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1日，十余日前遇刺身亡的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尔斯·柯克的葬礼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现任正副总统特朗普与万斯及多位内阁成员均出席葬礼，并发表演讲，其中充斥着“复兴”保守主义运动乃至表达对自由派对手仇恨的言论。事实上，纵观美国历史，暴力与葬礼向来是传达政治讯息、动员本方支持者的重要场合，它们往往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脉搏，这从以下将要呈现的几个历史切片中便可见一斑。

一、围绕着奴隶制问题燃起的熊熊烈火

1837年11月7日，一群主要来自一河之隔的密苏里州的暴徒聚集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的一处库房前，这里正是伊利亚·帕里什·洛夫乔伊（Elijah Parish Lovejoy）出版反奴隶制印刷品的所在，这位报人先前正是出于对密苏里州蓄奴政治威胁的担忧，才将出版地点转移，却仍无法躲开暴徒的追踪。洛夫乔伊与他的伙伴们开枪自卫，待暴徒稍许退却后，洛夫乔伊出门查看，结果身中五枪，登时身故。

以伊利亚·帕里什·洛夫乔伊和他的印刷厂遭受袭击为内容的画作

洛夫乔伊的葬礼规模不大，他的墓碑甚至刻意缺少标记，以防为人所破坏。然而，他的死讯却触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言论自由与奴隶制问题的风暴，来自他家乡马萨诸塞州的联邦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称这场谋杀“像一场地震般在这个国家引发震动”。次年1月27日，林肯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发表演讲时提到了“关于暴徒们所犯下的暴行的叙述构成了今天的每日新闻，从新英格兰到路易斯安那，暴行充斥了整个国家”。约翰·布朗则发誓“将自己的生命投身于摧毁奴隶制”。

1848年2月21日，亚当斯在国会投票反对为数位参与美墨战争的军官授勋。自1846年起，这场战争便一直撕裂着美国的舆论，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斥责其为奴隶主扩张奴隶制的图谋，亚当斯便是其中最显著的一员，自1831年进入众议院后，这位前总统愈发有感于南方拥奴势力在全国性政治中所发挥的过多影响。1846年，他在78岁高龄时遭遇中风，但在数月后便重返国会，当时即便是南方议员也起立为他鼓掌。然而，这位反奴隶制斗士的旅程在此刻也走近了终点。投完票后，亚当斯在自己的座位上猝然倒下。两天后，亚当斯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是“这是尘世的终结”。

亚当斯的灵柩停放在国会中供人瞻仰，前来哀悼者络绎不绝，即使是其政治对手也不吝溢美之辞。国会将参众两院中的代表性哀悼演说结集成小册子出版，定名为“一个国家悲伤的象征”，时任众议员的林肯也跻身国会葬礼委员会之列。搭载着灵柩的列车在返回马萨诸塞州途中的每站停留，驻足致敬者甚多。对共和国早期先贤的追思暂时将这个因奴隶制问题而撕裂的国家弥合在一起。

然而，短暂的和解终究无法疗愈奴隶制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从墨西哥处兼并的土地究竟是否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撕得粉碎。依照1850年达成的新妥协，新墨西哥与犹他的经济社会制度将留待当地居民自行决定，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尚未建州的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地区是否实行奴隶制随之提上日程，众多奴隶主从密苏里涌入毗邻的堪萨斯，以求在选举与制宪中取得优势，为此，他们不惜捣毁反奴隶制派别的据点。

在此背景下，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于1856年5月20日在国会抨击拥奴势力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并讥讽参与起草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选择了一名情妇，向她立下誓言，这位情妇尽管在他人眼里是丑陋的，在他看来却总是美丽的；虽然在世界眼中，她是被玷污的，可在他眼里，她却是贞洁的，我指的是放荡的奴隶制”。两天后，萨姆纳在参议院遭到了巴特勒亲戚、南卡罗来纳联邦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十余下杖击，鲜血横流，陷入昏迷。

萨姆纳的遇袭是内战前夕美国国会政治暴力的缩影。自19世纪30年代起，国会议员间的斗殴乃至决斗便屡见于华盛顿街头，但发生在国会中的公开流血事件增强了其政治意味。不出意料，南北双方对杖击事件有着截然相反的解读。南方人认为萨姆纳出言不逊，咎由自取，布鲁克斯捍卫了南方的荣誉，而北方人则惊恐于南方的专横与飞扬跋扈，爱默生表示“我无法想见一个野蛮的社群如何与一个文明的社群同处一国。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奴隶制，否则我们就必须丧失自由”。

堪萨斯的冲突与国会山的暴力刺激了约翰·布朗的神经，5月24日深夜，布朗率领包括他的四个儿子在内的队伍袭击了堪萨斯数名拥奴者，将他们乱剑砍杀。此举彻底点燃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堪萨斯局势，引发了拥奴派与反奴隶制群体间的相互仇杀，布朗本人一名时年26岁的儿子也在其中一场冲突中丧生。三年后，布朗重返堪萨斯，并领导了一场针对密苏里的袭击，解放了那里的十一名奴隶，带领他们前往底特律，继而入境加拿大，奔向自由。

这场针对密苏里的袭击成了约翰·布朗宏大计划的彩排。1859年10月16日夜，约翰·布朗率领队伍袭击弗吉尼亚哈珀斯费里，他计划夺占该处的联邦军火库，武装奴隶，继而引发全南方范围内的奴隶起义，以彻底摧毁奴隶制。该行动以失败告终，四名当地民兵在交火中身亡，布朗也失去了两个儿子，布朗本人及其队友则为联邦军队所俘获，被法庭判处绞刑。

三年前在堪萨斯经历失夫丧子之痛的迈哈拉·多伊尔致信布朗，称他现在体会到了自己当年的痛苦，并表示自己当年哀求布朗豁免的小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乐于见证布朗受刑，“倘若怀斯州长允许，他将乐于套牢你脖子上的绞索”。布朗则在一张交给狱卒的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现在非常确信，这片罪恶土地的罪孽只能用鲜血来消除。我现在认为，自己曾经自欺欺人，认定这或许能在不流太多血的情况下完成”。

布朗的袭击行动成为南北双方关于奴隶制争论的最新热点，南方人士认定该行为证实了他们关于狂热废奴主义者言行的担忧，北方人士则将其尊奉为殉道者，即便是不赞成其手段的林肯也赞扬其具有“伟大勇气”和“罕见的无私精神”。美国内战爆发后，《约翰·布朗之歌》成为联邦军队广为传唱的战歌，赞扬其“尸身虽腐，灵魂仍在前行”，意即军队将继承其遗志。最终，正如布朗所预言的那样，美国通过一场血腥的战争终结了奴隶制。

二、触发民权拓展的悲剧性事件

1865年4月14日夜，时任总统林肯正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戏剧《我们的美国表弟》。五天前，罗伯特·李麾下的南方军队主力投降，预示着血腥的美国内战即将告终。然而，更多的鲜血即将洒下。南方同情者、曾带着极大满足之情目睹约翰·布朗受刑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潜入包厢，从身后刺杀林肯，这位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感慨“双方都诵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甚至都祈求同一个上帝的帮助以对抗另一方”，并呼吁“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心怀慈悲”的总统就此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林肯总统

林肯的灵柩在供众人瞻仰后，沿着当年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相反路线疾驰回故乡伊利诺伊州，沿途民众的哀悼之情，比起十余年前的亚当斯葬礼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名黑人妇女哽咽地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摩西”。但是，纽约当局试图将黑人排除在纪念队伍之外，这引发了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强烈愤慨，称这是“任何宣称自己是文明的民族或人民所展现出的最为可耻、最令人作呕的道德空虚”。与此同时，他也对黑人的前景饱含信心，感到“我们似乎需要一些重大且广泛的灾难与无法抗拒的悲伤来展现出……我们民族力量与伟大的所有元素”，林肯的遇刺固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但“我们看到，从一边到另一边，是一张完美的希望之弓，它美丽的光芒没有暗淡，驱散了恐惧，点燃了共和国未来的希望”。

对林肯遇刺事件以及整场血腥内战的记忆驱使着国会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从主张从轻发落南方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手中夺取重建的主导权，通过一次次“挥舞血衣”，推动着黑人选举权、民权法案等诸多权利法案的通过，但南方白人不甘心接受黑人获得权利的现实，试图以3K党等暴力组织对抗联邦权威，恐吓黑人。一时间，南方成了暴力横行的所在，城市骚乱、政治暗杀、打家劫舍事件层出不穷。

1874年3月11日，时年63岁的萨姆纳参议员因心脏病发作在华盛顿家中溘然长逝。四年前，他便已起草了一部新的民权法案，保护黑人在交通工具、旅馆、剧院、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及法庭上免受歧视。然而，萨姆纳在1870年与1871年的三次立法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折射出此时的共和党主体对推动重建进程与促进社会公正事业已陷入动摇。但萨姆纳仍不气馁，在1873年底开幕的新一届国会上重提该法案，即使是在病榻上，得靠注射吗啡止痛的他还会抓住前来探问的议员的手，嘱咐他们“一定要处理好《民权法案》——我的法案，《民权法案》，别让它落败”。

萨姆纳的遗体被放置在国会圆形大厅中供人瞻仰，多位政客发表了悼词。马萨诸塞联邦众议员埃比尼泽·洛克伍德·霍尔在发言中重提十余年前的那桩血案：“给脊椎造成的可怕伤害在当时几乎致命，引发了最终终结他生命的心绞痛……毫无疑问，他是作为自由事业的殉道者死去的……手杖早于那场内战中的刺刀与子弹……肯定以更为缓慢的进度带来了死亡”。

作为对霍尔的回应与替南方的辩护，密西西比联邦众议员卢修斯·拉马尔将萨姆纳刻画成南北和解的推动者，而非民权斗士：“查尔斯·萨姆纳生前认为，南北之间所有冲突和不信任的根源都已消失，我们共同国家的南北双方之间也不再有任何继续相互疏远的理由。我们当中不是有很多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吗？”

《民权法案》最终于1875年通过。然而，它将公墓和学校剔除在外。波士顿《联邦报》编辑抱怨道：“让有色人种乘车、住旅馆、去娱乐场所，却不让他们接受平等的学校教育，是不会给有思想有理性的人带来任何满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法案》最终将沦为一纸空文，直至20世纪50年代起，才得以逐步重见天日。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违宪，萨姆纳生前未竟的事业终于在近八十年后成为现实。而一年多以后，一桩命案与葬礼将触发更宏伟的民权风暴。

1955年8月底，时年14岁的芝加哥青年埃米特·蒂尔在密西西比州探望他母亲的亲戚。1923年，年仅2岁的玛米·蒂尔随家人北上伊利诺伊州，以逃离密西西比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暴力与贫困，这也是当时不少南方黑人的选择。命运弄人，三十余年后，亲戚的造访使埃米特对母亲的故乡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一探究竟。

临行前，玛米反复叮嘱埃米特应留心南北方间的社交差异，尤其需注意在女士前的言行，埃米特也向她保证自己会谨慎行事。然而，在一间杂货店中，他与时年21岁的店员卡罗琳·布莱恩特的交谈最终给他带来了不幸。布莱恩特宣称蒂尔出言调戏，并同她有肢体接触，她的丈夫随后伙同其同父异母兄弟从埃米特叔公的家里绑架了埃米特，施以拳打脚踢，划破脸颊，并当头射杀，抛尸河中。

三天后，蒂尔肿胀的尸体从河中漂起。听闻消息的玛米悲痛欲绝，但坚持将儿子的尸体运回芝加哥，而非就地安葬。在葬礼上，她要求棺木处于打开状态，“好让全世界看看”。尽管私刑在美国早已属司空见惯之事，但埃米特的遭遇还是让人触目惊心，一个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宣判凶手无罪一事进一步揭示出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数月后，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她事后回忆道：“我想到了埃米特·蒂尔，我无法移步到公交车后端”。

然而，在取得切实的立法成就前，更多鲜血将被洒下。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半个多月后，一群十多岁的小女孩正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第16街浸信会教堂换装，准备参加合唱，此时白人恐怖分子埋下的延时炸弹被引爆，巨大的威力将她们“像洋娃娃般”抛向天空，四名女孩当场身亡。同年11月22日，支持民权事业的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身故。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五天后对国会发表了题为“让我们继续前行”的演说，首要提到“没有任何纪念演说或悼词比尽早通过他长期为之奋斗的民权法案更能纪念肯尼迪总统了”。1964年民权法案与1965年投票权法案镌刻着巨大牺牲所换来的成就。

相关法案通过后，民权抗争的重点逐步转向经济与文化领域，此类议题更多经由法庭而非立法机关解决。1968年，金与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位为民权事业出力甚多的公众人物先后遭遇刺杀，为激荡的60年代画上了句号。金的遇刺触发了美国多座城市的骚乱。而在罗伯特的葬礼上，弟弟特德的悼词回顾了他奋斗的一生，并勉励众人追随他的脚步前行：“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受到审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将根据我们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社会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对这一事件的影响程度来评判自己。”然而，悼词最终归于平静：“我的哥哥无需被理想化，也无需在死后被夸大得超越生前；只需被铭记为一位善良正直的人，他见错就去改正，见苦难就努力治愈，见战争就努力阻止。我们这些爱他、今天送他入土的人，祈祷他之于我们、他对他人的期盼，终有一天能够实现于世人。”

当地时间1968年6月9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人们抬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灵柩，缓缓走向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墓地。

三、暴力与政治极化下的不确定未来

1966年9月27日，一名旧金山警察在追踪他所认定的偷车嫌疑人时连开数枪，将其射杀。在与旧金山一水之隔的奥克兰黑人社区眼中，这起事件是多年来警察针对黑人与民权运动参与者横施暴力的一个缩影。于是，就在金倡导实施非暴力活动、通过政治对话推进民权改善的同时，一些对现状日趋不满的黑人开始踏上激进主义道路，“黑豹党”应运而生。

“黑豹党”利用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允许合法公开持枪的法令，其成员携带武器，盯梢警察，监督其执法，双方间冲突时有发生，导致了数名警察及“黑豹党”成员的亡故。1969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称“黑豹党”为“对美国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大力对其进行监控，并参与了芝加哥警方杀死两名“黑豹党”成员的突袭行动。

在官方与主流媒体的联手打压下，“黑豹党”逐渐式微，最终于1982年解散。然而，警察与黑人社区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1992年，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击打及其后的无罪裁定触发了为期近一周的洛杉矶骚乱，数十人在骚乱中丧生。二十二年后，时年四十三岁的香烟小贩埃里克·加纳被警员锁喉窒息而死，半个多月后，年仅十八岁的麦克·布朗又死于警察枪下，此事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导火索。

当年12月，两起案件的涉事警察均被免于起诉，随后数日便发生了两名纽约警官在停着的警车内饮弹身亡的悲剧，事发前，凶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每杀死我们一人，我们便要杀死他们两人”。全美许多警察分局派代表出席两人的葬礼，并且在这两场葬礼上，警察均选择背对纽约市长白思豪，因为在他们看来，白思豪参与纪念加纳的示威游行活动是对他们的背叛。“警察的命同等重要”运动也旋即兴起。

然而，少数族裔并非执法机关的唯一执法对象。1992年，兰迪·韦弗因未能出庭接受关于其涉及非法枪支交易指控的调查而遭到司法部法警的上门质询。在随后的交火与对峙中，韦弗的儿子与妻子中弹身亡，一名法警殉职。次年，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在执行针对大卫教的枪支搜查令时，与对方进行枪战，随后联邦调查局同大卫教进行了长期谈判与交涉，最终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建议采取强攻，结果引燃的大火致使数十名大卫教徒丧生。

一名拥护持枪权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曾赴对峙现场表示对受围攻者的声援，并考虑暗杀雷诺作为报复，但他最终决定造成更大杀伤，以引发社会关注。就在该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俄克拉荷马城的联邦大楼前引爆车载炸药，造成包括19名儿童在内的168人死亡，这是911事件前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无数幸存的儿童失去了自己的至亲。

时任总统克林顿表示，儿童受难的惨烈场景令他出奇愤怒，“甚至想一拳击穿电视”。惨案发生四天后，他在当地发表演说，发誓要将凶手及其所代表的恶势力绳之以法：“我们有责任为那些牺牲的人们清除那些滋生这种邪恶的黑暗势力。这些势力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和平、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凶手自辩称他的行为促成了联邦政府向韦弗家人提供赔偿，以及在1996年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与蒙大拿右翼“民兵”组织的对峙。

今年4月19日正值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三十周年纪念日，克林顿重返该地，呼吁人们在政治极化的当下以更好的心态包容彼此，像俄克拉荷马城那样重建自身的社区与生活：“做出这一可怕行为的国内恐怖分子认为，这将引发全国范围内反对美国政府的起义，并最终摧毁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生活。相反，正如市长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你们给了他们‘俄克拉荷马标准’。你们给了他们服务、荣誉和仁慈。”

然而，克林顿所描述的宽容与理解在美国政治极化的今天似乎有些遥不可及。2016年11月7日，雷诺去世，第二天恰逢大选日，网上迅速流传起据称是雷诺的话：“特朗普要想成为总统，得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在我有生之年，特朗普不会成为总统”。即使事隔二十余年，右翼组织依旧记挂着雷诺在大卫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她的死来动员支持者为特朗普投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成为右翼组织与其反对者集会和冲突的现场，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开车冲撞抗议人群，致使一人身亡，事后特朗普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却称“两边中都有非常好的人士”。

特朗普对右翼组织的纵容乃至利用最终触发了2021年1月6日的围攻国会山事件，一名国会警员在事件中身故。2月3日，该警员的骨灰被放置在国会圆形大厅中，接受他曾竭力保护的立法者的致敬。与此同时，在事件中被国会警员合理射杀的阿什利·巴比特则被右翼人士奉为殉难者，美国政治的极化与社会的撕裂在这一刻再度展露无遗。

特朗普二度就任总统后，很快赦免了许多因参与国会山骚乱而被定罪的人士，他们转头便起诉联邦政府，要求获得赔偿，着实是莫大的讽刺。也正是在这样的撕裂氛围中，部分左翼人士动起了向右翼复仇的心思，柯克既是该社会氛围的牺牲品，又成了该氛围的助推剂。可以想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左翼与右翼关于暴力话语叙事的争夺仍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