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上演卡夫卡式寓言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特朗普政府提供了160名学生、教职员工的名字，作为对“据称的反犹事件”的调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知名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巴特勒是众多严厉批评以色列政府袭击加沙的犹太学者之一，在事件发生后，巴特勒在多家媒体发声，抨击伯克利大学向政府提供姓名是麦卡锡时代的做法，也是卡夫卡式寓言的现实版本。

当地时间2025年7月15日，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临时校长罗伯特·格罗夫斯、纽约市立大学校长费利克斯·马托斯·罗德里格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里奇·莱昂斯在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举行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该委员会开会调查高等教育中的反犹太主义。视觉中国 图

9月4日，包括巴特勒在内的160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员收到了学校首席法律顾问戴维·罗宾逊（David Robinson）的一封信，信中告知他们，作为对于该机构针对大学校园中的反犹主义的调查的回应，包含其姓名的文件已被转交给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巴特勒正在写作关于卡夫卡和法律的书籍，因此在9月7日给罗宾逊的回信中陈述了卡夫卡式寓言和罗宾逊发出的信函之间的重叠之处，这封电子邮件略加修订后的版本于9月16日以“伯克利的卡夫卡之地（Kafka-land at UC Berkeley）”为题发表在《国家》杂志上。

巴特勒首先在信中自我介绍为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一名退休教职员，目前仍在大学进行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并被任命为研究生院杰出教授。巴特勒多年来在比较文学研讨课上教授关于卡夫卡与法律的课程。这些课程经常聚焦于小说中正当程序的中止和无限期拘留的常态化如何与实际的法律实践发生共振。信中提到，卡夫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德语作家，还是捷克犹太社区的一分子，致力于探讨犹太法律传统。作为一名律师，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裁定工人工伤的索赔案件，他确保程序得到尊重，听证会是公正的。他在夜晚尤其是周日写作。卡夫卡笔下的寓言特别探讨了我们是否仍然能够期待从法律中获得正义，抑或法律程序与正义路径已经相去甚远，以至于我们只能讲述法律程序如何摧毁对于正义的期待的故事。这正是巴特勒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预期在2025年完成草稿。

在巴特勒看来，伯克利发生的事情和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主人公K的遭遇存在戏剧性的相似性。这部小说开始于办公室职员K被两位自称代表法律的先生叫醒，但这两位先生似乎来自他工作的地方，他们告诉K他收到了指控。当K顺理成章地询问指控的内容是什么时，他们解释说无法告知，而实际上他们似乎也并不知晓。当K询问如何才能知晓指控的实质内容时，他们让他穿过一座和他居住的布拉格类似的城市中的各种道路，来到了一座无法进入的建筑门口。他试图找到能够告诉他指控内容的人，却徒劳无功；他理应为指控做好准备，但不知道指控的内容又如何做准备呢？在很多页关于等待和无果的询问之后，事实逐渐明晰：等待获知针对他的指控的过程，就是审判本身。他等待一个公正的程序开始，却从未实现。

巴特勒写到，将小说情节对应到美国法律传统，会发现K绝望地期待获得的是相当于宪法第六和第十四修正案提供的保护，即聘请律师的权利、获得公正陪审团的权利，以及知晓原告是谁以及针对被指控者的指控和证据的性质的权利，而这些保护也是加州大学预防骚扰和歧视办公室（the Offi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的既定政策。也就是说，将未经裁决的指控转交给政府部门的做法同时违法了美国宪法和加州大学的政策。

在收到罗宾逊的信件时，巴特勒对K感同身受，因为这封信只是告知发送了“一份与据称的反犹事件相关的文件或报告”，其中包含其姓名。这封信中存在两个卡夫卡式寓言的特征，第一，虽然信中没有言明，却暗示其被指控反犹主义，或其姓名与反犹事件相关；第二，信中谨慎地称反犹主义骚扰或歧视事件是“据称的（alleged）”，意即这项指控并未经过审核或裁决，但却独自成立。

巴特勒对于姓名被转交的担忧包括是否会被列入政府名单、旅行是否会受到限制以及是否会受到监视。此外，被提交姓名的大学成员还包括持签证的学生和不受学术自由保护的兼职教师，参考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等学校的针对学生的行动，他们可能面临被拘留、被驱逐出境、被开除、被骚扰、被解雇甚至当街被劫持的风险。作为举世知名的学者，巴特勒认为自己享有相对而言的特权，无论政府如何针对都能找到生存之道，但将一众教职员工和学生置于广泛的监视之下，是对信任、伦理和正义的惊人破坏。因此，巴特勒敦促加州大学预防骚扰和歧视办公室坚持其权力，拒绝屈服于联邦政府的要求，坚守支持正当程序、公正审查和本应属于大学自治事务的程序，不要在国家霸凌和勒索的法律手段面前牺牲一个机构的正直。

而在更早的9月13日，巴特勒就投书《高等教育纪事报》为此事发声。在这则题为“当大学成为告密者（When Universities Become Informants）”的短文中，巴特勒指出，与所有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反犹主义必须遭到坚决反对，但伯克利校园内已经有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调查此类指控的规程，这些规程在这一事件中被校方中止了。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被采用的是反犹主义的哪种定义。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对反犹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特朗普政府也接受该定义，但该定义过于宽泛，常常将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反犹主义。它成为了压制自由表达和异议的利器。

巴特勒在文中写到，转交姓名是麦卡锡时代的做法。重要的是摒弃一种观点，即将这一事件视为现状，援引不负责任的现实政治将与残暴和正在上升的独裁主义共谋合法化。现在是时候抵制那些向权力屈服（有时是预先屈服）的人正在正常化的非正义了，这些权力显然想要摧毁保护大学不受外部操控、保证其对于共同治理、正当程序和对争议事件的公开辩论的宝贵承诺的基本原则。允许一所广受赞誉的大学被政府人员摆布，不仅损害了其自身的基本理念，也危及批判性思维、异见以及民主本身的未来。

《雅各宾》杂志9月15日刊登了科里·罗宾（Corey Robin）撰写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言论（All of This Because of Political Speech）”一文。该文为伯克利校方提供名字的举动提供了背景，并对巴特勒所说的“麦卡锡时代的做法”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解释。

罗宾首先对这一事件的时间线进行了梳理：今年2月开始，特朗普领导下的教育部开始对包括伯克利和加州大学其他分校在内的多所大学，展开针对校内对涉嫌反犹主义事件处理的调查。3月，司法部宣布对加州大学各分校展开一项独立但平行的调查。7月，众议院国会委员会传唤了三位大学校长，就其校园内的涉嫌反犹主义事件作证，其中一位就是伯克利校长，三位校长受到了来自一群狂热的共和党代表的狂轰滥炸，没有人做出太多抵抗或发声捍卫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权利。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扣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5亿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整个加州大学系统总校长詹姆斯·米利肯（James Milliken）正竭尽全力想要拿回这笔钱。所以，当教育部要求伯克利交出姓名时，伯克利照做了，这发生在8月18日。在这之后，伯克利的首席律师向包括巴特勒在内的160名大学成员发出了告知其姓名被提交给特朗普政府的信函。需要强调的是，伯克利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提交的并不仅仅是一份名单，而是“包含与据称的反犹主义事件相关的文件和报告在内的全面文件”，并且“加州大学可能需要承担额外的出具义务”。

为说明移交详尽档案可能带来的后果，罗宾介绍了麦卡锡主义运作的细节，他援引历史学家艾伦·史瑞克（Ellen Schrecker）在《罪恶繁多：麦卡锡主义在美国》（Many Are the Crimes：McCarthyism in America）一书中的研究指出，麦卡锡主义是一个由政府官员、私家侦探、机构领导人和政客组成的网络。对政治嫌疑人的调查通常在政府的压力下开始，与各种右翼组织、私营部门以及我们所谓的公民社会（即大学、教堂、工会、非营利组织等）的活动人士合作。调查工作通常会分包给专门从事这类事务的私人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这些将超意识形态与伪程序主义相结合的机构生成报告，储存在文件柜里，政府（当时主要是指联邦调查局）会获得这些报告，而后这些报告会回流到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最终落入国会委员会手中，从而开启那些著名的听证会，此外还有媒体的密集报道，人们的生活会被毁掉，更不用说护照被吊销、被拒绝录用、可能的刑事审判和惩罚等附带影响了。而在今天，还必须考虑到遭遇现实暴力的可能性，至少是持续的骚扰和威胁。

罗宾指出，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人发表的政治言论。当时这些言论有各种形式，从支持苏联到过早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再到组织起来反对红十字会血液供应中的种族隔离。而在今天，仅仅是捍卫巴勒斯坦的基本人权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言论。而发生在伯克利的事情，很可能也正在其他大学中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罗宾在其关于恐惧的书中提出，恐惧统治的关键在于两类人：野心家和通敌者，后者在今天被叫做“共谋者”。恐惧统治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也有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组成部分。在今天的话语中，共谋者往往被建构为社交媒体上的乌合之众或是红州的乡巴佬，而事实上，共谋者是那些在各个机构、各个层级被赋予各自的责任和具体的权力的特定主体，他们做出的选择有时会带来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AI泡沫在破裂？

最近，《卫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人工智能热潮终于开始放缓了吗？》的评论（作者为Blake Montgomery、Johana Bhuiyan、Nick Robins-Early），称首个AI现实检验的大考即将到来。

近两年，AI成为硅谷和全球科技行业最热门的概念。无论在旧金山的高速路广告牌，还是公司财报和新闻发布会上，几乎所有科技企业都在大力宣传AI，强调其“颠覆性”和“不可避免”。就像十多年前所有公司都声称自己是“科技公司”，如今它们都自称是“AI公司”。但在初创公司铺天盖地的AI宣传背后，裂缝开始出现。AI最热情的鼓吹者之一、OpenAI的萨姆·奥特曼就警告说，投资人正在高估AI可能带来的回报。奥特曼在一次记者私宴上说：“我们是不是正处于一个投资者整体对AI过度兴奋的阶段？我的看法是，是的。”

当地时间2025年9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出席白宫人工智能教育工作组会议。视觉中国 图

奥特曼的表态与另一件事同时出现：他承认OpenAI在最新ChatGPT模型的发布上出现了失误，而这个模型曾被他承诺会比现有的GPT-4.5有显著提升。

当然，奥特曼的评论或许也带有劝阻投资者去投竞争对手的意味。但还有别的迹象。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95%的生成式AI项目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收入增长。与此同时，押注AI力度很大的科技公司股票本周集体下跌：Palantir股价下跌9%，甲骨文下跌5.8%，芯片制造商英伟达下跌3.5%，而AMD以及半导体设计公司Arm的股价跌幅都在5%以上。

就连Meta也宣布了AI招聘冻结，而之前据说这家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争夺顶级AI人才。

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也发出警告：硅谷过于沉迷于追逐“通用人工智能（AGI）”，即一种可与人类智力相匹敌甚至超越的AI。他与AI政策研究者徐赛琳娜合写的文章指出：“实现AGI的时间仍然不确定。硅谷过度执念于此，不仅疏远了公众，还可能错过现有AI技术真正的应用机会。”

他们强调，AI已经在很多领域实现了突破和实际价值，但硅谷一味的“无论代价”战略，并不能真实反映普通公众的需求。相反，公众对AI的态度更为复杂：许多人觉得它充满噱头，甚至干扰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一方面，科技精英依然视AGI为信仰，坚信自己站在历史门槛上；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对炒作保持警惕，甚至感到厌烦。这种裂痕正在加剧。

《雅各宾》杂志发表了Abe Asher的深度评论，认为人工智能的泡泡可能正在泄气，但就像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情形一样，后果可能会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科技巨头手中。

Meta冻结其人工智能部门的招聘，标志着马克·扎克伯格领导的公司在战略上的突然转变。就在几周前，Meta还因其激进的人才招聘计划引人注目，据称提供过高达1亿美元的签约奖金以及更丰厚的薪酬待遇。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仅仅表明Meta在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AI部门时遇到了困难。毕竟，公司被迫开出如此高昂的合同，本身就证明其在声誉低落、工作环境艰难的情况下，很难成功吸引顶尖人才。但也有人将其视作更广泛的信号：尽管近年来AI已大量渗透进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但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正在遇到瓶颈。

长期关注AI的记者Max Read说：“这是一个炒作泡沫。过去三年半里，我们看到关于大语言模型能力的过度承诺层出不穷：它们将如何改变世界、如何彻底颠覆一切。但这些承诺大多无法兑现。我认为我们都能同意，这个炒作泡沫正在走向破裂。”

Meta招聘冻结并非唯一迹象。MIT的一项研究显示，95%的生成式AI项目未能带来收入增长，而大型企业采用AI的速度似乎也在放缓。康奈尔大学教授Aaron Benanav说：“开发一个新模型的成本正以极快速度增长，而收益却越来越小。ChatGPT-5与ChatGPT-4.5几乎没有差别。微软CEO等人声称这些技术会迅速提高生产力，必须如此，因为他们投入了巨额资金，经济回报必须非常可观。但事实是，这种回报并没有出现。”

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Matthew Ellis警告，即便存在AI泡沫，也不意味着泡沫破裂后AI就会消失。按照奥特曼的比喻，如果AI泡沫类似互联网泡沫，那么它的终结并不会让技术消亡，更不会减轻对劳动者的威胁。

Ellis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我们依然有网站、依然有互联网。一切照旧。资本运作的一贯逻辑是：需要烧掉大量过剩资本，把它清理出市场，然后那些足够强大的公司会吸收剩余资源，将其纳入自身的控制，最终成为行业内更庞大的资本持有者——这可能会导致巨型垄断。”

Max Read认为，如果缺乏公共政策的干预，从AI泡沫破裂中最终获益的将是大家熟悉的名字：谷歌、微软，也可能是Meta。Read说：“这些公司已经是巨头，手握自家模型。某种意义上，权力只是进一步集中到硅谷最有权势的企业身上——它们本就与国家安全体系关系密切，与政府的关系也非常紧密，无论谁在台上。”相比之下，那些尚未站稳脚跟的公司，可能难以在泡沫中幸存。

Read认为，与其拿AI泡沫和互联网泡沫相比，不如类比加密货币泡沫。那场泡沫以FTX崩溃告终，价格大跌，创始人Sam Bankman-Fried锒铛入狱。

Read说：“那时大家觉得是一场巨大胜利，因为突然之间报纸、社交媒体上不再充斥着一群推销加密货币的混蛋。但事实上，比特币、加密货币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退出了公众视野，变得更隐秘、更强大、更糟糕。”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加密货币行业砸下了巨额资金来影响选举结果。其中，有两个专门为加密货币利益服务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出手了。Super PAC是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一种政治筹资组织，可以筹集和花费几乎无限的资金来支持或反对候选人，但不能直接与候选人团队协同。它们通常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用钱投放广告、发动宣传、影响选民。

在这次选举中，这两个加密行业支持的Super PAC非常“成功”：它们帮助的候选人在58场选举里赢下了53场。这说明加密行业的钱，确实大大提高了候选人的胜选几率。其中一个PAC叫“捍卫美国就业”（Defending American Jobs）。这个组织在俄亥俄州花费了大约4000万美元，目的只有一个：击败时任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为什么盯上他？因为布朗长期公开批评加密货币行业。他当时的职位非常重要：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银行、金融机构和新兴金融产品，而加密货币就是其中之一。对加密行业来说，他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必须被“干掉”。

最终，这个PAC成功了，布朗落选。这表明加密货币资本能够直接左右国会的组成。不仅如此，这个行业并不满足。他们据报道正在为下一轮选举周期（2026年、2028年） 积攒更庞大的资金“战争宝库”，并且已经在国会山展示实力，游说政客为自己说话。

与此同时，比特币的价格在2025年8月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说明即使经历过FTX崩溃那样的大丑闻，加密行业并没有衰落，反而在资本和政治层面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渗透力。

另一个显示AI可能具有持久力的因素是它已深度嵌入政府运作，并被视为国家战略问题。

特朗普政府在最近的《AI行动计划》中明确表示，美国必须成为AI强国，称“无可置疑、无可挑战的全球技术主导地位”是一项“国家安全迫切需求”。上面提到的康奈尔大学教授Benanav指出，这既是实际考虑，也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美国已经“输掉了绿色技术的竞赛”，因此更愿意高调强调AI产业的重要性。

各州也纷纷投资AI：既与领先的AI公司合作，也通过慷慨的税收减免吸引企业建设数据中心。扎克伯格在这一点上野心最大：Meta今年6月宣布将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乡村建设全球最大的AI数据中心。州政府为此提供了20年销售税减免，并由公用事业公司Entergy斥资30多亿美元新建三座发电厂为其供能。

总体来看，路易斯安那为吸引Meta投资的税收优惠，到2059年每年可能让州政府损失超过一千万美元。CNBC（一个财经新闻电视台）调查发现，仅在过去五年里，美国各州就为吸引数据中心让渡了至少60亿美元的税收。

这些数据中心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生成式AI耗能密度极高，ChatGPT的一次查询所需能量是谷歌搜索的十倍。怀俄明州计划建造的一个AI数据中心将消耗超过全州家庭总用电量。爱荷华州Council Bluffs的一座谷歌数据中心在2023年消耗了13亿加仑（约为492万吨水）的地方供水。已有证据显示，AI数据中心推高了电价，并消耗大量淡水资源。

Read说：“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逻辑的一部分：在生态崩溃的背景下，我们正被推向AI军备竞赛，这几乎完全由硅谷的神秘宣言和投资者寻找新增长点的欲望所驱动。所有这些事情是相互关联的，而它们都是坏事。”

Benanav则强调，关于AI“改变世界”的论调还有心理层面。即便泡沫并不意味着AI将消亡，劳动者依然可以组织起来，确保AI发展不会掠夺他们的生计或环境。“至少在过去四五十年里，计算机技术并没有消灭工作，而是改变了工作形式。所谓‘工作消失’，主要是为了让人们丧失改善劳动条件的斗志。研究表明，工作更多是转变而非消失，所以斗争仍然重要。”

总而言之，所谓的“AI革命”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却已经消耗了巨量资金与资源，并被迅速纳入资本和国家机器的逻辑中。泡沫的破裂不会终结AI，相反，它将成为少数科技巨头进一步垄断的契机，并以更隐蔽、更残酷的方式渗透到劳动和生态之中。真正需要揭穿的不仅是AI的技术幻象，还有它背后那套以炒作为掩护、以剥夺为核心的资本积累机制。如果没有集体反抗与公共干预，AI只会是另一场以进步之名进行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