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推动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政策红利不断加码。10月26日，沿沪宁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上海“未来技术经理人培育计划”启动。10月25日，北京怀柔科学城启动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经理人培养计划。今年早些时候，四川、陕西、深圳等地纷纷出台技术经理人培育计划，科技部首次出版技术经理人分级教材。

“技术经理人”政策暖风频吹，他们在一线的工作推进情况如何？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政策资源的倾斜又是否真正缓解了这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于10月底采访了来自上海、苏州、镇江和宁夏的5位一线技术经理人。

谁是技术经理人？

技术经理人是一份处在加快培育期的新兴职业。资料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研人员与技术经理人的配比不足100：1，欧洲该比例为25：1。2023年，中国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为724.1万人年，理想技术经理人折合全时工作量应该为7.2（中国配比）到181.0（欧洲配比）万人年。

然而，《“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提到2025年“技术经理人数量突破3万”。假设该目标已经实现且3万人为全年全职工作（实际上大部分为兼职工作），那么中国技术经理人队伍还面临3.2-178.0万人左右的缺口。

2022年，技术经理人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被定义为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管理、咨询等作用，从事成果挖掘、培育、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

目前该职业尚未进入《国家职业准入资格目录》，从业仍属开放状态，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或国家级资格要求。科寻科汇（上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肖晓告诉澎湃研究所，现阶段市场上所谓“持证”技术经理人，所持证书多为科技部火炬中心颁发的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结业证书。

业内一般认为，只要在技术转移链条中承担关键环节的人——无论是项目对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评估，还是投融资服务——都可视为广义上的技术经理人。“只要手上有某种创新资源，就是一个潜在的技术经理人。如果能用优势资源够盘活更多要素资源，就是一个合格的技术经理人。”肖晓说。

当前中国技术经理人大多为兼职，全职者多集中在有财政拨款的事业机构。兼职技术经理之人典型的主业工作包括，第三方企业员工、高校成果转化人员、企业科研岗人员，以及园区、协会、孵化器或事业单位中从事企业服务的人员等。

技术经理最大挑战是企业创新预算缩减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但市场情况并不乐观。五位受访的技术经理人不约而同地指出，当下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企业创新预算收缩。

首先，企业普遍“没钱”买新技术。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部主管徐闻帅在昆山从事技术转移工作已有7年经验。他直言，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企业当前普遍“先保生存，再谈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创新投入普遍被压缩，外部新技术采购预算持续缩减。

银川市技术经理人协会秘书长、连理（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澎虎深有同感：“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明知道产品可能被淘汰，仍坚持‘先生产着’，直到被市场逼到无法维持才考虑转型。他们不敢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未知的新领域。”

其中，中小企业支付能力有限；大企业虽重视创新，但往往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开放式创新体系，技术经理人能够开发的空间较少。肖晓指出：“去掉两端之后，我们能切入的市场其实很小。”

目前存在外部创新需求并具备一定支付能力的，是位于“高新技术企业”附近的中间层企业：一类是尚未达到高企、希望冲刺高企认定的企业；另一类是刚刚达标、正面临复审压力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创新需求相对明确，且有政策驱动的外部技术采购动力。

此外，不同行业的技术更新成本也直接影响技术经理人的切入空间。崔澎虎提到：“如果更新换代成本动辄上千万，比如化工行业，企业很难愿意冒险；但见效快、投入小的行业，比如农业，对技术经理的接受度相对更高。”

技术经理人日常面临的“头疼事”，还包括企业对这一职业认知不足，交易中常提出不符合行业规范的要求。比如，多数中小企业缺乏技术储备，对自身技术需求了解不深，却又急于解决生产或创新难题；他们担心创新失败，不愿承担风险，希望技术经理人可以“保证”花钱买了某项技术能解决问题，甚至要求签“对赌协议”，希望项目失败后可以退费。

还有不少企业延续传统做法，希望绕过技术经理人，通过前期业务搭讪，直接与高校或科研人员对接，将其牵线搭桥视为“熟人帮忙”，而非专业服务。这种认知偏差，使得虽然企业技术需求虽然旺盛，但实际付费意愿低，这也成为技术经理人市场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相对规范的是政府组织企业发布的技术需求榜单，但技术经理人表示“揭榜挂帅”实际较难跟进。“企业当前的技术需求就是未来产品的卖点，这是一种商业秘密。很多榜单上公开的技术需求，其实是企业应付政府的虚假需求，”一位技术经理人指出，“或者是行业共性难题，这些技术门槛高、资源需求大，也很难解决。技术经理人要自己判断，需求是否为真，自己是否有能力跟进。”

以上种种原因，技术经理工作的项目周期长、成功率低、回款慢，使得全职从事技术转移几乎不可持续。受访者普遍提到，技术转移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再到形成效益和回款，周期往往长达半年甚至一年。“假设有100个真实需求，能顺利初次对接的不到一半，二次对接的有七八个，最终成功的只有三四个。”肖晓说。

回款机制也加剧了压力。许多企业仅在项目完成并验收后一次性付款，前期无定金、无保障。因此，技术经理人多为兼职，“要是靠技术转移吃饭，无论机构还是个人都难以维持生计”。崔澎虎指出，从长远看，这不是一件好事：“兼职工作让经理人难以全身心投入，服务质量和持续性都受到影响。”

技术经理人认为垂直赛道培训更实用

多位受访者表示，业界评价技术经理人，不看“持证”，看“懂行”。

镇江宏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潘元志自2000年开始在上海、苏州、镇江等地从事技术转移工作。他表示，“在垂直领域有积累的技术经理人，更容易获得企业信任。垂直性的技术知识能让企业觉得你比他们看得更远，也更懂行业。” 昆山市技术经纪人协会秘书张宇翔也认为：“你能听懂企业讲的痛点，他们才会愿意和你合作。反过来，如果你连行业都不熟，企业很难信任你的判断。”

然而，目前市场上技术经理人多以执行项目流程为主，并未深入掌握某一行业的知识。与这相关的是，当前市面上的技术经理人培训以通用培训为主，目的是启发服务意识，而专精行业的深度培训少，不能覆盖一线技术经理人的实践需要。

肖晓介绍，目前主流的技术经理人培训以“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为主，课程内容多为普惠型模块，主要面向园区、协会、企业服务部门等，从政策、流程和管理层面培养科技服务意识。此类课程通常由政府主导购买，用于提升园区整体科技服务意识。

相比之下，面向特定行业的“垂直赛道培训”更具实践指导意义。肖晓所在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曾开设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专题培训班，吸引了大量从事科研与产业转化的学员参与。肖晓表示，这类课程的专业性更强，学员间的信息沟通效率也更高。“参加这种班的经理人，更容易在行业内形成资源链接，推动真实项目转化。”

也有技术经理人指出，要构建有层次的阶梯式培训，通用课程适用于入门，高阶课程应该面向具体行业的知识和资源交流。崔澎虎说：“在技术经理人刚入行的时候，普惠型培训能帮助从业者建立基本认识，但当技术经理人进入成长期，这些知识就不够用了，此时应该再选择细分方向深入学习，如此路径更合理。”

技术经理人呼吁出台专项政策，建立业内交流机制

当前行业对技术经理人的综合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期待，技术经理人不仅需具备技术专长，还需要金融、法律、会计及产业战略等综合能力。崔澎虎表示：“很多技术经理人只懂技术，对法律、金融、会计和跨学科知识不熟悉，很难与甲方高效对接。”然而，当前行业缺乏内部交流平台，不同领域技术经理人之间缺少交接和沟通，导致资源分散。

因此，业内呼吁成立技术经理人协会类组织，以促进业内的资源整合与交流。崔澎虎推动了银川市技术经理人协会的成立。他介绍，银川技术经理人协会邀请律师、会计师及高校校友会加入，目的就是将技术、法律、财务等环节关联起来。张宇翔曾在多家技术转移机构担任金牌技术经理人，他认为技术经理人的资源盘活和协作可以在协会框架下进行，以更有效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

此类组织在跨区域协作方面也有作用。比如沿沪宁技术经理人联盟沟通各地优势资源，更好地服务沿沪宁地区的企业发展。肖晓目前代表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牵头沿沪宁技术经理人联盟的筹办工作。他说，上海高校或初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产能落地需求，但本地政策支持有限。通过联盟，我们可推荐技术经理人前往沿沪宁其他地区，寻找政策与产业匹配的场景，帮助企业落地并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

最后，业内人士呼吁出台技术经理人专项政策，规范行业秩序，提振行业信心。目前，大部分地区涉及技术经理人的政策较为零散，主要出现于其他专项政策的配套措施部分。业内认为，即便支持金额不大，也希望政府专门面向技术经理人的发展出台支持性文件，体现官方对该职业价值的认可，并树立一定的规范。

潘元志建议政府成立省级技术经理人协会，或者在不同的产业协会中下设技术经理人部门，凝聚行业人才。协会再针对细分领域或支柱产业，邀请专家进行专业培训，再下沉至企业服务，潘元志说，“同时，希望制定统一标准交易协议模板，解决目前各地模板不统一、缺乏规范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技术交易效率，也能规范操作流程，增强行业整体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