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古希腊]普鲁塔克著，仲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396页，58元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时期最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之一，生于喀罗尼亚（Chaeronea），曾广泛游历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并多年担任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同时，他也在罗马帝国的官僚体系内任职。虽然和西塞罗、塞涅卡等前辈哲学家相比，普鲁塔克的政治地位不算特别显赫，但他对喀罗尼亚的地方政治始终颇有影响力。可以说，普鲁塔克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到罗马帝国时代的文人—政治家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熏陶，往往著述颇丰，同时也在罗马的政治体系中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

普鲁塔克最著名（同时也是篇幅最大）的两部作品，分别是《希腊罗马名人传》（或译为《比较列传》）和《道德论丛》。这两部书各自有两千多页的篇幅，而《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就节选自后者。相比于曾经深刻影响了莎士比亚、卢梭等人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论丛》虽然奠定了普鲁塔克作为哲学家（尤其是道德哲学家）的地位，但在哲学学术领域，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古典哲学的学者对该书往往兴致寥寥。

在笔者看来，《道德论丛》之所以在国内外哲学界不受关注，大体上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史上，普鲁塔克虽然被公认为思想名家，但他始终是一个相当异类的存在，我们很难将他归入当时流行的某个哲学派别中去。他显然不属于伊壁鸠鲁学派，并且在《道德论丛》中对伊壁鸠鲁的哲学主张和生活方式颇为鄙视（参见“伊壁鸠鲁不可能过快乐的生活”这一篇）。他对斯多葛学派的一些看法较为欣赏，但也仍然提出了诸多批评。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但又并不完全接受柏拉图哲学中的教条，有时会不具名地攻击柏拉图的观点（参见《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265页，后文引用该书时，会直接标注页码）。同时，他与皮浪主义、逍遥学派、犬儒主义等立场也都保持了距离。普鲁塔克的哲学难以按照派别进行归类，这就导致了学者不太容易将他放在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史谱系中展开讨论。第二，《道德论丛》中有相当一部分篇目并没有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探究如何将哲学思考应用到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很容易认为这些作品的“哲学性”不够高，或者顶多属于次一等的哲学（胡芙，《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哲学的社会动力》，万永奇译，华夏出版社，2017，第10页）。在后文中，笔者还会更进一步论述这一点。第三，在中文学界，《道德论丛》之所以备受忽视，还有另一条特殊原因，即这部巨著迄今为止没有学术上较为可靠的完整译本。《道德论丛》全书共有七十八篇文章，此前出版的中文全译本以英译本为底本，且译文有待商榷，很难供学术研究使用。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选译本，分别题为《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哲思与信仰》和《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塞里斯》。这几个译本相对可靠，在主题上，第一本偏重政治，第二本和第三本偏重理论哲学和宗教。不过，这几个译本中选译的《道德论丛》篇目，总计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索非亚文库”中的《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则以古希腊语为底本，从《道德论丛》中选译了十篇，其中绝大多数篇目与此前出版的几个选译本没有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部巨著在中文翻译上的缺憾。

《道德论丛》中涉及的主题颇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书中有一部分篇目属于理论哲学，在这些文章中，普鲁塔克或是检讨了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等前人的哲学学说（如“柏拉图学派的论题”“论斯多葛学派的自相矛盾”“伊壁鸠鲁不可能过快乐的生活”等各篇），或是讨论了自然哲学、政治哲学等具体哲学领域的传统主题（如“自然现象的成因”、“论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等各篇）。不过，占到全书更大篇幅的内容，并不是这些传统意义上“技术性”较强的哲学讨论。这些篇目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抽象难懂，往往会关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遭遇的各种事宜，比如怎么教育子女、如何交朋友、是不是要借钱等。有些学者会将这些内容称为“大众哲学”（例如Pelling, Chr. “What is Popular about Plutarch’s ‘Popular Philosophy’?.” Virtues for the People: Aspects of Plutarch’s Ethics. Leuven [2011]: 41-58）或“实践伦理学”（例如前文引用过的《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中收录的篇目，均属于这一类作品。

如何理解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作品？这些篇目是否如许多哲学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价值相对较低？哲学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理解普鲁塔克撰写这些篇目的意图，尤其是它们的潜在读者究竟是哪些人。普鲁塔克在许多篇目中，都向读者交代了他的直接写作对象。例如，《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的同名篇目是一篇即兴演讲，普鲁塔克在开篇就告诉了读者，该文的直接听众是一位名为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Pulcher）的执政官（131页）。遍览《道德论丛》的各篇文章，有许多都献给了罗马帝国中的官员和贵族，或是帝国治下属国的王子（如“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这一篇的直接收信人就是这一身份，参见152页）。这些人和普鲁塔克本人的身份相仿，都是罗马帝国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哲学教育。因此，普鲁塔克可以在文章里频繁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等哲学家的观点，而无需加以详尽解释。这些帝国精英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同样需要面对诸多困惑和挫折。普鲁塔克试图在《道德论丛》用哲学为他们提供指引，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更好的生活”，并不一定是哲学生活。在这一点上，普鲁塔克和柏拉图以降几个世纪的哲学传统颇为不同。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等哲学家，都认为哲学生活高于世俗生活（其中包括政治家致力于的公共生活），并希望让读者从此前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投入到哲学沉思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上述哲学家都分别塑造出了一套哲学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对立。由于笔者在同一系列的“索非亚文库”中负责选译了塞涅卡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预计明年出版），因此就主要以该书为例。在这部写给友人兼学生路奇里乌斯（Lucilius）的作品中，塞涅卡事无巨细地讨论了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所思所想，可谓无所不包。正如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es）中描述塞涅卡之死时敏锐捕捉到的那样，塞涅卡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塑造为一种榜样人生，供同时代人和后世读者模仿学习（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2009，556页）。《道德书简》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塞涅卡笔下，当下流行的世俗生活极端腐败堕落，充满了奢侈、酗酒、日夜颠倒等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反，塞涅卡本人的生活则相当符合自然，欲望得到节制，心灵安宁祥和。在塞涅卡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必须借助哲学的力量，才能超脱前一种生活，过上后一种生活。因此，他对路奇里乌斯或任何读者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模仿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过上哲学家的生活，践行美德。除了塞涅卡外，在哲学上对普鲁塔克影响最深的柏拉图，也同样勾勒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可以说，整部《理想国》所展现的“运动”，就是从第一卷中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世俗道德观念出发，向着第六卷和第七卷中塑造的哲学家生活和在哲学层面上对善好与正义的重新理解逐步推进。虽然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囊括了前者（而非彻底否定了前者），但也明显是对前者的超越。苏格拉底希望对话者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走向哲学生活。或者用《理想国》中最著名的洞穴喻来说，就是离开昏暗的洞穴，去观看洞穴外真实的世界。

然而，普鲁塔克并不对读者有这样的期待，他也并没有在《道德论丛》中的这些实践伦理学篇目中引导读者走向哲学生活。无论普鲁塔克在内心之中是不是认为哲学家的生活比普通人的生活更为卓越，他在这些篇目中都只为自己设定了相对比较有限的目标：他希望读者能在一定程度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并改善当下的生活。和绝大多数时代一样，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需要面对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的困惑和挫折，需要摆脱焦虑，获得心灵的安宁。从罗马共和国晚期以降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基本也都试图回应这些问题，努力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改善。例如，伊壁鸠鲁学派主张追求享乐生活，希望直接逃避各种困境与苦难。斯多葛学派则恰好截然相反，强调要压制享乐的欲望，认为必须修炼灵魂和心性，努力忍受艰难困苦。普鲁塔克所持有的立场，可以说位于这两种方案的中间。他主张以哲学为指引，让人们更好地应对挫折和困难，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利用哲学所提供的智识资源，改善自己的生活。

具体来说，普鲁塔克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呢？他拒绝像此前的哲学家那样，将人们从世俗生活引向哲学生活，这是否意味着对过去几百年中的哲学传统的彻底背弃？在笔者看来，普鲁塔克仍然延续了苏格拉底以来的古典哲学传统。用著名古典学家胡芙的话来说，普鲁塔克在他的实践伦理学篇目中的关键目标，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学会如何用“自知”（self-knowledge，古希腊语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来取代“自爱”（self-love，古希腊语φιλαυτία）（《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14页、41-42页）。所谓“自爱”，指的是沾沾自喜、虚荣、卖弄之类的品性。熟悉卢梭作品的读者，不难想到这个概念很接近卢梭哲学中的“amour-propre”这一关键概念。虽然笔者暂时还没有读到过从这个角度系统考察这两位哲学家在道德心理学层面上的思想传承的研究，但考虑到卢梭熟读普鲁塔克的著作，我们不难设想卢梭在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深陷自爱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诸多问题。一方面，自爱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例如，在“论喋喋不休”这一篇中，普鲁塔克指出，喋喋不休者往往太过沉迷于自己的感受，以至于忽视了听众的感受。这造成的结果是，他们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他们渴望听众，却得不到听众，反而所有人都忙着逃避他们。”（70页）另一方面，自爱也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被巧言令色的谄媚之人利用，“为谄媚者在友谊之中提供了广阔的立足之地”（153页），导致性情败坏，将恶行误认为美德（179-180页）。反之，与“自爱”相对的“自知”，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常说的“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这句刻在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神谕，后来在柏拉图哲学中被反复提及，成为苏格拉底的标志性警句。在《申辩》《美诺》《阿前篇》等若干对话中，都涉及了这一共同主题。

在《道德论丛》中，“自知”这一主题可谓俯拾皆是。《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中收录的同名文章，就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一主题。这篇文章开篇以朋友和敌人引入讨论，这组关系在《道德论丛》中相当常见，如中译本收录的“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论广结良缘”等篇目均有所涉及。紧接着，普鲁塔克引用了色诺芬的话，点出了该篇的核心论点：“真正有理智的人，即便是从敌人那里，也应当学会收获益处。”（132页）普鲁塔克为这一论点提供的第一条论证是：“对于那些警觉、谨慎的人而言，敌人最具害处的地方，反而能成为最大的益处。”（134页）这条论证就集中体现了前文谈到的普鲁塔克希望督促读者“用自知取代自爱”的用意。由于直言不讳的真朋友相当稀有，因此敌人反而显得非常宝贵。敌人会最敏锐地盯着我们的错误，不放过任何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为了避免受到敌人的致命一击，我们必须“收敛情感”，改掉自鸣得意的习惯，不断反思自己可能犯下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更加端正”（135-136页）。所谓“收敛情感”，就是去除掉自己身上的自爱，警惕虚荣和卖弄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自我反思错误和缺点，就是学会“认识你自己”。这番操练之后得到的成果，即端正品行，培养美德。普鲁塔克希望引导读者，通过经历这一过程，先从自爱迈向自知，再从自知通向美德。

除了警惕敌人发现我们的缺点，普鲁塔克提到的从敌人身上获益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见到敌人身上的不足之处，来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缺点。普鲁塔克引用了柏拉图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当柏拉图见到品行不端的人时，他会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139页）无独有偶，根据《论语》中的记载，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此处普鲁塔克所引用的柏拉图之语，与孔子的后半句话不谋而合。普鲁塔克进一步说：“那些辱骂他人生活方式的人，若能立刻反省自己的生活，并调整自身，使其朝相反的方向加以矫正和改进，那么他的谩骂便能得到某种益处。”（139页）很明显，普鲁塔克此处的用意，同样是期待读者能够自我反思，实现“自知”。紧接着，普鲁塔克甚至直接引用了“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140页）。

总之，在《道德论丛》中，普鲁塔克希望引导读者尽量戒除自爱，主动寻求自知，进行自我反思，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时刻进行操练。在这些篇章中（尤其是《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中收录的文章），几乎没有出现高度技术性的哲学讨论。因此，哪怕是对哲学了解不多的读者，也能相对轻松地阅读。然而，这也是普鲁塔克的这部巨著在当代哲学界（包括道德哲学领域）不太受到重视的原因。许多当代的道德哲学讨论，固然十分精细，在逻辑上也相当严密，但也往往失于过分琐碎。这种学术品味造成的后果是，道德哲学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几乎很难有所助益。

除此之外，普鲁塔克与当代道德哲学的另一处重要差别是，前者希望达成的效果是高度个人性的，并不旨在给出普遍适用的道德命题，而后者的目标则恰恰相反，始终以普遍性道德方案为鹄的。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也与普鲁塔克所采取的“用自知取代自爱”的策略密不可分。毕竟，每个人的“自知”必然是个人性的，很难（也没有必要）上升到普遍高度。然而，这种拒斥普遍性道德方案的路线，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虽然表面上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在书中试图传达给我们的古典智慧，却很可能比当代道德哲学看似精微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我们的生活实践更有帮助。近年来，哲学这门学科，乃至是广义上的人文学科，据说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存在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开始质疑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问，视之为无用之学。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普鲁塔克的道德哲学作品，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或许有相当强的借鉴性。

《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一书的译笔，整体上流畅可读。中译者多年浸淫古希腊语，语言功底过硬。本书中译本直接从古希腊文译出，相当不易。此外，译者导读的信息量也相当丰富，清楚地交代了普鲁塔克的哲学学说和后世影响。书中的中译者注尤其用心，除去一般性的文献注释外，中译者添加了许多阐发义理的注释，对读者很有启发性。例如，普鲁塔克在《如何区分真朋友和谄媚者》中讨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恋倾向时，中译者敏锐地指出，这篇文章的开篇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开篇及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论述完全一致，但普鲁塔克给出的处理方案却与这两位现代思想家恰好相反（152页，注释1）。不过，从学术角度看，《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的中译本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中译本缺失了普鲁塔克学界普遍通用的斯特方码（Stephanus Pagination）。这或许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面向普通读者（而非专业研究者），但也确实对希望根据中译本检索古希腊文或各种语言译本的读者造成了不便。其次，中译本中的个别术语没有采用中文学界的通用译法。例如，斯多葛学派的别称“廊下派”被译为了“柱廊学派”（293页）。又如，色诺芬的《家政论》（Oeconomicus）一书，书名被译为了《经济学》（132页），但古希腊人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学”这门学科，色诺芬在该书中讨论的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知识。但瑕不掩瑜，《如何从敌人身上获益》仍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能够让中文读者更多地关注到普鲁塔克的实践伦理学学说。期待在不远的未来，能够有直接从古希腊文译出，且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道德论丛》中译本问世，填补古典哲学领域的这一重要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