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3日至14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央”交涉与地方交涉：晚清外交的多重面相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本次会议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三十余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近五十位学者，围绕晚清外交的制度、实践、人物、档案等多重维度展开深入研讨。

晚清时期，随着中西关系的转型，中外交涉模式在原有的礼制框架与近代国际体系之间产生强烈张力。从制度层面而言，清廷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应对外来的危机和与日俱增的交涉事务，在既有的经制之外，新增了不少办理洋务之“差”。这些举措既包括在京的总理衙门、外务部等，也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更是派出常态化的驻外公使。由于口岸开埠和传教游历的开放，大量西人来华，京外的督抚、司道、府县各级官员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交涉事务。晚清外交展现出一种“中央交涉”与“地方交涉”，乃至于“海外交涉”并存的复杂格局，使得外交实践成为中外之间，多层权力关系动态博弈的场域，也由此形成了晚清外交的多重面相。有鉴于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2025年9月13日至14日举办了“‘中央交涉’与‘地方交涉’：晚清外交的多重面相”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汇聚国内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制度运行、交往实践、信息互动、人事运作等多角度切入，集中讨论晚清外交的多维形态与复杂机制。特别是在多语种外交档案的整理与利用、不同层级交涉主体的比较研究、外交制度与军事、政治、思想等领域的交叉等方面问题。

理论与方法的拓展

主题报告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主编葛夫平研究员主持，五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晚清外交的复杂面相，展示了方法论上的多元探索与理论拓展。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赵军教授《似通非通的“支那通”——近代日本早期的“支那通”与对华“民间外交”》一文，以日本“支那通”为研究对象，提出“似通非通”的概念框架，揭示民间外交的模糊性与多向性，强调外交史研究不仅应关注官方条约文本，更需关注跨界群体的非正式交往与认知错位。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的报告《试论外交史研究的诸“调性”：以巴黎和会相关的事件、经历和神话为例》以巴黎和会为案例，提出事件、经历与神话三重交织又不能截然分判的分析路径，强调对外交历史事件的叙事解构与再评价，提示学界应关注外交文本之外的社会记忆、舆论制造与历史想象。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的报告《读近代与轮船招商局相关日文史料》通过招商局日文档案，追踪中外经济交涉的微观过程，展示晚清中方在面对外国商业与技术渗透时的策略调整与制度反应。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礼恒教授的报告《朝鲜创设近代海关的自主性探索——以“朝士视察团”的赴日考察为中心》聚焦朝鲜海关建设，强调朝鲜在制度设计与技术采纳上的自主性，从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中“朝鲜创设海关是中国极力相劝、鼎力相助的结果”的观点提出挑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永胜教授的报告《康有为致美国总统罗斯福求救保皇信译介》通过康有为致罗斯福信件，分析流亡政治人物的跨国外交实践，对康有为写作此信的目的、内容及史实错误进行了释读。

五位发言人的报告不仅体现了多学科方法的引入，还在理论层面呈现了晚清外交研究的新思路：一方面重视非正式交涉、民间行动与流亡政治的作用，突破传统以条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注重案例微观化处理与宏观结构的互动，强调事件、个体与制度的多维解读。有效展示了晚清外交史研究在理论框架、方法论选择与史料利用上的创新与拓展，为后续分组讨论与圆桌研讨提供了扎实的方法论基础，也为未来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借鉴。

勘界与交涉

本场聚焦晚清边界问题的交涉实践，四篇论文选取中法、中葡、中英及边疆民族地区等不同案例，从情报、测绘、宗教与贸易等维度切入，展示了近代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应对方式。

刘青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告的《情报搜集、交流及传播——张之洞与中法越南东线勘界》，利用张之洞相关档案，揭示地方督抚虽未亲赴边境，却能凭借密集的信息网络对外交谈判产生实质影响。该研究强调了情报生产与流通在勘界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出地方权力在外交事务中的能动性。

赵崧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吴大澂与1887年中葡谈判中“对面山”归属权的博弈》则聚焦澳门边界交涉，通过中葡双方档案，重构了吴大澂赴澳勘察的过程。研究指出，这种地方官员的实地行动不仅具有象征性，更成为谈判中不可忽视的政治资源。其学术价值在于提示我们应从个体行动与制度博弈的互动来理解外交史。

马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地理、情报与边界塑造：以1891年英属印度上伊洛瓦底江考察为中心》强调知识生产与边界划定的紧密关联。他结合英属印度考察团活动，揭示地理调查和情报搜集如何在中英边界谈判中发挥作用，体现了知识、权力、空间三者的内在联系。该研究将外交史与知识史结合，为理解近代边界的构建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宋瑞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与博导王萌合作的《近代以来英国入侵阿佤山区的史事研究——以〈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及其余波为线索》，利用英国殖民档案、中方文献及传教士记录，揭示英国在军事受挫后，通过宗教势力渗透、鸦片贸易控制和外交欺诈等多维方式逐步实现对阿佤地区的影响。该研究呈现出军事、宗教、经济与社会相互交织的交涉场景，体现跨学科史料整合的优势。

综观本场，学者们不仅依托多元档案、地图与宗教材料，而且在方法论上注重情报史、知识史与地方社会史的交叉，揭示了边界交涉研究的丰富可能性。

交涉中的机构

本场以机构为切入点，探讨晚清外交实践中的多层次中介与制度安排。报告人分别从教会医院、保良局、华工贸易及海关财政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呈现出外交并非单纯的国家行为，而是通过多元机构的调解与实践得以展开。

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晚清教会医院建设与中外交涉》，以教会医院的租地、扩建与医疗设备采购为案例，揭示这些近代医疗机构不仅是社会与宗教事业，同时也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场域。研究通过医疗档案与外交文献，展示了医院在冲突与妥协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凸显外交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价值。

王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中港非正式交涉：香港保良局的中介协商功能（1878-1900）》利用港英政府档案与保良局史料，揭示保良局在处理人口拐卖、跨境遣返等事务中的调解功能。保良局既回应了殖民地治理的需求，又体现了华人社会的文化规范，成为一种“半官方”机构在外交博弈中的桥梁。该研究突出了非正式机构在中外交涉中的作用，拓展了外交史的研究对象。

张智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19世纪后期美洲华工贸易再探——以同孚洋行为中心》一文，以同孚洋行为案例，探讨中秘签约后秘鲁通过硝酸盐贸易间接招工的过程。面对美、秘合作招工及英国介入争夺主导权的复杂局面，清廷官员刘坤一主动利用列强矛盾，遏制苦力贸易向广东转移的趋势，推动华工保护体制的初步形成。该研究揭示了晚清华工政策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理的重要转变。

付朝蕊、侯彦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何为担保：从粤海关税务司档案论晚清海关税收举债的公信力（1894-1898）》中指出，尽管晚清海关在内外债中均以税务司签名盖章作为担保，但其实际效力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国内债权人更担忧政府在借贷过程中借助官威进行强派勒索。研究认为，要提升公信力，必须建立一套使债权人确信债务人有稳定财源且资金由可信渠道管理的机制，1894年广东息借商款即为成功例证。

总体来看，本场论文通过不同机构的案例分析，展示了外交实践的多层次结构：既有宗教医疗与慈善机构的民间调解，也有商行与海关在跨国交涉中的制度运作。与会学者在史料上善于发掘档案与机构文献，在方法论上则凸显社会史、制度史与跨国史的交叉。

中英中俄边地交涉

本分会场集中探讨中英、中俄在边地的外交交涉，报告人通过条约、地图与档案材料，展示了大国博弈下中国边地治理与国际格局的互动。

章成（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光绪朝中叶新疆系列交涉案与清廷西北治理理念的递嬗》，主要依据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新疆布政使魏光焘等已刊档案及新见伊犁将军长庚档案，从清廷内政视角系统梳理光绪十八年前后新疆交涉系列史事，分析西北疆臣在此间的因应之策与方略，探究晚清西北治理中人、地两层治理理念的递嬗。

易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界务总图之始”——〈中俄交界全图〉与晚清舆图绘制的演进》聚焦中俄边界交涉中的舆图绘制，指出地图不仅是认知与技术产物，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通过对《中俄交界全图》的译印与传播等问题的分析，揭示其对晚清舆图绘制之演进的意义与影响。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20世纪初中英关于中国西藏地位的争议——唐绍仪与1905年的加尔各答谈判》，使用清朝外务部档案、外务部官员日记，结合英国外交部档案、外交官日记，探索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之后的中英加尔各答谈判的全貌，尤其是清朝决策层与唐绍仪的应对经过及策略变化，英方的回应及最后结果的成因。

黎子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近代英国对“香港问题”之处理——以“封锁香港”交涉为例（1868-1886）》以“封锁香港”这一特殊案例为线索，揭示英国在处理香港事务时采取的灵活策略。研究指出，在处理该事务上，英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外交部系统与殖民地部系统、伦敦中央与粤港地方的矛盾，深刻地影响到了近代粤港关系的构建。

总体而言，本场四篇论文通过新疆、西藏与香港三个关键区域，展现了清末边地交涉的复杂性。学者们在史料上充分利用地图、外交档案与谈判记录，凸显出中国边地交涉在国家治理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交涉案研究

本分会场以具体交涉事件为切口，探讨个案背后所折射的外交格局与制度逻辑。四篇论文分别聚焦铁路主权、租界纠纷、土地购置与地方教案，展示了晚清与民国早期交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尤淑君（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1918-1924年北京政府交涉中东铁路主权问题及其影响》，以中俄外交档案为核心，揭示北京政府在交涉中东铁路主权时的策略与回旋空间。研究突破了“弱国无外交”的固有框架，展现出北洋政府在多重压力下的灵活应对，为理解民国早期外交提供了细致案例。

熊星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中法战争阴云下的沙面案交涉》通过剖析沙面案全过程，揭示一桩地方性的华洋冲突何以在清政府司法乏力、西方国家武力威慑及其利用中方困境的夹击下，升级为国际危机，最终被迫以支付偿款平息事态。同时，还尝试透过地方督抚与总署争取先办命案后议赔款的交涉思路及其受挫过程，呈现地方与总署在被动应对中的主动争取，而非仅止于妥协赔款，从而揭示晚清外交的复杂面向。

杨代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湖州海岛购地案研究——基于美国监理会的考察》则聚焦1902-1908年的湖州海岛购地案。案件过程中，湖州教士韩明德坚持契约权利，拒绝妥协，而监理会高层林乐知、潘慎文等人则倾向调和。研究揭示，在晚清民族主义情绪与中美外交压力交织的背景下，外国传教团体、清政府官绅与美国领事多方博弈，最终以监理会妥协退让、放弃部分地产权结案。

侯庆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暨历史学系）的《1906年海门教案研究》一文，以1906年海门教案为个案，探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教案内政化”的实践与限度。该案作为教民相争的“非典型教案”，浙江巡抚初以械斗严惩天主教民，后在法方抗议下修正判决、减刑结案。研究表明，清廷虽力图将教案纳入国内司法主权，但其处置仍受制于外交压力，揭示了“内政化”进程的困境与实际效果。

总体来看，本场四篇论文通过铁路、租界、土地与宗教等个案，展示了晚清与民国交涉实践的多维度。学者们在史料运用上注重跨国档案，在方法论上强调地方事件与国际背景的互动。

中外人物

本场三篇论文从跨文化群体、地方幕僚以及前清宗室三个不同侧面展开，呈现了晚清至民初中外交涉活动中的个体身影与身份建构。

张志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爱尔兰人在中国：族群、文化、宗教认同与中英关系》指出，尽管不列颠帝国在华群体中以边缘臣民（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等）为主，爱尔兰人因历史上英格兰与苏格兰殖民的影响，其身份认同尤为复杂多元。他们多选择在帝国控制较弱的中国海关、上海工部局等机构谋职，因而成为伦敦了解中英关系的重要信息来源。然而，爱尔兰人内部的族群与宗教差异导致其对中英关系的解读存在分歧，这一常被忽视的暗线，实则深刻影响了中英关系的演变。

吴子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报告《两广边务中的法国人——苏元春幕僚乔治·贝特朗相关史事和交涉细节》则通过地方史个案揭示了法国人在中国边务中的实际运作。文章基于档案材料，重建了法国人贝特朗在苏元春幕府中担任幕僚的活动轨迹，揭示他在具体交涉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这一跨国幕僚关系不仅折射出晚清地方督抚借助外籍人员的现实策略，也展示了边疆交涉中多元身份与利益的交织。

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非常公民：载漪返京事件与民初的复辟政治》则把视野延伸到民初时期。1921年载漪返京，恰逢张作霖入京议政，引发“复辟”猜疑。欧美列强施压北洋政府依《辛丑条约》遣返载漪。研究指出，各方虽无复辟实质，却借舆论相互攻讦，反映“复辟”已成政治禁忌。事件最终以载漪被监视送返告终，体现前清宗室在民初作为“非常公民”的尴尬角色与象征意义。

总体来看，本分会场的三篇论文均以具体人物为切入点，但分别从族群、幕僚以及前清宗室三类主体出发，展示了中外交涉史中“人”的多维角色。无论是跨国族群认同、地方幕僚实践，还是旧王公的政治余响，均揭示了个体身份与宏大外交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

档案与著译

本场围绕档案利用与著译考察，集中展示了学界在史料挖掘与知识流动研究上的新探索。

郑彬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报告《19世纪英外交部的对华档案与利用》，以外交部中国部门档案、驻华使馆及领馆档案为核心，指出该套资料虽价值极高，却因体量庞大、体系庞杂而长期制约研究者利用。论文强调应从英国政治制度史与外交部机构史出发，将公函制度作为档案的原生母体进行“史料史”考察，从而突破“静态档案”的局限，揭示其在东亚情报生产与知识传播中的动态意义。

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则在《〈旅外日记〉初探》中，对南京图书馆所藏未署名的《旅外日记》残缺稿本进行了考证。通过日记内容与刘瑞芬出使记录、《申报》等史料比对，判定该日记为光绪十五至十六年间中国驻英使馆随员所撰，最终锁定作者。根据现存日记中所显示的文书起草工作，进一步揭示了晚清驻外使馆的职能变化和内部生态。

朱梦中（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带来《军火代理商施立盟来华史事考——兼再论其水雷专著在晚清的翻译》，通过考察施立盟个人经历，追踪其与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在水雷技术翻译方面的关联，比较《水雷秘要》《水雷图说》两种译本的差异，揭示译者角色与知识传输之间的复杂互动。论文指出，水雷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不仅依赖于人员与物质交流，更体现出译本在军事知识体系中的在地化过程，为军事技术史与翻译史结合研究提供了范例。

综观本场，各论文在方法论上兼具档案学、文献学与翻译学视角，凸显了多维史料利用的可能性。从英国外交档案体系的整体性考察，到孤本文献的细读，再到军事技术译著的比较研究，均展示了晚清外交与军事知识研究中档案、文本、技术三重维度的交织互动。

思想与认识

本场聚焦于思想观念与外交认知的互动，三篇论文从图像与文献、思想转化到史学诠释史等不同维度切入，展现了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多样探索。

占佳君、李骛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合作的《图像与文献：西方世界里的耆英形象研究》一文以耆英在1840年代中西方交涉中的关键角色为切入点，聚焦其留存于西方的多幅画像及相关文献，考察其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建构与演变。文章结合视觉材料与文字记载，探讨耆英作为清廷外交代表所呈现的复杂面相，及其在中西早期碰撞中所承载的文化与政治意涵。

李欣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从胜人到自胜：冯桂芬对魏源“师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则重新审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人思想转向的关键。论文通过细读冯桂芬的论述，揭示其在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同时，赋予其“自胜”的新涵义，使“师夷”从短期的制敌策略转化为长期竞争中实现自我成长的方略。这一创造性转化，折射了中西关系从对抗到竞合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深远影响。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叩问与回响——“东南互保”百年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东南互保”事件自发生以来百年间的学术诠释变迁，指出相关研究长期围绕评价争议展开，却往往脱离历史语境。作者强调，历史阐释受时代与立场影响，本质是现实对过去的支配。当前研究虽成果丰硕，却多囿于单向叙述或人物事功，缺乏中外视野融合与深层背景关照。文章主张回归史学本源，先厘清“是什么”，再追问“为什么”，通过扎实的史料辨析与语境还原，在众声喧哗中清理史实，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与诠释突破。

总体而言，本场各论文共同突出了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多样性：既有跨媒介的图像、文献研究，也有思想史上的范畴重构，更有对诠释史的反思。它们在史料运用上兼顾图像、文本与史学文献，展现了晚清外交研究在思想与认识层面上的多维展开。

中法战争

本场聚焦于中法战争背景下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转折，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冲突的多维影响。

邹晗（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的论文《政变阴影下的外交：甲申易枢后李鸿章的对外交涉》一文聚焦1884年甲申易枢后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执掌清廷中枢期间，李鸿章所面临的外交处境与策略调整。文章指出，醇亲王主政后强调“维持国体”，一反恭亲王时代的外交路线，对李鸿章持重妥协的风格多存猜忌。在中法战争与朝鲜甲申政变等事件中，李鸿章屡遭排挤，交涉权力受限。随着清流势力受挫、外部危机加剧，醇王逐渐调整策略，重新倚重李鸿章，尤其在北洋海军建设与朝鲜事务上赋予其专办之权。研究表明，中枢权力更迭深刻影响了晚清外交的决策机制与执行效力。

张天恩（浙大城市学院）的《醇亲王与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后期外交“专由京办理”格局的形成》，则聚焦于醇亲王奕譞在战争后期对外交权力格局的重塑。论文通过梳理曾纪泽、总署、李鸿章等在交涉过程中的分歧，揭示醇亲王推动将外交权集中于北京的动因与影响。其研究强调了晚清外交决策中“幕后权力”的作用，以及京师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如何深刻影响对外政策。

李雨寒（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硕士生）的《未完成的中英战略同盟：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转向》，从英国视角切入，探讨中法战争如何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论文指出，传统观点认为英国调停偏袒法国，但实际上英国的立场更多源于维护贸易与区域稳定。随着法国封锁危及英国利益，加之远东战略压力加剧，英国逐渐转向积极干预，甚至一度酝酿“联中抗俄”构想。尽管这一战略同盟未能落实，但其理念深刻影响了此后十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综观本场，三篇论文从中央政变影响下的李鸿章外交、醇亲王的幕后操控，到英国政策转向，涵盖了“中央—地方—国际”的多重层面，充分展示了中法战争研究的跨尺度与多维度特征。

央地关系

本场聚焦清末外交语境下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三篇论文结合具体交涉案例、思想建构与人物实践，展现了晚清外交体制中“央地关系”的多维图景。

郭黎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外力影响下的央地纠葛：清末对英修订商约时的官员互动》重新审视光绪二十八年中英修订商约谈判。长期以来，学界多将盛宣怀与张之洞等督抚在“裁厘加税”问题上的分歧视为典型的央地矛盾。然而该文揭示清廷在巨额赔款压力下的立场与督抚意见趋同，强调各方在交涉中通过动态调整与互相妥协，最终形成一致立场，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研究表明，外国因素是央地互动的关键变量，所谓“矛盾”往往在外部压力下转化为合作。

姚宇韬（日本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的论文《清末新政时期关于“大权政治”认识之构建：兼论外交大权》则从思想与制度层面切入，探讨清末宪政化语境下“大权政治”认识的生成。作者结合清末宪政大臣与日本法学家的交流文书，分析君上大权在制度实践中如何发生转型，特别是外交大权的权力归属与运行机制，以及其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再定位。

林晓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非职业外交官：熊希龄的外交思想实践及其在中央—地方交涉中的角色探析》以近代士绅熊希龄为中心，展现其作为“非职业外交官”的独特作用。熊希龄虽以财政家、政治家为人所知，但其在东北问题上的“联俄以分离日俄”“牺牲经济利益换取领土安全”等外交构想，及其在联盟外交实践中扮演的中央与地方沟通桥梁角色，揭示了非传统外交主体在危机时局下的积极探索。

综观本场，三篇论文分别以制度互动、观念转型与人物实践为切入点，展示了清末外交中“央地关系”的多层面展开。研究者们在史料上广泛利用档案文献、思想文书与人物经历，共同凸显了“央地关系”在晚清外交史叙事中的解释潜力。

战争与交涉

本场集中探讨近代中外战争与外交交涉之间的互动关系，三篇论文均以鲜明的史料新见和独特的问题意识展开。

牛澎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新见〈越南从征记实〉与谅山大捷诸史实脞考》，通过对新近发现的《越南从征记实》文本进行细致考证，重新检讨谅山大捷的史实与细节。研究不仅补充了现有史料的不足，还对事件经过的叙述进行了修正，凸显了稀见文本在重构战争史中的价值。

章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上国天兵”与“藩邦乱民”：甲午战争时期清军与朝鲜东学军关系研究》，以甲午战争为背景，探讨清军与朝鲜东学军在战事中的互动关系。论文揭示了清军将东学军视作“藩邦乱民”，并以“上国天兵”自居的心态，如何影响了对朝政策与作战策略。这一研究突破了中日战争的单一框架，将朝鲜民间力量纳入分析，丰富了甲午战争史的层次。

孙嘉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在派系与畛域之间——再论甲午战争中吴大澂的政治定位与调和实践》，聚焦吴大澂在甲午战争中的角色与处境。论文结合派系斗争、政局演变与辽东战场实况，指出吴大澂在清流与北洋、帝后党争及湘淮矛盾的多重夹击下，其调和实践与政治定位最终陷入困境。研究既回应了长期以来关于吴大澂的争议，也揭示了派系政治与战局失序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总体而言，本场报告在史料运用上既有新见文本的细读，也有对传统叙事的重估，更有政治与军事史的交织分析。三篇论文共同展现了战争与外交交涉之间的互动逻辑，凸显了多元主体与复杂结构在塑造近代中外交往格局中的作用。

结语

从整体来看，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研究取径上呈现出明显的多维度与多层次交织。从“勘界与交涉”“交涉中的机构”“中英中俄边地交涉”等专题中可以看到，学者们通过跨国档案、边疆文书与地方材料的结合，重新审视外交行动中的多方主体与动态互动。在“交涉个案”“中外人物”的讨论中，报告者们通过具体人物与个案的细致分析，揭示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张力与转换。“档案与著译”的议题则进一步凸显了知识流动与话语生产的重要性，提示学界应关注文本与档案本身的生成机制与再利用过程。

另一大特点，是方法论的多样性与理论视角的更新。既有政治史与制度史的纵深考察，也有思想史、图像史与翻译研究的横向拓展；既有对传统史料的再阐释，也有对新发现文献的史料学辨析；既有宏观格局的结构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重构。这种方法论上的开放性与交叉性，使得“交涉”这一概念不仅停留在政治—外交的层面，更被拓展为理解晚清国家治理、国际秩序与社会互动的一个复合性切口。

从成果来看，本次会议在史料利用方面同样具有开拓意义。多位学者利用国内外档案馆的新出材料、馆藏日记、边疆档册、外交部档案乃至孤本文献，呈现了丰富的一手史料新见。这不仅为深化晚清外交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跨国史、区域史与社会史的对话打开了新的可能。

最后，本次会议的讨论还提示学界：晚清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并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具体交涉实践中不断流动、重构与再定位的关系网络。无论是边疆勘界的现场谈判，还是战争阴影下的外交斡旋；无论是地方督抚的自主调度，还是京师中枢的权力整合，中央与地方始终处于互动与博弈之中，共同塑造了晚清对外交涉的多重面相。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不仅为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史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如何在更广阔的东亚与全球史框架下理解晚清交涉？如何在更深入的制度、知识与社会层面上探讨外交行动？这些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会议在热烈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中落下帷幕，但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外交史书写，仍将继续展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