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东非国家乌干达，一个名为穆萨（音译）的当地农场技术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已磨得边角发毛的旧名片。名片的主人，中国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禾盛”）的水稻技术主任苏中想没有想到，12年前的学生不仅一直记着他，还靠着一粒种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时隔12年，穆萨与苏中想再聚首。王超 图

2010年，找不到工作的穆萨，参加了苏中想团队在当地举办的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十几年过去，穆萨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他从一个待业青年，成长为管理着三万多亩土地农场的技术骨干，用一份体面的收入，养活着一家老小，也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更是一粒来自中国的种子，在“一带一路”的土壤上，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悄然改变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命运的缩影。

从非洲乌干达的田埂，到南亚巴基斯坦的油菜花田，从河西走廊戈壁滩上晾晒的玉米，再到黄淮海平原上承载着亩产800公斤希望的小麦……这些看似遥远而分散的场景，正被“种业振兴”串联起来。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攥紧这枚“芯片”，关乎14亿中国人的饭碗，也关乎一个农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自主与尊严。在这场关乎未来的征途上，以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为代表的“国家队”，正试图通过整合、创新与坚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途。

从各自为战到攥指成拳

“党中央把种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我们作为央企，必须挺膺担当。”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发展现代种业的核心平台——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种业"）董事长何才文在被问及“种业振兴”在其集团战略地位时这样表示。面对“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的时代命题，农发种业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创新发展、重组发展、延链发展、海外发展和服务发展。

这盘棋的第一个关键手，是“重组发展”。

“以前，我们是宿州市种子公司，出了安徽到了江苏徐州，人家就说我们是‘老外’，不支持。现在，我们是农发集团的成员，是央企，我把种子卖到黑龙江，人家都说我是‘老内’。”

安徽华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成种业”）董事长刘良柏，这位在华成种业（前身为1950年成立的华东种子公司皖北分公司）干了25年的“老农人”，对此感触颇深。他伴随企业，从“站司分离”到“事改企”，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几乎经历了中国种业体制的每一次变迁。他所说的“平台优势”，正是近年来中国种业格局变化的真实写照。

中国曾有8000多家农作物种子公司，但长期以来，“多、小、散、弱”的局面难以形成与国际种业巨头抗衡的合力。品种同质化严重、突破性创新乏力……这些都是悬在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种业振兴”行动的号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吹响。农发种业的棋盘上落子频频：为“补短板”，积极响应国家大豆振兴战略，在东北重组五大连池富民种业；为“强优势”，将优势玉米“基地公司”甘肃兴达种业揽入怀中，并联合重组了全国小麦种子销售十强的安徽华成种业。

这盘“新棋局”已初见成效。通过整合，农发种业的规模实力再上台阶。2023年，其种子经营规模在国内种企中排名第四，其中油菜、小麦和大豆种子销售额分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七，玉米和水稻种子业务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从各自为战到攥指成拳，“组队”的作用已然显现。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硬仗，发生在科研、生产与市场的每一个环节里。

育种的“慢功夫”

育种，是种业的“芯片”之核，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湖北种子集团总经理绍仁学表示，围绕种业振兴，公司确立了 “两主两辅、两个市场”的布局：以水稻、玉米为主导，小麦、油料为辅助，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发力国际。在湖北本土，他们聚焦 3500 万亩水稻种植基地，重点研发耐高温、高产且优质的品种，还针对性培育适配虾稻共作模式的短生期、耐迟播品种，力争实现“湖北用种用湖北品种”，让品种更贴合本地种植习惯与消费需求。

禾盛生物育种研究院鄂州基地。王超 图

“一个好品种的诞生，短则十年，长则十五年，甚至更久。”湖北禾盛生物育种研究院副院长李承力解释道。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以水稻为例，从杂交组合开始，到性状稳定需要五六年，然后进入各级试验，在层层筛选中淘汰，最后能上市的寥寥无几。”

水稻育种专家吕德安，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常年往返鄂州、海南两地的试验田，皮肤晒得黝黑。他毕生的追求，是打破一个魔咒：“高产的往往不好吃，好吃的又往往产量低。”他指着两片相邻的试验田，一片稻穗饱满，另一片则因高温出现了大量空壳。“你看，这就是耐热性的差异。农民的要求很简单，又要高产，又要好吃，谷子还要好卖。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用普通稻的产量，做出高档米的品质。”

为了这个目标，吕德安和他的团队必须从最源头的亲本改良做起，将株高、叶型、粒型、抗病、耐热等多种性状，通过无数次的杂交、回交，聚合到一株水稻上。这就像拼一幅复杂的拼图——你明明想补上关键的一块，翻出来的却总是形状不对的碎片，好不容易凑齐几片，却发现和旁边的图案根本对不上。

同样的坚守也发生在华成种业。这里的育种专家闫启云，从1997年毕业后就进入公司，一干就是近三十年。她和她的团队，在大豆和小麦育种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们自育的“天益科豆19”，蛋白质含量高达45.5%，凭借优异的品质和抗性，不仅通过了省审，还拿到了国审，在长江流域占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种大豆，但我们一直在种大豆。”这句朴素的话，是华成人几十年如一日耕耘的写照。

面对育种“同质化”难题，中农发种业的策略是系统布局。一方面，通过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建立省级资源库，为自主育种奠定根基；另一方面，大力投入，近五年累计研发投入超4.5亿元，加快应用双单倍体、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定向培育突破性品种。

“十四五”期间，农发种业审定（登记）新品种162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103件，经营品种自给率超过60%。一批标志性成果开始涌现：自主选育的中抗赤霉病、中抗白粉病小麦品种“天益科麦10号”，被列为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项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首个转基因玉米品种“泛玉298D”通过国家初审，填补了公司在该领域的空白；与河南农大等单位联合选育的玉米新品种“汉玉122”，融合南北基因，抗病高产，潜力巨大。

今天的育种，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湖北种子集团玉米产业负责人田拓坦言，企业内部的育种团队，再强也难以抗衡高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集团军”。于是，“内联外引”成了必然选择。集团主动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数十家单位协同创新，将自己定位为产业转化平台，用敏锐的市场嗅觉去“抓品种”，将实验室里的“好材料”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好收成”。

精准与高效交织下的制种

如果说育种是“从0到1”，那么制种就是“从1到100”的放大过程。每一粒合格的种子，都必须经过严苛的生产繁育。

9月的张掖，迎来了玉米制种丰收季。王超 图

在甘肃张掖，河西走廊玉米制种的“黄金走廊”的尽头，一幅壮阔的丰收画卷像在诉说着‘中国玉米制种看张掖’的产业传奇：广袤的戈壁滩上，铺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像是太阳的地毯。这里是“北纬38度黄金农业带”，年降水量不足112.3~354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672~2358毫米。“天干地不干”，独特的祁连山雪水灌溉和干燥气候，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尤其是甘肃张掖甘州区，全国每3粒玉米种子就有1粒产自这里，“张掖有种种天下”也因此打响。

甘肃兴达种业的总经理罗志刚，2000年就来到这里，每天都在和这片土地打交道。“这里气候稳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干物质积累充分，病虫害少，种子的商品性特别好。”他解释道。张掖作为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正全力打造种业振兴的“西部样板”，玉米制种面积和年产种量分别占全国42%和45%，“张掖玉米种子”是国内唯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甘肃兴达种业新厂区。王超 图

为了提高种子产量跟质量，张掖玉米制种至今仍保留大量人工环节，这种传统精细化农业与现代机械化农业的矛盾正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兴达这样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工人化”的农民繁制高质量的玉米种子；另一方面，也对育种环节产生倒逼，培育出适合机收的种子正在被不断筛选出来。

在千里之外的安徽宿州，华成种业在良繁建设上正探索着一条新路。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他们创新了“523良繁工程”模式：通过整村流转、乡贤托管、合作社联动等五种模式，将8万亩制种基地牢牢掌握在手中；通过资源和管理上的两个互补、组织资金和保险上的三个保障，将企业、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华成种业智能化加工流水线。王超 图

与此同时，“智慧农业”正在为这个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在华成的科创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田间的墒情、苗情和病虫害数据。无人机植保、水肥一体化、北斗导航单粒点播……这些技术在兴达的基地也已广泛应用。种子从田间收回，进入全自动生产线，精选、包衣、分装一气呵成，并打上“一袋一码”的追溯码。消费者用手机一扫，就能看到这粒种子的“前世今生”。

从戈壁滩上的人工去雄，到平原上的智慧农田，中国种业的“繁育”环节，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寻找着降本增效、保障供给的最优解。

从“卖种子”到“卖方案”

种子，终究要走向市场。在今天的中国，单纯“卖种子”已经越来越难。品种井喷，竞争白热化，“酒香也怕巷子深”。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提供种子，更是提供一套种植解决方案。”华成种业的副总经理郭然说。这套方案，涵盖了从播前技术指导，到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的全过程。每年关键农时，华成公司会组织大量的“会销”——把经销商、种植大户请到示范田，现场观摩，再开会讲解技术。田拓则是在“湖北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长期普及玉米种植技术。“良种还需良法配套”，这是所有种业人的共识。

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产业链的延伸。种子公司开始思考一个终极问题：如何让种自家种子的农民，赚到更多的钱？答案是：打通下游，搞订单农业。

湖北种子集团的“高蛋白玉米”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长期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问题，饲用高度依赖进口大豆。华中农业大学的严建兵院士团队提出，通过提高玉米的蛋白含量，来部分替代大豆蛋白。据统计，玉米中蛋白质含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够实现700万吨大豆蛋白进口的替代。湖北种子集团抓住这一契机，发现自己的储备品种中，恰好有几个高蛋白品系。他们迅速与新希望、牧原等大型饲料养殖集团对接。

“饲料厂对我们的高蛋白玉米很感兴趣，”田拓介绍道，“他们一旦验证了用我们的玉米能有效降低饲料成本，就会形成稳定的采购需求。这个需求，会反过来拉动农民种植我们这个品种的积极性。”这条“种子－粮食－饲料”的链条一旦闭环，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驱动力，远比单纯的广告推销有效得多。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华成的小麦产业。他们针对面粉厂对强筋、弱筋小麦的特定需求，在安徽萧县等地开展订单种植，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回收专用小麦。“我们首创‘以生产种子的标准生产专用粮’。”刘良柏表示。这种模式下，华成不仅卖出了种子，更掌握了优质粮源，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一粒种子，到满仓好粮，再到食品或饲料。种业“国家队”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个“品种研发—高效种植—加工转化—终端应用”的产业闭环。

一粒中国种子的环球之旅

当国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海外发展”便成为必然选择。庆发禾盛，这家湖北种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就是其中的先行者。

“我们2003年成立，很早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庆发禾盛国际贸易部经理周旭升介绍。他们的足迹遍布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乌干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巴基斯坦，庆发禾盛书写了一个“传奇”。2004年，他们注册了巴基斯坦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此后十几年，通过持续的品种输出和技术培训，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巴基斯坦从一个稻米净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稻米出口国，年创汇超30亿美元，为上百万人创造了就业岗位。

这并非一帆风顺。在乌干达，庆发禾盛2009年开始开展水稻试验，却发现当地一种特殊的黄斑驳病，让所有中国品种“全军覆没”。项目结束后，庆发禾盛没有放弃，而是坚持试验了十多年。终于在2022年，他们选育出了抗性极强的品种TM93，解决了当地的种植难题，也才有了开头穆萨的故事。

另一个突破发生在油菜领域。巴基斯坦长期依赖进口食用油，心血管疾病高发。庆发禾盛历经十年攻关，在2019年成功审定了巴基斯坦第一个杂交双低油菜品种HC-021C。这种油菜籽含油率高、油品好，迅速成为该国第一大油菜单品，累计推广面积已达150万亩。

“我们不仅是带品种过去，”周旭升说，“我们还希望引入国内先进的榨油设备，建立‘1+n’的榨油网络。”他们设想的场景是：丈夫在地里种油菜，妻子在家里用小型榨油机榨油，油粕还能喂牛，实现家庭内部的循环经济，提升妇女地位。

走出去，也意味着必须与国际规则接轨。为了打破贸易壁垒，庆发禾盛在2021年建成了华中地区首个国际种子测试协会（ISTA）会员实验室，让自己的种子质量检测结果能够实现全球互认，为“中国标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话语权。

结语

中国的种业振兴，是一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叙事，也充满了无数个体奋斗的微观细节。它需要刘良柏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企业文化坚守，需要吕德安那样对一个完美品种的执着追求，需要罗志刚那样对一方水土的深刻理解，更需要周旭升那样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的勇气。

何才文透露，农发种业将成立“创新研究院”，将各所属企业的研发机构纳入统一体系，形成一体化高效科创平台；同时，继续开展联合重组，做大做强主粮和油料种业；并围绕东南亚、非洲、俄罗斯等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在种业振兴的路上，挑战与机遇并存。同质化的藩篱尚未完全打破，基础研究的短板仍需补齐，产业链的协同效应还有待放大。但透过农发集团这支“国家队”的实践，我们看到：一粒粒承载着希望的种子，正播撒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广袤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