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与欧洲，身处欧亚大陆的两端。2000多年前，欧洲就已知道东方有个生产丝绸的国度“赛里斯”。公元166年，号称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使者的罗马商人从海上来到了中国。此后的岁月里，中欧之间的交流不绝如缕，但受限于交通、技术条件和文化差异，在这漫长岁月里中欧对彼此的认知，正如英国东方学与历史地理学者亨利·裕尔所说，彼此都只得到只鳞片爪的信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不清。

如今，中国与欧盟建交已满50年。在现代科技加持下，中欧对彼此的了解不再只有“只鳞片爪的信息”，但无法消泯的文化差异与互联网上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依然会使当下中欧的彼此认知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不清”。50年来，中国与欧洲，还有世界也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欧需要共同规划下一个50年的合作的历史节点，（www.thepaper.cn）报道团队踏足中欧十多个城市，采访数十位中欧各界代表性人物，与他们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自今日起推出的“重识中欧”系列报道，是我们与中欧各界人士为校准中欧对彼此认知的共同努力。

五十年前，在北京的一场历史性会见，让世界见证了东西方文明跨越意识形态的握手——1975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来访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欧盟前身）副主席索姆斯爵士举行会见，宣布中欧建交的决定。在冷战铁幕下开辟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合作通道。

1975年5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索姆斯爵士。

半个世纪后，2025年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互致贺电，庆祝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中欧领导人再次凝聚这份跨越代际的合作共识。

7月21日，中方宣布，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将于7月24日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科斯塔主席和冯德莱恩主席，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同欧盟两主席共同主持第二十五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当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次会晤表示，中欧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中方期待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全面、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欧关系，深入总结中欧关系过去50年的经验启示，顺应时代潮流和双方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凝聚共识，超越分歧，共同规划下一个50年的合作，携手开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段跨越半世纪的相遇不仅创造了双方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共生格局，更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人类共同挑战面前，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与此同时，经历了50年沧海桑田，中欧都已非复旧时“模样”，对彼此的认知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然而，中欧在当下的历史节点上要“凝聚共识、超越分歧”，或许要重新回顾50年前“最初的合作基础”。

“你以为他们是爱上了我美丽的蓝眼睛？”

20世纪70年代，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对立。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夜，欧洲共同体刚刚成立，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1975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来访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举行会见，宣布中欧建交的决定。

彼时中欧年贸易额仅24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仅有9个成员国。回到布鲁塞尔的索姆斯在召开记者会时说道：“你以为他们是爱上了我美丽的蓝眼睛？他们是在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而我们也在为我们的产品寻找商机。”

索姆斯这句略带调侃的话语确实点出了彼时中欧关系的核心。而中欧之间经贸领域的长足进展或许也是建交50年来最亮眼的成就。

1978年4月，双方正式签署中欧贸易协定。1985年5月，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涵盖农业、科技、能源和环保等领域，超越了1978年的单纯贸易框架，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外部助力，也奠定了早期经贸往来的制度基础。

进入21世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中欧经贸关系的重要发展节点。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冈萨雷斯曾撰文指出，“欧盟支持中国加入WTO，认为这是将中国改革纳入多边框架的途径，也是中国经济持续改革、融入全球公平竞争环境的催化剂。”

2024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跃升至7858亿美元，较建交时增长300余倍；中欧班列穿行亚欧大陆，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连接欧洲25国227城。经贸合作的深化催生了中欧企业沟通纽带的升级。2000年中国欧盟商会成立，代表1700余家在华欧企发声；2019年欧盟中国商会在布鲁塞尔揭牌，有力地推动中国与欧盟贸易投资合作。

与之相伴的，是中欧政治关系的日渐成熟。1998年，中欧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2003年10月，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中国发表了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欧盟也发表了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双方决定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此，中欧关系进入成熟期。

2013年，双方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迄今已举行了二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第二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也即将在本周举行。

2010年，中欧还建立了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作为双方就宏观战略问题进行深入沟通的重要平台。2025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塞尔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举行第十三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同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会见王毅。双方均指出，要以中欧建交50周年为契机，发展稳定、建设性的中欧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积极信号。

除此之外，50年来中欧建立了70余个磋商和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这也反映了中欧之间合作领域的日益扩大。从24亿美元到7858亿美元的贸易规模跃升，从单一货物贸易向数字经济、服务贸易的多元拓展，中欧双方已经从经贸合作向政策对话、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等全球议题延伸，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

当“衬衣换客机”已成往事

50年来，世界在变，中国与欧盟也在变。

冷战结束后，原来的欧共体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逐步从区域性经济共同开发向区域政经整合发展。1993年11月，在欧共体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联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2010年，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早期的互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用上亿件衬衣换取一架空客飞机的经典互补案例已成为过去。如今，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开始涉猎价值链上端。《德国之声》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承认，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在部分行业甚至已成为技术领跑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而欧洲企业近年来却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焦虑情绪迅速蔓延。

法国航空的空中客车A320飞机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曾在（www.thepaper.cn）撰文指出，对曾经位居双边经贸关系主导地位的欧洲而言，中国日益明显的竞争力正成为其重大挑战。但欧洲没有接受或认识到这背后的缘由在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欧洲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因而欧盟近年来以中国商品和投资对欧洲造成所谓“安全威胁”或存在“不合规”等借口，采用政治性和保护主义手段打压中国特定商品与投资项目。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在接受专访时总结道，2003年中欧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中欧双边关系发展上的高峰。此后，中欧关系步入调整阶段。随着双方交往频次增加，摩擦与矛盾也随之增多，彼此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疫情中断了部分沟通渠道，导致中欧关系出现一定疏离，共同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2019年，欧盟通过对华政策文件《欧中关系战略展望》，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谈判与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2020年12月，在经历了7年35轮谈判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终于完成谈判。然而，不到半年，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协定陷入停滞。

对于该协定的“冻结”，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夏尔·米歇尔在布鲁塞尔接受专访时坚定地重申了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支持，并表示“它（中欧投资协定）并非完美，但却是朝着（欧中经贸关系）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夏尔·米歇尔在布鲁塞尔接受专访 记者 史含伟 图

欧洲商界人士也对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持怀疑态度。《德国之声》的那篇报道援引德国海外商会（AHK）驻华代表布特克（Maximilian Butek）的话称，合作伙伴不应被称为“对手”，“中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当然也是我们的竞争者。对此我们应该展开对话。竞争，是我们可以应对的，我们可以通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来应对竞争。”

欧洲安全焦虑与“泛安全化”解决路径

欧洲的焦虑并不止于逐渐失去在中欧经贸关系上的主导地位，还在于外部世界的巨变对欧洲带来的冲击。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潮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挑战。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叠加逆全球化浪潮，成为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崛起的重要助力。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努力造成严重冲击。而在大洋彼岸，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也使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动摇。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更是将欧洲推到了离战火近在咫尺的边缘……

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地缘政治博弈与大国战略竞争回归的当下，欧洲也身陷多重困境。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欧关系。

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曾在两家欧洲智库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对华“去风险”；当年6月，欧盟又发布史上首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又于2024年1月提出“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强调“防范技术泄露”、应对所谓“经济胁迫”等风险，企图在高科技等领域增加防范和隔绝，展现出更多内顾倾向和保护主义。

感到自身安全日益受到挑战的欧盟选择了“泛安全化”的解决路径，中欧之间因电动汽车、医疗器械的经贸摩擦也由此而起。在科技领域，欧盟一方面力求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减少对任一大国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其实际政策却部分呈现出追随美国“小院高墙”的倾向，甚至有学者撰文认为，欧盟推动“去风险”促使欧美对华政策进一步协调，加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对华“精准脱钩”。

去年3月，欧洲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 Europe）发表的一份报告明确表态，欧盟在对外国投资实施额外的出口管制或出台政策之前应更加谨慎。在当时的拜登政府下令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进行审查后，欧盟与美国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也在去年4月召开会议，促使欧盟委员会展开类似审查。同样是去年，荷兰在美国政府施压下对阿斯麦对华出口极紫外线光刻设备等实施管控，引发中外高度关注。

除了经贸与科技问题外，延宕三年的乌克兰危机是近年来中欧关系另一突出的挑战，更因欧盟将经济议题安全化、多次将中企列入对俄制裁名单，暴露出双方分歧与互信赤字持续加深。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8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关于中欧关系的演讲。冯德莱恩声称：“中国对俄罗斯的坚定支持正在加剧欧洲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她还威胁称，中方如何继续与俄罗斯互动，将成为未来中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冯德莱恩此次演讲是“对中国提出的迄今为止最强烈的抨击”。

欧洲政策中心主任法比安在布鲁塞尔接受专访时指出，“当前乌克兰危机是欧洲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我们正与俄罗斯直接对峙，这意味着我们看待一切问题都会从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角度出发。”他承认，这也导致欧洲在处理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时出现了“安全化”趋势。

事实上，不仅是法比安，欧盟对外行动署原亚太总司长维冈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及欧洲对乌克兰问题的深度关切。维冈告诉，对欧洲而言，“倘若俄罗斯当前对乌克兰的行为可被接受，那么全球体系的稳定性都将受到严重质疑。这正是我们（欧洲）对此反应强烈的原因。”

7月18日，欧盟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18轮制裁，其中涉及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企业正常交往合作也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敦促欧方停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欧合作不是权宜之计，是面向未来的桥梁”

尽管当下的中欧关系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威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不再可靠，以及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棒”的威胁，使得欧盟感到有必要调整对华政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阎学通教授上月接受专访时，谈到他5月的欧洲之行时透露，部分参与决策的欧洲人士提出，欧洲与中国是否能合作提供一种新型的集体领导，以推动全球化的恢复与再发展，“目前，对于中欧合作构建这种新型国际领导模式是否可行，尚无定论，但相关讨论已在进行中。”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博弈、保护主义抬头影响，中欧关系遭遇波折，疫情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中欧各层级、各领域的面对面交流，导致双方在彼此认知上存在误解。但双方合作仍具有强大韧性，中欧不仅存在经济共生的纽带，也有文明伙伴的深厚底蕴。

而记者近期在中欧各地采访观察到，中外受访嘉宾均坦言，中欧之间的确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关键要抓住当前机遇，重建互信，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

米歇尔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对中欧双方来说，“现在正是以更长远视角审视双边关系，并明确未来如何做得更好的时机。我们有很多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绿色经济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中欧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今年也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这是中欧携手应对气变的里程碑。7月14日下午，第六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同日，第十二次中欧能源对话也在京召开。双方重申，中欧能源合作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同时充分考虑确保能源安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欧盟气候行动总司声明称，此次高层对话富有价值且具有建设性，为推进双方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明确了新路径。双方探讨了双边合作与多边谈判事宜，并重申高层对话是开展交流、推进合作，提升行动力的重要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希腊雅典采访期间，多次看到中国产电动公交车行驶在雅典街头。

在科技领域，欧盟虽然对中国有所防范，但双方仍有不小的合作空间。据中国欧洲学会近日发布的报告，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创新的重要国家。欧盟也在持续加大对数字转型特别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中欧在数字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潜力，产业互补性也持续显现。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鲁传颖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底层算法上实力雄厚，积累了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创新成果；而中国科技企业具备将模型快速落地迭代的能力，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

然而，AI在给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伴随数据安全以及伦理等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欧盟均主张通过多边框架应对挑战，并在倡导开放包容的国际治理体系上立场相近。这种共识为双方深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

今年2月，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巴黎召开。法国、中国等十多个国家签署有关人工智能的国际声明，承诺以开放、包容和合乎伦理的方式开发人工智能技术。6月，一场关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对人权影响的研讨会——“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

对于中欧围绕乌克兰危机的沟通中出现分歧，多位受访嘉宾也强调，欧洲走向独立成熟、重塑中欧关系的自主性才是关键。

米歇尔在专访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出于历史原因和共同价值观，原则上美国和欧洲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他强调，“对欧盟而言，掌握自身发展至关重要。”

“必须明确的是，如果我们让俄罗斯或美国来决定中欧关系的性质和框架，那将是一个错误。我们不能接受美国来决定欧盟在各类地缘政治议题上的立场，包括在对华关系上。我希望（中欧）双方都能吸取过往经验，找到在更多领域加强合作的价值，即使是那些处理起来更棘手的议题。”米歇尔说道。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中德友好协会会长史明德在7月初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中欧关系”的小组讨论上表示，“中欧在政治经济上都有诸多共识，正是为世界注入的稳定因素”。在他看来，当前中欧之间的共识基础不仅超过彼此的分歧，甚至比中美之间、美欧之间的共同点更为深厚。但倘若中欧忽视这一事实，合作便难以取得进展。

与会的周弘同样表示，“特朗普2.0时代中欧关系正迎来‘机遇之窗’，在中国、欧洲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欧都应该重新调整政策，特别是在欧洲。”

不过，她也提醒，不同伙伴关系的调整难度因多重因素存在差异，中欧关系的调适也面临着复杂的现实挑战。“首先，中欧之间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中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缺乏信任；经贸领域，中欧之间存在贸易摩擦，经贸协定的谈判也存在问题。”

除了官方层面的协调，不少受访嘉宾认为民间互动是破解认知隔阂的关键。在周弘看来，若要改善中欧关系，需从民间交往切入。唯有扩大人民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扭转当前中欧关系的氛围。随着民间交往的深入，欧洲政治生态将逐步发生变化，政客在选票导向下作出政策调整，中欧关系就有望迎来转机。

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  本人供图

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德威特在接受专访时鼓励中欧民众学习彼此语言，哪怕只是学习一小部分，“因为这会让你不惧怕对方，会看到彼此能一起合作什么”。他提及，“在欧洲，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一点，中欧都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对方，倾听对方的意见。”

无独有偶，欧盟前驻华使团团长郁白对表示，今天欧洲的中国研究之所以仍然存在“赤字”和差距，原因在于欧洲年轻人对中国的接触比中国年轻人对欧洲的接触要少。“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开始了解中国，但这些欧洲人中没有多少会说中文，这是个问题。”

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冈萨雷斯近日撰文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回顾最初的中欧合作基础或许能带来灵感，进而推动构建更加积极有效的双边关系”。

而这“最初的合作基础”，正凝结在五十年前北京氤氲着茶香的外交细节中——建交前夜，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索姆斯时递上一杯中国茶，说道：“中欧合作不是权宜之计，是面向未来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