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年，画家范·戴克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他33岁。在结束了在弗兰德斯（意为“泛水之地”，泛指位于西欧低地西南部、北海沿岸的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和意大利的艺术之旅后，他来到伦敦碰运气。此前的人生，他的经历顺风顺水。

一

1599年3月22日，安东尼·范·戴克出生在安特卫普的一个艺术世家，父母共养育了12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他出生的这个家庭可谓“艺术世家”，祖父老安东尼从1556年开始就是一名大画家，祖父的哥哥曾师从画家古德里克·根德里克。范·戴克母亲这边也有不少人从事艺术行业。

范·戴克《自画像》，1633年，画像中展示了查理一世赏赐他的项链和勋章，向日葵象征国王

出身这样的艺术之家，范·戴克很小就展露出美术天赋，10岁时，他被老画家亨德里克·范·巴伦“收入麾下”。亨德里克带了多名徒弟，但范·戴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四五年光景，范·戴克就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这绝不是仰赖父母恩泽或“氪金”，因为他父亲那时正经历财务危机，丝绸生意陷于破产。范·戴克当时的画作以基督和门徒的半身像为主，严格的宗教画训练让他积累了肖像画基础。15岁时，范·戴克有了自己第一幅自画像。画像中，他一头鬈发，双目炯炯，回首凝望，脸上还带着青春期特有的雀斑。

1617年，18岁的范·戴克以“自由大师”的身份被安特卫普圣卢克公会录取。几年后，范·戴克遇到了人生第一个机遇：他被一位弗兰德斯当地画家看中，成为其首席助理。这位画家就是彼得·保罗·鲁本斯。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画家，你一定见过他所绘制的名篇——《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这位大师笔下的美女无不丰腴可人，连杨玉环看了也会自叹弗如。彼得不仅颇有艺术造诣，而且在商业领域也颇有创见，他本人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工作室，经常将来不及完成的作品“分包”给无籍籍名的艺术家。范·戴克显然是其麾下的得意门生，他曾被其称赞为“最好的学生”。

1620年，21岁的范·戴克第一次来到伦敦，为詹姆士六世工作，得到了100英镑赏金。在当时这算得上一笔巨款，雇一名男仆也不过4英镑。就在伦敦，范·戴克见到了提香的画作，提香对于色彩、光线和构图的精妙把握，激发了其创作灵感，丰富了他从鲁本斯那里学到的绘图经验。1621年底，范·戴克去了意大利，他在那里待了6年，一边临摹学习意大利大师的作品，一边继续自己的肖像画事业。他的画风日趋成熟，大有超过师父鲁本斯的势头。1625年，鲁本斯为意大利当地的贵族绘制了一幅全身肖像画，大家争相称赞这幅画作完胜提香。范·戴克也不甘人后，他绘制了一幅骑士图，大有和师父一比高下的势头。在这幅画作中，主人公莱尔玛公爵骑着白马，昂身向前，气宇轩昂，往后这种马上人物画像将对其职业发展大有裨益。当然，这是后话。

二

1632年，范·戴克第二次来到伦敦。此时，他已经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师，而是在欧洲大陆崭露头角的艺术家。他的声名很快就被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所知。查理一世，斯图亚特王朝第二位君主，詹姆士六世之子，这个国王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作“独断专横、阴险狡诈”，“总是心里痒痒地要事必躬亲”。跟他父亲一样，查理一世总爱端着“英格兰伟大国王”的架子，但实际上这时的英格兰内外矛盾丛生，国王不愿怀柔，只是乞灵于使用武力。为了塑造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国王颇为依赖宫廷画师的生花妙笔。在范·戴克之前，查理一世的御用画师是丹尼尔·米登斯。此人也曾是其父王詹姆士六世的画师。当时坊间盛传，查理一世有龙阳之好，跟米登斯暗通款曲，有着远超君臣之间的情谊。

1632年，范·戴克来到伦敦，很快就取代米登斯，成为国王的首席画师。

范·戴克能俘获圣心，靠的不仅仅是画技。只需要对比一下米登斯和范·戴克的画风，就能知道为什么后者更能获得查理一世的青睐。首先是构图大相径庭，米登斯将不足1米7的国王放置在高阔的文艺复兴空间内，诸如森林、旷野，广阔的空间更加衬托出国王的矮小。

范·戴克《查理一世行猎图》，约1635年

同样是描绘田园画，范·戴克为国王创作的《查理一世行猎图》则让人眼前一亮。树荫下，国王正在休憩，牵马的宠臣迪米昂·波特和青年侍从、马匹一起处于树的阴影下，凸显出国王的主角光环。画面中，最为抢镜的是国王的红色绒线裤显示出天鹅绒般的柔顺，拿在青年侍从手里的披风，采用较淡的红色和黄色调，褶皱的处理呈现出绸缎质感。蓝色和棕色的天空底色，衬托出英国乡村的悠闲。但如果只从中看出国王的悠闲与轻松就大错特错了。画作中，查理一世腰间别着一把剑，象征着国王的英武。一只手随意地放在象征王权的手杖上，另一只手拿着手套，插在腰间，展示出国王的自信与威严。

范·戴克不仅在野外背景中独具匠心，他还聪明地将国王置于一些特定场景内从而凸显其高大。范·戴克有一幅巨作是白厅中的国王全家福，国王与王后端坐画中央，他们的两个孩子查尔斯和玛丽分列两侧。幼小的孩子恰好衬托出国王的挺拔与高大。

第二幅巨作中，查理一世身着盔甲，骑在一匹白色骏马上，右侧是一位手捧头盔的男仆，左侧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盾牌，上面镶有王室家徽。头顶的拱门恰到好处地让人想起了古罗马的凯旋门。这幅画作被巧妙地放置在圣詹姆斯宫的走廊内，各国使臣需要经过提香与朱利奥·罗马诺绘制的诸罗马大帝，当他们再看到这幅画作时，很自然地会将罗马帝国各帝王的丰功伟绩与查理一世联系起来。

第三幅巨作“查理一世三面像”中，他直接跳过了全身像，创造性地将国王查理一世上半身的正面、左侧、右侧浓缩在一幅画作中，画作中君王目光炯炯，不怒自威，展现出特有的端庄与威严。其中最为神奇的莫过于查理一世的那撮山羊胡，被后世称为“范·戴克式”。

范·戴克为查理一世制作塑像用的三面肖像

在范·戴克的画作中，骏马是一个绕不开的元素，范·戴克巧妙地把握了人与马的比例，恰到好处地放大了国王的尺寸，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展示出国王的高大，但同时还不让人觉得失真。与之相对比的是，御用雕塑家勒·苏埃尔也爱在国王坐骑上大做文章。和范·戴克一样，他也对国王和马的比例做了调整，免得国王被高头大马衬托得更加矮小，但这种东施效颦的尺寸扭曲造成了一个奇怪的视觉效果：好像高大的国王坐在一匹臃肿的短腿马上遛弯，不仅比例失调，查理一世的表情也僵硬呆滞。其画作显然不能和范·戴克画作中坚毅果敢的国王相提并论。

三

范·戴克在绘画上恰到好处的马屁让他收益颇丰。1632年4月，范·戴克回到伦敦，7月，他就被封为爵士，享有每年200英镑的养老金，这在当时足以在乡间购置一套不错的庭院。当然，购房并不是御用画师需要操心的事儿。查理一世不仅赏赐给他一套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宅邸，还将埃尔特姆宫的一套房子划拨给范·戴克作为乡间别墅。查理一世还多次亲临范·戴克在黑衣修士街的画室，后来还专门修建了一条暗道以便国王伉俪进出。就在这种君臣相济的氛围中，范·戴克迎来了创造高峰。据估计，范·戴克共绘制了40幅查理一世肖像、大约30幅王后肖像、9幅斯特拉福德伯爵的肖像和多幅其他宠臣肖像。

1638年，范·戴克结束“伦漂”生涯，国王通过特许证的形式授予他英国定居权。1640年2月27日，他与玛丽·鲁斯文结婚。玛丽不仅是鲁斯文勋爵的千金，也曾是王后身边的宫女。这显然也是出于圣意，查理一世希望通过这场婚姻将范·戴克拴住。尽管如此，随着英国革命氛围越来越浓厚，范·戴克开始频繁穿梭于英伦和欧洲大陆之间。尤其是在1640年英国内战爆发前夕，他在家乡弗兰德斯和法国居住了几个月。

1640年，范·戴克陪同刚从法国监狱获释的波兰王子约翰·卡西米利周游欧洲。1641年11月，范·戴克从巴黎返回伦敦，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回到伦敦，但情景与之前截然不同。此时，英国内战如火如荼，范·戴克的两名赞助人：斯特莱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都被国会指认为清教徒的敌人。前者于1641年受审被处死，后者被关押到了1645年，最终也未能躲过一死。国王查理一世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1641年10月，爱尔兰发生叛乱，但议会就是不同意国王派兵弹压，双方的关系降至冰点。此时的范·戴克已经病入膏肓，他于12月11日在黑修士修道院去世，年仅42岁。死后，他被安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唱诗班的座椅底下。

宫廷小品落幕之际，生旦净末丑各有归宿。查理一世的御用雕塑师勒·苏埃尔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于1643年黯然回到法国。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成为迄今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处死的君王。据说，当时正值冬天，国王在上刑场时穿了很多衣服。他解释道：“天气太冷了，我可能会发抖的，我担心观刑的人会认为我是由于害怕而发抖，我可不想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

随着国王被处死，新的共和国开始清理前朝的遗迹，苏埃尔的雕塑首当其冲，共和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摧毁所有此类雕像”。当然，一些前朝遗老冒着风险雪藏了查理一世的铜像。20年后，当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日，这些深藏于地底的铜像再度重见天日。但范·戴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666年伦敦大火，圣保罗大教堂被付之一炬，范·戴克的坟墓也未能保全，最终不知所终。

比利时安特卫普购物大街上范·戴克的雕像

对于范·戴克的评价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绘画技巧而言，其画作细致而优雅，结合田园风光，如同在观看英国古装剧时的含蓄而克制。这些都让这位鲁本斯手下最优秀的学生挣脱了老师的束缚，走向了另一条将艺术发扬的道路，甚至长远影响了英国的肖像画传统，开创了新的典范。但从另一层面说，范·戴克也算得上画师中的佞臣，他巧妙地通过构图、光线、对比物等方式，塑造了查理一世英武雄略的圣主形象，这类通过肖像画拍马屁的形式，从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查理一世的虚荣，使其膨胀到忽略议会与民众的呼声，最后走到了失败者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