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初，我（姜宏）和谢弗德完成了在北京和武汉的访学交流，准备按计划取道香港返回德国。我知道老教授一向对异域文化颇感兴趣——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这似乎让他对各类文明有着强烈的敏感和好奇。于是，我带着谢弗德去了香港有名的黄大仙祠，准备让他领略一下民俗文化。黄大仙祠的一个项目就是抽签“算运势”，求签者将所求之事写在一小张红纸上，然后从签筒里摇出一签。到现在还清楚记得，谢弗德为了避免我看懂，在红纸上写下的是拉丁文。片刻之后他就摇出了“孔子击磬”一签，签文解为“告诫人们，要惜取少年时，应该做的就及时去做，否则老之将至，就有心无力了”。我将此意翻译给谢弗德，看着他陷入沉思，但我依然不知道他所求何事。第二天中午，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写下的是什么：他是否应该写一本回忆录。我不能确定这次香港“算卦”之行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他的决心，但他的的确确开始撰写回忆录——以下缅怀罗宾逊夫人的内容就是此回忆录的重要部分。经作者授权分四篇刊发，本文为第一篇——“回忆”。

琼·罗宾逊是比我早一代的经济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在她之前的几代经济学家中也几乎无人能与之比肩。偶尔有人将她与罗莎·卢森堡并提，但后者之所以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更主要是因为其政治影响力，而非严格意义上她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在琼·罗宾逊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少国家陆续开始推行妇女选举权（1918年德国、奥地利和波兰，1919年荷兰，1921年瑞典，1928年英国），但社会制度的开放仍极为缓慢。尤其她服务终生的剑桥大学，当时仍受制于学院体制及其传统——至今仍颇受欢迎——就更显得保守和迟疑。当时在英国，性别角色仍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影响。“布鲁姆斯伯里圈子”（Bloomsburg Group）聚集着艺术和思想领域的先锋人士，他们探索解放的可能性，同时也深受由此带来的冲突困扰。与之相比，琼·罗宾逊的职业路径起初显得较为传统；她并未直接参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活动。她通常对女性解放持肯定态度，但就她个人而言，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并不觉得为自身争取解放有何迫切性，因为她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当有人问及此事时，她常会笑着说：“噢，男人其实也没那么糟嘛。”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

这便引出了“记忆”这一问题：何时我们的回忆才是准确的？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会与他人的记忆交织、混淆？在琼·罗宾逊的年代，剑桥大学经济系享誉全球，远比今天更为声名显赫。它以热情激烈的争论和百花齐放的历史而著称，流传着无数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往往被美化、简化甚至扭曲。若只从这些传闻中出发，对琼·罗宾逊并不公平。因此，我将尝试从我自己的回忆讲起——近乎天真地、毫无修饰地开始叙述。接着，我将介绍其他人在相关著作中整理的内容。除我这一代人的回忆外，更加重要的是她所处时代丰富的书信往来。在剑桥，书信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传统：人们不仅用信件约见、交流经历，也通过书面形式不断参与讨论，以便为未来的发表做准备，或是对已发表的观点展开持续的批判性回应。最后，我将主观地挑选一些内容，讲述我与她著作之间的“搏斗”——自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她的思想就深刻影响着我。她的许多理论我欣然接受，但也有一些观点，我至今仍难认同。至于琼·罗宾逊与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8-1983）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在下文叙述中被突出强调，并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偏爱。事实上，在她学术生涯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她的思想都深受斯拉法影响，这一点她本人也曾坦率承认，旁人的观察也有相同结论。她受到斯拉法的启发，但也不断努力挣脱其影响。

我的剑桥之路颇为不同寻常。当时我已完成数学学位，但尚未完成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学习，我在巴塞尔的老师戈特弗里德·邦姆巴赫（Gottfried Bombach）便建议我前往剑桥，担任学术访问学者。凭借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慷慨提供的奖学金，我于1969年得以前往剑桥学习。1970年，我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奖学金资助下继续留在剑桥。此后我返回巴塞尔，在半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段时间过于短促，我尚难以系统地掌握经济学。遗憾的是，这些知识上的空白在日后只能缓慢弥补，且始终未能完全填满。另一方面，我的特殊身份让我能很早就融入剑桥当时围绕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与分配、特别是资本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当时，我被允许使用公共休息室，每天上午11点与下午4点，系里的讲师与应用经济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会聚集在那里喝茶，任何人都可以坐到他们中间，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开始是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 1907-1997）引荐我进入这个圈子。尼古拉斯·卡尔多较少露面，但我特别敬佩他，因为他能以颇具独创性的方式将理论经济学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琼·罗宾逊则是经常出现的人物，她总是以一种富有教学责任感且颇为严格的态度，回应我那些主要是围绕着卡尔·马克思（1818-1883）展开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她也愿意听我讲述马克思在德国语境中的接受和发展，但当我谈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时，她从不深入探讨，而是总会迅速引导回她自己认为的属于“马克思理论核心”的内容。正如她自己在《马克思经济学论文集》第二版中所引的一句斯拉法的话那样，她几乎是将马克思视为迈克尔·卡莱基（Michael Kalecki, 1899-1970）这位后来者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前驱。至于“价值形式理论”，显然她并无兴趣深入了解。

当时，我组织了一个《资本论》读书小组，成员包括克里希纳·巴拉德瓦吉（Krishna Bharadwaj, 1935-1992）、豪尔赫·福多（Jorge Fodor）、阿图罗·奥康奈尔（Arturo O’Connell）、鲍勃·罗索恩（Bob Rowthorn）。皮耶罗·加雷尼亚尼（Pierangelo Garegnani, 1930-2011）也曾参加过一次。在这个小组中，受我在瑞士与卡洛·耶格尔（Carlo Jaeger）讨论的启发，我试图传达自己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所了解的东西，其实内容比较有限。自从1992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去除了恩格斯的增补以来，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对交换与货币的分析中，价值形式理论仅仅作为准备性环节出现；而它的真正逻辑终点，是要揭示利润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利息则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流量。马克思意在说明价值与剩余价值源于劳动，以及资本看似具有“生产力”这种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批判应当最终指向对这种虚假表象的揭示。然而，恩格斯将这一分析裹挟进马克思关于19世纪经济危机的议会辩论笔记中，使得整个理论的核心仍然被遮蔽了。在我与琼的讨论中，每当话题涉及货币与信贷，凯恩斯主义的利率理论——完全聚焦于短期——以及流动性定价理论便会成为主导。我自己对此理解尚浅，无法清晰解释马克思的论证路径。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几章的范围内。他们更关注“商品拜物教”，而非“资本拜物教”，视前者为理论发展的终点。不过，对马克思思想理解较为狭隘的并非只有琼·罗宾逊；在英国，几乎没有学者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兴趣。多年之后，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00-1976）才从我这里得知相关内容，他坦言对此毫无察觉，并为自己未曾意识到马克思理论中这一相当尖锐的表达而自感有愧。我自然也向斯拉法请教过他对马克思的看法，他认真听完，最后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这个问题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这话倒确实没错。

在剑桥，我怀着好奇心听了伊丽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关于英美哲学的几场讲座，但她的讲授对我而言依然晦涩难解；我听过一场关于17世纪英国史的讲座，当时威尔士亲王也在场；我还听过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关于中国技术史的课。但真正让我坚持听下去的，唯有卡尔多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讲座——只有在他的课堂上，做的笔记几乎可以直接当成教科书。相比之下，我始终难以理解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 1905-1989）的讲座；而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 1925-2013）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研讨会则为我提供了许多数学方面的启发，因此我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所有这些课程中，唯有琼·罗宾逊的课堂让我真正学会了如何从经济理论的视角进行思考。她常将经济学比作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装置：轻轻触碰其中一个活动部件，整个系统便会随之晃动，有些部分摆动幅度更大，有些则较小，而你可以清晰观察到这种震荡是如何逐步传播的。她还说，学习经济学如同骑自行车：你必须亲自去尝试、去练习。正是在这样的课堂上，我得以摆脱了自己在研究斯拉法体系初期对其意义的诸多困惑。当时，大家对如何处理固定资本或各种类型的地租等理论细节问题已经不再感兴趣。尤其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她有关“技术选择”的问题——在边界包络线上究竟会出现多少条工资曲线？她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很可能存在一种技术，在整个收入分配区间内都是最优的。这一假设，后来在我近几年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谢弗德（右）与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

琼·罗宾逊曾明确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认为它是多余的，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根据。正如前文所述，她也拒绝被卷入有关马克思辩证法的争论之中。她向我推荐了对学术发展更有帮助的道路：以数学手段为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她要求我写一本简明通俗的小册子，系统讲解相关的数学知识，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能读懂。但这并不是我当时的优先任务。我更想用严谨的数学证明去破解斯拉法提出的“联合生产”问题，在他人的作品中，我始终未能找到满意的解法。当琼·罗宾逊问我那本“数学入门”进展如何时，我支支吾吾地提到自己时间不够，她听后笑了，反而打趣我：“我在五年内生了两个孩子，出了三本书。”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她这句话的含义：她指的是1933至1938年这五年间，她完成了《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两本关于凯恩斯革命对就业理论影响的著作——这两部作品极大推动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传播。但她并没有提及，那段过度劳累的时期最终导致她精神崩溃：她不得不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整整半年——这一段经历，我稍后还会再谈。她的言谈举止常带有挑战性意味，有时轻松幽默，转瞬又会锋芒毕露，而她的这种气质中，蕴含着对成功应对自身承受的外在压力与内在张力的深深自豪。她毫无疑问也为自己能在男性主导的学术世界中立足而感到骄傲。她曾亲口对我讲述过一则众所周知的轶事：一向带有性别偏见的庇古（A.C. Pigou）刚刚聘任她担任学院导师一职，在审阅其他候选人材料时，突然意识到其中竟有女性，惊呼道：“我可不能选个女人！”显然，他并未意识到，他刚刚任命的——正是琼·罗宾逊本人。对此，琼·罗宾逊意味深长地总结道：看来他是把我当成了男人。

琼·罗宾逊一向偏好简洁有力的表达方式。当我被任命赴任法兰克福时，距离我在邦姆巴赫门下开始工作已经过去了五年。当时的背景是：人们希望为左翼学生们引入一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以便将“1968年一代”的意识形态争论引导到学术轨道上。遴选委员会的教授们或许比我本人更早察觉到了我性格中的保守倾向。不过，学生们仍然希望我能够加入，因为我对当时在法兰克福颇具争议的“价值形式理论”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琼·罗宾逊的一份推荐信理应成为我——这个尚未年满三十的年轻人——参与职位遴选的重要支撑。后来，我在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偶然找到了这份推荐信。当中在一段有关遴选程序的客套话之后，正文仅有一句话：“他就是您在寻找的那类人。”——就这么一句。照理说，推荐信通常不是应有几页之多吗？尽管如此，学院还是设法凭借这封“极简主义”的推荐信和另一封篇幅更常规的上级评语，将我的任命顺利推进到了上级部门，并最终获批。

我任职后不久，琼·罗宾逊应邀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学生们蜂拥而至，我却对同事们的浓厚兴趣颇感意外。我初来乍到，依然受到热情欢迎，同事们对我在学术表达上的规范严谨表达出赞赏之词，但同时也希望我能更多了解德国的经济学传统，特别是国民经济学（VWL）和企业经济学（BWL）之间的分野，而我当时仍坚定地相信剑桥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这一概念曾让我极为困惑。我也逐渐理解了为何德国在某些经济学分支领域会设立专门的教席，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例如当时设有运输经济学、社会政策、农业政策等专门教席，而企业经济学方向则被划分得更为细致。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同事还专门找到我，感谢我邀请琼·罗宾逊来访，因为她的著作深刻塑造了他们早年的经济学世界观。她曾穿着色彩艳丽的印度长袍闪亮登场，在法兰克福与我们共度数日，也曾愉快地一起参观法兰克福施泰德艺术博物馆（Städel），并对素食饮食表示欣赏，整个氛围显得亲切自然。但她的出现，也在学术圈子里引发了分歧与震动。她在著名的六号演讲厅（相当于如今的主讲堂）里发表演讲，座无虚席。就在我介绍完她的演讲内容、准备正式开始时，一群学生突然起立，要求中断活动。他们要我离场，去参加声援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抗议游行。我回应说，法兰克福的示威游行几乎天天都有，而琼·罗宾逊却只此一天。她随即提出建议，进行现场表决，结果是：压倒性多数的学生支持讲座照常进行。她最终做了题为《历史与均衡》（History vs. Equilibrium）的演讲，这场讲座后来也成为多个版本中流传最广的那个经典版本。在那次演讲中，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明地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均衡”的概念，同时也对自己早年在后凯恩斯主义语境中曾使用过的“均衡理论”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作展开。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在下一次大学讲师会议上，我遭遇两位年长教授的尖锐质问——一位是企业经济学家瓦尔德马·维特曼（Waldemar Wittmann），另一位是经济学家赫尔穆特·迈因霍尔德（Helmut Meinhold）。他们认为我不该允许现场投票，因为讲座内容已事先获批，程序上不应更动。后来我将此事告诉琼·罗宾逊，她对此极为愤怒，认为这种质疑背后是反民主倾向的体现。

自从琼·罗宾逊来法兰克福看望我之后，此后的数年里，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剑桥见上一面，直到她去世。我们见面的场合各不相同：例如约翰·伊特威尔（John Eatwell）与加雷尼亚尼在1970年代共同组织的政治经济学圆桌会议，或是偶尔参与的博士论文答辩与专题研讨会。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曾以瑞士博士后奖学金的资助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担任一年客座讲师。那段时间，我也经常见到斯拉法。彼时，琼·罗宾逊正与伊特威尔合著《现代经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1973），这部教科书以其独特的简洁风格，将古典价值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思想融合起来。然而，该书并未如预期那样取得广泛成功。评论者批评其语言密集、缺乏习题和教学辅助材料。此外，随着琼·罗宾逊对均衡概念的批判愈发严厉，甚至波及古典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主义语境中的均衡思想，这本书在逻辑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张力：它常常缺乏一本标准教材所应具有的清晰结论与理论收敛。该书在出版初期曾受到一定程度的青睐，但正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短时期的模型组合”之上——这些模型难以清晰地勾勒出经济增长的过程——其结果仍然依赖于人为设定的假设。因此，它最终呈现出一种对经济过程本质上持怀疑态度的描述：经济可能持续上升，也可能连续下跌。尽管如此，这本书在诸多细节上堪称杰作。例如，它以对经济理论史的深刻洞察作为开篇，在探讨货币与投资融资的章节中对复杂机制的阐释也极为清晰，并对当时仍在与西方经济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分配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我偶尔读到过这本书的一些草稿页，但并未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做出实质性贡献。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注意到德国的一些老同事偶尔会批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通论》，认为该书在某些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过于接近。他们的意思似乎不仅是指凯恩斯提出的“加强国家对投资的控制”的政策建议，而是指更具政治含义的内容。有人向我指出，《通论》的德文译本序言中确实提到，该书之所以也可被称为“通论”，是因为它适用于“总体国家”（Totalstaat，即集权国家）条件下的情形——这段话的措辞含义相当明确。当《凯恩斯文集》开始陆续出版时，《通论》也再次发行，并附上了包括德文版在内的若干外文序言，其中也收录了凯恩斯本人于1936年在困难局势下特意为德文译本撰写的那篇序言。然而，其中却缺失了那段颇具争议、明显是刻意添加的关键性表述。

于是，我前往剑桥，向约翰·伊特威尔询问如何与《凯恩斯文集》的主编、琼·罗宾逊的丈夫爱德华·奥斯汀·罗宾逊（E.A.G. Robinson）取得联系。伊特威尔立刻答道：“你去找琼，告诉她：‘我必须和爱德华谈谈。’”于是我给她打了电话，还没来得及解释我为何回到剑桥，她就像往常一样爽快地说：“来喝茶吧。”我去了她家，那是一栋半独立式住宅，中间共用一个入口——她住在左边。我先转到右侧拿了杯茶，我们寒暄了一会儿，聊了些学院里的新闻。接着，我试探地说了一句：“我得和爱德华谈谈！”她笑着说：“哈，晚上给我打电话。”就这样，我得到了指示，第二天前往公共休息室——爱德华会在那里出现。我向他说明了自己面对的问题，他立刻意识到了我的为难。在英国，他对此毫不知情，显然也没意识到：德国老一代经济学者们对这段德文序言中那句引人关注的表述早已了然于心。他随即解释说，他们曾在资料中找到一份凯恩斯原始德文序言草稿的复印件，但在未能逐句核对草稿与最终印刷文本之间是否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便将其直接刊印了出来。最终，在德国出版方的协助下，我们才得以厘清两个版本之间为何会存在内容差异。

有一次我和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一同在国王学院的花园中散步。我从未停止过对剑桥建筑与风景的赞叹，而那次散步对我而言更成为一段特殊的回忆——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卡恩忽然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剑桥经济学家们漫长而曲折的学习历程。不久，话题自然转向了斯拉法。他回忆道：“我们当时实在太无知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利润率。”这句自我反省，明显指向价值理论的新方向，而这一方向的转折点，正是源于斯拉法主编的李嘉图选集以及他与多布（Maurice Dobb）合写的导论所引发的思想冲击。我对卡恩竟会如此坦率地承认这一点颇感意外，毕竟他本人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到资本理论批判的讨论中。当天晚上，我们在学院大厅共进晚餐时，他忽然转向另一个话题，问我：“你炒股吗？”当我答道“不炒”时，他笑着调侃说：“在德国炒股也挺没劲的，毕竟德国大陆缺乏成熟的期权交易市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事情的发展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和谐。斯拉法虽然身体尚健、思维依旧敏捷，但记忆力明显减退。众所周知，他原本希望将个人财产及其无与伦比的珍贵图书馆捐赠给三一学院。由于他时常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一些稀有藏书不幸被盗——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版的手抄本，并带有作者本人所作的边注，这是独一无二的馆藏珍品。之后，学院在斯拉法的书架上加装了木条，以防书籍再次被擅自带走。此后便有传闻称，学院方面企图使斯拉法被宣告为行为能力丧失者，以确保其不会在临终前更改遗嘱。斯拉法的法定学术继承人加雷尼亚尼随即与学院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加雷尼亚尼把我叫到剑桥，他强调，如果斯拉法被宣告为丧失行为能力，社会舆论便可能怀疑他此前做出的学术选择和思想判断是否出于清醒和理性，这将给他全部著作蒙上阴影。尽管我对这一推论并不完全信服，但我仍出于谨慎态度，试图代表加雷尼亚尼为斯拉法向三一学院的成员说情。结果，我却遭到了琼·罗宾逊的严厉斥责。她与罗伯特·尼尔德（Robert Neild, 1924-2018）一样，似乎本能地站在了学院一方。“谁召你来的？”她厉声质问我。我没有告诉她是加雷尼亚尼的意思，但我并未掩饰自己对学院剥夺斯拉法自主权的做法感到不满。“那好吧，如果他不愿意……”她淡淡地回应道。事实上，罗宾逊本人也曾因其他原因接受过精神病治疗，这或许让她对类似处境秉持一种理性、甚至冷静克制的态度。

当斯拉法在医院中身心痛苦时，我曾前去探望。一位医生告诉我，他的脑部X光片显示出明显的萎缩，这真令人唏嘘。安东尼娅·坎帕斯（Antonia Campus）曾是加雷尼亚尼的助手，当时已是罗马的一位讲师，经常前来看望斯拉法。她显然十分细心，能够妥善照料这位因病行动不便、身体虚弱的老人。有一次，斯拉法坐在病床边的扶手椅上，喃喃地说：“我的朋友们呢？”我和安东尼娅半开玩笑地说，她应当嫁给斯拉法，那样她就可以拥有法律上的决定权，来安排其遗产的去向。我们都知道这只是笑谈，然而安东尼娅提到的一个事件却说明，学院方面的某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她回忆说，在某次探访时，加雷尼亚尼也在场，并与斯拉法交谈，还请他在某张纸上签了字，正巧琼·罗宾逊也出现了，她立刻意识到状况不对，冲向加雷尼亚尼，从他手中抢过那张纸条，她随后苦笑着将其归还。面对这一切，我最终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都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于是选择退出这场纷争。斯拉法和琼·罗宾逊于1983年同年去世。之后，在我接手整理斯拉法笔记的过程中，我延续了同样的中立立场。这批笔记如今已成为“斯拉法档案”，最初由克里希纳·巴拉德瓦吉负责整理，资料的物权则归三一学院所有，但加雷尼亚尼是其学术遗嘱执行人。学院希望推进出版，而加雷尼亚尼则选择将档案封存。一时间，围绕斯拉法学术遗产的争执在欧洲经济学界的圈子里愈演愈烈，而我则坚持继续置身其外。