教育，积极对私立大学进行规训与管控。光华大学的教师中聚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人——以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潘光旦、王造时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他们在校外以《新月》杂志论政，发起人权运动，批判国民党；在校内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光华的校园政治生态，抵制党化教育。光华大学成为国民党党部推行党化教育和自由主义知识人抵制批判党化教育的政治场域，校内学生也由此分化成两派。最终国民党地方党部和校内国民党学生里应外合，发动反对自由主义教授的学潮，导致自由主义知识人被迫去职，光华大学逐渐向国民党的党国体制顺从和依附。大夏大学则是党化教育的先行者，积极以教育学理念阐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以期获得更多话语权，并通过创办党化教育暑期培训班努力促进学生就业。

九一八事变后，各大学都爆发了学生运动，纷纷要求国民政府积极抗日。光华大学也不例外，学生组织了“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在发表宣言、组织军训、邀请名人演讲、参军、赴京请愿、抗日宣传和募捐等各大学共有的常规活动外，其抗日宣传还更进一步，矛头直指国民党的训政和党治，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开放党禁，实行宪政，批判讽刺意味极其浓厚。这说明此前新月派等自由主义知识人在该校任教，撒播下的政治思想和批判意识已在学生中开花结果。这些越轨行动很快便引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干涉，双方又开始新一轮的博弈，光华大学成为当时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头羊。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校方乃至教师的态度。最初，校方和教师都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持支持态度，但是当学生的救亡活动愈演愈烈，校方则希望尽快恢复教学秩序，双方对何谓真正的爱国救国产生分歧。校方认为学生的救亡运动是形式上的爱国，短期内应对突发事件当然应当以之进行表示，但长期看来还是应该潜心向学，把自己培养成救国之才。“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话语，学生注重的是前者，校方在意的则是后者。面对学生汹涌的爱国热情，校方虽不赞同，并极力将其引导至学业层面，但当遭遇党政部门的压制时，校方依然会默许学生的救亡运动。韩戍对此推断：“光华大学作为一所从国难中诞生的学校，系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侵略’而立，遭遇国难时学校应该承担起相应责任，这可能是校方和学生之间的共识。”这种现象不是光华独有，几乎在当时所有大学都存在。韩戍的这一推断极有道理，惜乎未进行实证研究，后来者可深入发掘。

1932年至1937年，是光华大学难得的平稳发展时期。校长张寿镛辞去公职，专心致力于光华的各项建设；文学院院长、自由主义知识人王造时的去职，则标志着光华大学政治批判维度的式微，光华由“主义”转向“学术”。光华大学作为量入为出的私立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理工科，商科则纯为实用，故其学术建设，只能在文史领域发力。依靠钱基博、吕思勉、蒋维乔等知名学者，该校在国学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韩戍敏锐地指出，这一学术发展方向是与现代学术、学科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的。“张寿镛、钱基博等一直注重道德气节，认为大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格和品质，希望从古代经典文献中寻求和保存国性。此种对古代经典毫无怀疑、毫无批判的态度，并非一种符合现代学术观念的客观态度，与现代学术要求将国故客观化、问题化、去神圣化，用现代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参照考古成果来印证文献，都有一定的距离。而所谓强调道德精神气节，实际又比较空疏高蹈，很难在实际的教育中贯彻，不易产生效果，反而可能因带有道德说教的意味，使教育者反感”。不仅如此，文科发展水平虽高，但学生却毕业即失业。优秀学生如储安平，毕业后也在家待业一年，后依靠学长介绍才进入中央日报社工作。

储安平

文理科发展严重失衡，文科水准较高却失业严重，理工科则近乎点缀，这是当时上海一般私立大学的普遍现象。国民政府教育部注意到这一问题，着手进行调整。一方面颁布政策，限制文法科的招生人数；一方面发放经费，补助私立大学发展理工科。此时私立大学的经济基础也发生改变，中国的工商业界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波及，无力为私立大学提供经费，政府的补贴由此愈发重要。如何获取政府补助，除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外，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亦至关重要。张寿镛致仕前长期在财政部门任职，又与在政界迅速崛起的翁文灏既是同乡，又是亲家，故此人脉较为广阔，为光华大学申请政府补助提供了巨大助力。这也并非光华独有的现象，复旦方面在政界的人脉是陈立夫的CC系，大夏校长王伯群本就是国民党元老，妹夫何应钦更是身居要职。可以说，1930年代以后，私立大学普遍转向倚重政界人脉，否则生存顿成问题。而如此一来，私立大学本身也就日益依附国民政府，独立性大打折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私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更加严重，很多大学甚至直接改为国立。光华大学原拟与复旦、大夏、大同联合内迁，校名定为“私立复旦大夏大同光华联合大学”。但最终由于教育部不拨发开办费，且打算借此机会调整全国大学布局，光华与大同宣布退出联合内迁计划，复旦、大夏则联合内迁至北碚和贵阳，但最终亦分开独立办学。四所私立大学的选择，与各自负责人同政府的亲疏远近和学校领导层的执行能力及主观意愿密切相关。光华大学由于转向政府的步伐较晚，行政班底涣散，最终选择留守上海。光华的校舍在战火中被毁，只得在公共租界辗转租赁房屋办学，同时也派员前往成都组建分校，在大后方延续学脉。对于这类留守上海的高校，国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在留守中的困境漠不关心，对于私立大学更是多有歧视。面对困境，光华校长张寿镛只能努力编织人脉资源网络，寻求孔祥熙、朱家骅、翁文灏等人的支持，但也由此卷入到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中。为了积极表现，张寿镛还积极投身沦陷区古籍文献抢救事业，以此向国民政府输诚，希望能获得政府在经济上对光华大学的关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国立大学多半附逆，反而是以光华为代表的私立大学，毅然关闭学校，以补习班或学社的方式暗中维持，坚守民族大义。

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则是另一种命运。成都分部由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谢霖和一批光华校友创办，行政与学科设置均一切从简。毋庸讳言，成都分部的师资力量欠佳，除光华校友和地方性学者外，只通过从其他高校“捡漏”的方式聘任了萧公权、叶圣陶、杨宪益等几位知名学者。且由于学校经费困难，教师薪资低，只能默许教师们到处兼课，教师流失现象亦较为严重。为了缓解经费压力，成都分部只能广纳学生，允许水平不够的富家子弟依靠关系入学。师资与生源如此，办学质量可想而知。不仅如此，成都分部为获经费支持，一直游走于国民政府教育部与四川地方势力之间，成为双方攘夺的高等教育资源，并随着政局变动、央地关系的变化而使自身陷入困境，最终“永久留川”，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光华大学为何始终没有考虑申请改为国立。战时私立大学改为国立蔚为风潮，南开、厦大、复旦、大夏等校均爆发过改国立运动，而光华则从未有此项动议。韩戍虽然提出了几项理由，如难获教育部同意，或有可能被改名为地方国立大学，或校长将会易主等，但笔者认为说服力尚嫌不够。当然，研究一件事情为何没有发生，其实远比研究一件事情何以发生更具难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华大学在上海复校。抗战期间担任教育部次长的创校元老朱经农出任校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受病逝的张寿镛之托担任董事长。依靠校长和董事长在政商两界的能量，光华获得额外关照，顺利复校，并力图振兴。但在国共战争的背景下，经费紧张，学科基础全无，专任师资急缺，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光华的生存都是难事，遑论振兴。朱经农提倡“爱的教育”几无效果，在心力交瘁中离校出国。廖世承代理校长，尽力保全校产迎接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通过改组管理体制、建立学习制度、确立政治课程体系等方式对光华等私立大学进行改造，将其纳入管理之下。光华大学积极顺应新形势，最终在院系调整中化“私”为“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重获新生。

以上是作为个案的光华大学的历史，对照笔者研究的大夏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笔者认为光华大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既有特殊性，也颇具代表性。他们随时代变动而起伏的办学历程，生动展现了私立大学是如何从“光大华夏”到“私而不立”的。

三、从“光大华夏”到“私而不立”

纵观这些私立大学，它们多因民族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诞生于偶然爆发的政治运动或突发事件，并以“光大华夏”为己任。复旦大学是从天主教学校震旦公学独立而出，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欺侮回国创办，大同大学是清华学堂教员反对外人主事者过于西化的办学方式而出走创立，大夏大学是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反抗校方专断而出走创建，光华大学则是圣约翰大学师生出于民族主义义愤脱离本校而创建。一般来说，在正常时代，私立大学应该是民间社会热心兴学，长期酝酿，募集资金，亦即自发形成的产物。但中国近代作为急剧变动的时代，私立大学的诞生，多为民族主义的产物，这就让它们在诞生之初，即自觉承担着“光大华夏”的使命，也使他们在经费上步履维艰。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且教育经费没有保障，国立大学境况不佳，私立大学由此吸引一批优良师资，并被社会寄予厚望，对自身的使命充满信心。光华大学聚集了胡适、徐志摩、罗隆基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人，还有钱基博、吕思勉等文史名家坐镇，教学与研究并进，为学与论政齐发，写下了光华大学校史上灿烂的一页。师生们在探究学问之外，针砭时政，关心社会，努力践行“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吕思勉

北伐前后，私立大学成为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党竞革”的场域，最终都因北伐成功而演变成明面上的国民党“一党独革”。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大学的规训与管控，一方面要求私立大学正规化，服从教育部管理，提高办学水准；一方面则推行党化教育，力图用意识形态控制高等教育，私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发生改变。面对这种变化，私立大学均有或明或暗的抵制，光华因聚集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人而带有明显的政治抗争色彩；大夏因其校方的国民党背景和教育学的学科背景，则对“党化教育”明面建构，暗中解构。经过双方不断地博弈，最终确立国民政府与私立大学之间的界限尺度。但遇到突发民族危机，如九一八事变，私立大学的民族主义抗争也会“回潮”，甚至突破常轨，批判国民党。受此冲击，国民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私立大学的管控，并以经济补助的方式进行引导。而1930年代，民间工商金融行业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和国民党政权盘剥，缺乏力量支持私立大学。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对私立大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获取国民政府的帮助，私立大学一方面网罗党政要人出任校董，编织政界人脉资源网络，希望通过私人渠道为本校谋取利益；另一方面则在办学中积极顺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党部的政策方针，希望能因办学表现而受重视。当然，尽管如此，私立大学在办学中还是保持了较高水准和一定的独立性，如光华大学的“国学”，大夏大学的教育学科，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光华希望通过国学来砥砺学生的人格，保存国粹；大夏希望实现教育学的本土化，这都可视为他们对“光大华夏”使命的践履。

全面抗战爆发后，私立大学或内迁大后方，或坚守上海“孤岛”，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对政府的依赖更加严重。社会捐助基本断绝，内迁学生依靠政府贷金求学生活，物资短缺导致物价飞涨，种种因素，都使得私立大学若无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将无法生存。为此，私立大学对党政要人几乎形成单方面人身依附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运作获取更多补助，或寻求改为国立。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纷繁复杂，依附某些党政要人即意味着该校从属于某一派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国民党和政府内部的政治纷争，遭受敌对派系的打压。如光华大学依附朱家骅，而朱家骅和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竞争对手，光华大学为此饱受教育部的歧视，补助更是大打折扣。大夏大学依附何应钦，在改国立问题上虽遭陈立夫阻挠，但最终凭借一众党政要人校董的强势力量，成功在不改国立的情况下获得国民政府巨额补助，从而渡过难关。生存尚成问题，全面抗战时期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首先是因为待遇问题造成的大量优质师资流失，他们多前往国立大学或政府机构任职。因此私立大学的师资多以兼任为主，且多为无籍籍名的地方学者或资历较浅的校友。其次则是生源质量的下降，为了多收学费和捐款，私立大学只能向水平不够的富家子弟敞开大门。最后再加上抗战时局的纷扰，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可谓急剧下降。这与一般认知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教育神话”不免有所差距。但在教育质量下降的另一面，我们也应看到私立大学在以教育因应抗战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困守上海“孤岛”的私立大学坚守民族气节，不向汪伪注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还秘密帮助国民政府收购珍贵古籍，以免落入外人之手。而在具体的教育上，私立大学也积极“抑文崇实”，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如大夏大学积极发展社会教育、边疆教育和电化教育，以此对民众进行抗战的宣传动员。总而言之，抗战时期的私立大学虽因生存困境而对国民政府产生严重依赖，但依然在践行光大华夏，教育救国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旋即爆发国共战争，整体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私立大学在复员后依然深陷生存危机，所谓“复兴”纯属奢望。光华大学虽因拥有翁文灏、朱家骅、朱经农等党政要人这一政治人脉，获得国民政府的特殊对待，但这也意味着其对政府的依附则进一步加深，在政治立场上只能与国民政府完全保持一致。在战后普遍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潮流中，原本是学生运动急先锋角色的私立大学反而默默无闻。而在教育方面，陷入困境的私立大学也只是勉强维持基本的教学活动，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私立大学虽然积极顺应形势，不断进行调整改造，最终得以通过合并重组为公立大学，获得新生。

韩戍在分析私立大学“私而不立”的问题时，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二是私立大学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三是以师资、学科、生源为代表的办学水平。其中，经费问题是私立大学难以真正有所发展的根本症结。这一点是当时办学者和现在研究者的共识。私立大学之所以经费困难，根本原因当然是当时中国实业不发达，私立大学无法依靠向社会汲取资源而自立。在此情况下，随着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管控的不断加强和私立大学经济困境的不断加深，私立大学也就越来越依赖政府的补助。经济上极端依赖政府，本身就使私立大学丧失了立身之基，其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自然也就不断减弱，直至完全与国民政府一致。反观国立大学，因为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经费，再加上学术独立的理念和“嫡长子”的身份，在政治上反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历次学生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同理，在经费缺乏的情况下，私立大学自然难以聘请优良师资，也难以开办需要大量经费投入的理、工、农、医等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学科。同时为了多收学费，在生源方面也只能放低标准。总之，私立大学“既没有成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先锋堡垒，也没有成为专心教学、潜心学术的高水平学府”，“无法走出一条与国立大学错位发展的道路”。如此一来，私立大学诞生时所怀抱的“光大华夏”之志，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崇高梦想。

学术界一直有“研究谁就会爱上谁”的说法，但韩戍因为研究之精深，成功避开了这一点，并且深刻认识到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私而不立”的本质。他通过近乎竭泽而渔的方式，挖掘和梳理了光华大学相关史料，为我们深入描绘了作为私立大学代表的光华大学在近代的政治社会环境变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以小见大，触类旁通，以光华大学从诞生到兴盛再到逐步衰落的全过程，展现并进一步解释了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为何会必然走向失败的复杂图景。“教育”何以“救国”？近年来，韩戍的研究对象已从光华大学一校扩展至以一定数量的大学作为整体的综合研究，问题意识也由单纯的挖掘大学背后的政学关系变为注重大学本身的“教育”面相，进一步将历史学与教育学紧密结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通过更多更为精彩的论著，对“大学与近代中国”做出更深刻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