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至11月2日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的场次，是陕西人艺版《白鹿原》诞生10年之际的封箱巡演。白鹿原的故事并非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而是在一个敞开的公共空间，在牌坊前，在青砖白瓦间，在匾额下，在无数生者永不停歇的声带里。

这无疑是当今戏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巨构。

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制作，改编自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同名话剧，上下两幕连同中场休息，演出总时长总共195分钟，其包括群演在内的登场角色，更接近百人。

2016年3月12日夜，《白鹿原》在位于北京西郊万寿寺附近的中国剧院首演，此后便以巡演加驻演的方式打开市场，得到全国剧迷的广泛认可。截至目前，该剧巡演里程已达18万公里，覆盖120余城，140余座剧院，累计吸引观众86万余人次。

11月1日至11月2日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的场次，是陕西人艺版《白鹿原》诞生10年之际的封箱巡演。上月26日至28日，该剧亦与《主角》《平凡的世界》《生命册》以及2025年全新创作剧目《星空与半棵树》一道，作为陕西人艺在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展演剧目亮相。

一开场，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的舞台就显得尤为幽暗深邃。灯光总晦暗不明，阴影更如雾气般在舞台上弥漫，当正面灯光缓缓照亮演员，它也只是极为克制地划破缠绕演员的黑暗，尔后才辐散开来。

自始至终，那种仿佛扫描仪般照彻整个舞台的灯光都没有出现。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抗拒着以全知视角照亮全场的明亮，反而持守着一种有限的、难以被稀释的历史的幽暗。

这出话剧的历史性同样体现在舞美上。担纲舞美设计的黄楷夫、宋润洁、陈龙飞，从陕西民间博物馆提炼出一系列精美繁复的宗庙建筑。舞台上，牌匾高悬，象征一种凌架于乡村黏稠日常之上的律令。

那些落在建筑上，为其增加厚度的侧光，掩去建筑的部分细节，它们只偶尔展露，大部分时间则埋在黑暗中。此时，灯光便构成某种直接的言说：正是这建筑所代表的宗法秩序，约束、禁锢着原上的人们。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始终紧扣着历史的厚重与无常进行构作，并启用地道的陕西方言。可以说，在戏剧母题和语言媒介两个层面，它都还原了小说的精髓。虽然，要把50余万字的“民族史诗”搬上舞台，就免不了压缩情节。譬如，白孝文堕落、小娥羞辱鹿乡约及鹿三杀死小娥的情节，就被整合进第一幕结局处的一场戏。原著对情欲和死亡的描写也被淡化。

小说第19章结尾，白孝文看到死去良久的情人小娥，见她的牙齿“现在泛着冰凉的绿光”。这精确的知觉化描写直刺入人物内心。文字如同引线，将读者引向最后的爆点。戏剧则不然，塑造人物的工作，要交给台词、灯光及舞美。原著缄默和留白的地方，就需要此类舞台技巧补缀。

白嘉轩撞见偷欢的白孝文与田小娥的戏份，在小说家笔下根本无需台词。他只要写到，一个雪夜，窑洞温暖暧昧灯光下隐隐约约的响声，和那个听闻响声后如枯叶般瘫软昏死的老人。

但到舞台上，我们却要看见白嘉轩的内心袒露在台词中，他宁可儿子孝文在小娥的土窑中自我了断，也不愿这桩丑事曝光，辱没白家脸面。这一出戏里，演员的站位颇有讲究，白嘉轩在前，台词是正对着观众说出的。本应在前的窑洞，则隐没于白身后。这看似颠倒，实则是以显性的舞台站位展示宗法秩序的隐性结构。

另一处出色改编出现在第一幕最后。田小娥死后，她的鬼魂附在既是凶手，又是其公公的鹿三身上。舞台上陡然出现了两处截然相反的染色灯光。前景是一片幽蓝，深处则是一派粉红，被附身的鹿三突然现出媚态，一前一后，一人一鬼，开始翩翩起舞。小娥宛若诅咒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舞台。

正如原著作者陈忠实所言，小说《白鹿原》不仅仅是从作者个人经历里生发的，更是自一次次细致的“田野调查”中脱胎的。田小娥，正是他被《蓝田县志》中连篇累牍记载的贞妇故事烦扰时，恶作剧般跃现于脑海的艺术形象。

在话剧中，小娥融合了潘金莲和美狄亚的特质。借由她的短暂一生作为情节串线，第一幕做到了舞台时空的高度凝练。绝大部分场景，都集中在白鹿原，绝少宕开，去写外部世界。舞台只专注于呈现历史鞭梢拂过的这一处地方。即使白灵与鹿兆海参加西安围城的关键情节也仅仅浮现在台词中。

时空的凝练，使得彼此交织的叙事线索，频繁的场次切换，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进行。当场次变化时，总还有一部分灯光照亮角色，隐在黑暗中的建筑被缓缓推动，牌坊如屏风般翻转，道具摆放位置的变动，侧光的细微改变，就构成场与场之间的变化。到第二幕时，由于场景时常在不同时空切换，我们便迎面撞入一次次全然黑暗的静场，只听隆隆轮声自舞台深处传来。

《白鹿原》改编之难主要体现在第二幕。为完成原著的叙事，原本如莎剧般有着开阔气象的第一幕，变成结构上稍显松散的第二幕。人物接连走向自身注定的结局。这是由原著逻辑所引向的结局，而非舞台自身的逻辑。因此，白灵的死亡对于不熟悉原著的观众来说显得突兀。小说借由白灵之死呈现的复杂而崎岖的历史图景，几句台词无法概括，它几乎需要一部完整话剧的容量。

最后，我们需要留意贯穿全剧的念诵《乡约》的声音，和那些希腊歌队一般，或哀叹，或附和，或窃窃私语的村民。陈忠实在谈论其小说原著的构思过程时，特别提到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诞生于蓝田的，由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订立的《蓝田吕氏乡约》。如陈忠实语，这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

剧中，村民集体念诵《乡约》的场景构成关键的情节拐点。时代变化，这些场景中的角色日渐稀少，到结尾时，甚至只剩下念诵《乡约》的背景音，舞台上不复有念诵者存在的空间。然而传统的乡土秩序，是否已然解体？戏剧的开场、落幕时的世界，是否截然不同？

恰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一书所说，20世纪初期，一种非正式的，内生的传统地方治理模式，让位于一系列正式制度。具体到剧中，辛亥革命后税收制度的确立，白孝文从族长到保安团营长再到县长的身份转变，即可与之参照。李怀印写道：“这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带来崭新的政治概念和理念，而且与村民传统的一套有关权力和领导的价值观念产生互动，重新形塑乡民的政治意识。”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无名的，只是作为背景一般存在的村民，在预备祭奠鹿兆海时首次被赋予了姓名，成为这一乡土共同体中的主体。而他们时时刻刻地注视、吵嚷与议论，也使我们注意到，白鹿原的故事并非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而是在一个敞开的公共空间，在牌坊前，在青砖白瓦间，在匾额下，在无数生者永不停歇的声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